荀子乃先秦最后之儒学大师，其学上承孔孟，下启秦汉，杂糅诸家思想之精华，传经论学，立异创言，着意在“外王”一系下功夫，终创宏大之思想学术体系，奠定其在儒学思想史和学术史之赫赫地位，《荀子》一书乃其表征也。晚近新儒冯氏友兰先生尝言：“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中国哲学史·子学时代·荀子及儒家中荀学》）然荀学颇遭后儒诟病，更遑论忝列儒学之道统谱系。从秦汉迄宋明及至清季，其地位几番起落，时被华言相誉，奉为圭臬；时被“鸣鼓而攻”，弃若敝履。晚近以还，其戏剧性之命运亦未能改也，“排荀”与“尊荀”之种种言说纷然登场，前者诸如湖湘谭嗣同斥之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二十九》）后者诸如康有为、章太炎者流，揭橥“尊荀”之帜，竭力为其洗冤辩诬，彰明其学大旨，并赋予其时代之新价值。
呜呼！荀学起落流变之势昭然见焉。大凡毁誉者流，盖出于学派之森然壁垒，间或囿于一家之政治言说，皆未能以客观之眼光对待之，亦不能作实事求是之界说，多以一己之价值规尺论是非，未免失之于偏颇。今以历史家客观之眼光和超然之心态，返归当世之语境考察省思荀学之实貌，乃吾侪清理前贤文化遗产之基本态度耳。
一、《荀子》与儒家之渊源及其对原儒之内在超越
举凡辨章学术，厘析思想，盖文本之可靠性是其大要也。然晚近以还，学界“疑古”“考古”之风渐起渐盛，蔚蔚然成一风行之潮流。学者诸公对《荀子》一书亦有不少存疑，对其诸篇作者之言说聚讼尤甚。作一历时性考察可见，汉季刘向校订是书称之为《孙卿新书》，并在《叙录》中说：“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经相校，除重复二百九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唐代杨倞改书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对三十二篇重新编排次序，即今本《荀子》是也。总揽诸公之说，盖有三种论说，一言《荀子》非荀子所作，有吕思勉、杨筠如等；二言32篇全为荀子所作，有杜国庠、刘建国等；另一言大部分为荀子所作，但有些篇章是其弟子所记或后人增益，有梁启超、郭沫若、张岱年等，对其中篇目之真伪亦人言言殊。今人廖明春先生在其博士论文《荀子新探》中对之进行了详尽考辨，将《荀子》一分为三：第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为《劝学》等22篇，并分成三个时期；第二类是荀子弟子所记述的荀子言行，为《儒效》等5篇；第三类是荀子所整理、纂集的资料，其中也插入了弟子之作，为《尧问》等5篇。作者把前27篇作为研究荀子思想和学术的主要依据，盖成一家之言。然诸家歧出之异说亦未能撼动荀子儒学大师和传经大家继往开来之特殊学术地位也。庞朴曾指出：曾在齐国临淄稷下机构中“三为祭酒”的赵人荀况，是当时学者中最大的学者。（《〈荀子〉发微》）盖是较接近当时历史实貌之言说也。
荀学之特质盖全在源于儒而又超越儒，据时世语境之变迁而自然损益之，故别于诸儒而卓然自成一派。韩非尝言：“世之显学，儒、墨也。”“自孔子之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孙氏儒即为荀子一派也。然荀子不为前圣之陈说所蔽，对当世儒之诸多别派亦多有讥评，对于子思、孟子之“内圣”一派过之尤甚，并反其道而行之，惟创性恶之说，着意开展适应时代需求之“外王”新义，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瞀儒嚾嚾然不知不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非十二子》）
但誉之者亦此，毁之者亦此。后世儒对之多加诟病，大有将其逐出儒门之势，然窥其言，析其理，荀氏之儒家立场昭然可见也，其归宗于儒门无可疑义。在传经一路荀氏之功尤著，清代学者汪中尝言：“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既没，汉诸儒未兴，中更战果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传之，其揆一也。”（《荀卿通论》）据其考证，毛、鲁、韩三家《诗》、《左传》《谷梁传》、大小戴《礼》、《易》等传授均与荀氏有关，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第二章说：“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盖是较信实之论说。
冯氏友兰先生析之更细密，说：“荀子为战国末年之儒学大师，后来儒者，多出其门。荀子又多言礼，故大小《礼记》中诸篇，大半皆从荀学之观点言礼。其言学者，《大戴礼》中直抄《荀子·劝学篇》，《小戴礼》中之《学记》，亦自荀子之观点以言学。盖当随荀学之势力，固较汉以后人所想象者大多多也。”（冯友兰《〈大学〉为荀学说》，《燕京学报》，7期，1930年6月；见《古史辨》，第4册，上册，第175-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并主张“《大学》中所说‘大学之道’，当亦用荀学之观点以解释之”。所以侯外庐先生指出：“荀子是后期儒学的伟大的代表，他始终没有离开儒家的立场”。（《中国思想通史》1卷，第53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二、人性的基点：恶的内质及其外向开展之内在“性”的凝练
荀子之伦理观为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本是恶的，凡显为善皆人“为”（“为”即“伪”）也，非出于先天之本性，与孟子人性之“善”说大相抵牾，亦是其隆礼重法思想之人性论基础也。《荀子·性恶篇》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之论证逻辑为人之天生性恶，必将多生恶欲，欲不止而任其横生滋长则争乱生，于是先王圣人制礼以规范之，以至于天下太平。《荀子·礼论》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不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而穷。先王恶起乱也，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性伪之界分是其立论之基础，其说别其自然之性和道德之性，前者乃与生俱来，是为“性”，而后者乃后天熏染而成，是为“伪”而非“性”，适与孟子（道德之性乃天生具备，后天之教育全为持守彰明此善性而不致于失）相左也。在《性恶》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