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近着〈说儒学四期〉一文，蒙贵刊登载。诵读再三，对其为未来中国别辟新路之宏愿，是耶非耶，有待论辩增益，笔者在此未敢置喙；然个中对“儒学三期说”多有针砭，或有失实偏颇之处。谨奉上两点商榷意见，供李先生参考修正。
一 “儒学第三期”不等于“现代新儒学”
首先是“儒学第三期”的定义。覆按原文，李先生是将之界定为“现代新儒学”：
按牟宗三的说法，自明末刘宗周死后，有清三百年又失其传，一片黑暗，直到熊十力出来，传至牟宗三、唐君毅等人，才又光大，是为“儒学第三期”。他们认为，今天的任务就是继续发扬这个以牟宗三为核心代表的“儒学第三期”。人名之曰“现代新儒学”，我称之为“现代宋明理学”。
请问，是什么人将“儒学第三期”称之为“现代新儒学”？诚然，“儒学三期说”乃是当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维明二先生所提倡的主张，但“儒学三期说”与“现代新儒学”，一是儒学历史的分期法，另一是学术派别的称呼；两者焉能等同？李先生将“儒学第三期”等同于“现代新儒学”，显是犯了语意转换的毛病而不自知。
“儒学三期说”应是一个兼容并包之设计，杜维明先生在展望它的前景时，似乎没有狭隘地理解为“现代新儒学”；在他的期许中，便很欢迎包括李泽厚先生在内的各地学人，对儒学进行不同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今天，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北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儒家传统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以及其可能引进的一些新的人文思想这一课题，照察得比较全面。人数虽比较少，但说服力较大。看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朋友们，像李泽厚、庞朴、汤一介、陈俊民、朱维铮都认为对这一问题值得进行探索。在美国像余英时、张灏、林毓生、李欧梵；在香港像劳思光、刘述先、金耀基；在台湾像张亨、梅广、钱新祖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性与多样性，也都给予肯定的评价。
也许，李先生未必愿意加入到杜先生所号召的团队之中，但杜先生及不少儒家学人尝试集思广益的用心，似亦不应抹杀。
在文章中，李先生列举了六点“偏误”（或曰“困难”、“问题”），究其底蕴，真正与“儒学三期说”相关者只有第一、第二两点。其余第三至第六点，都是针对“现代新儒学”而言，是耶非耶，片言只语难以论定；好在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李先生孤明独发的创见，在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和驳议，读者可自行覆按，毋须赘言。 在此只补充一句，李先生将他所认定的“现代新儒学”的“偏误”，硬派在“儒学三期说”的头上来，颇有张冠李戴之嫌，宜加检讨修正。
二 荀子和汉儒被抹杀了么？
李先生对“儒学三期说”所作出的两点批评，录如下文：
“儒学三期说”，以心性论作“道统”来概括和了解儒学，认为这是儒学的“神髓”、“命脉”。从而，孔、孟是第一期，孟死后不得其传焉，直到宋明理学发扬心性理论，成为儒学第二期。”……〔一是以心性 道德理论来概括儒学，失之片面。孔子本人极少谈“心”、“性”。“性”在《论语》全书中只出现两次。孟子谈了一些，但并不比谈社会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三期说”以心性道德理论作为儒学根本，相当脱离甚至背离了孔、孟原典。第二、正因如此，“三期说”抹杀荀学，特别抹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在他们看来，汉儒大谈“天人”，不谈“心性”，不属于儒学“道德”“神髓”。这一看法不符合思想史事实。”……〔把它一笔抹杀，我以为是明显的偏见。
这并非李先生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早在五年前，即1996年1月，他在吉隆坡讲演，便有类似的言论：
以牟宗三为首的现代新儒家认为，真正算儒家的，除了孔、孟以外，就到宋明理学，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算是儒家；其他的人，甚至汉代的董仲舒都被排除在外了。”……〔我不赞成杜维明教授的三期说。杜教授的三期说是：孔、孟第一期，宋明理学第二期，现在第三期。这个三期说把汉代忽略掉了，这是一种偏见。汉代的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第一期是孔、孟、荀；以董仲舒为代为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才是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只能算是第三期（即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
李先生一再为荀子和董仲舒叫冤抱屈，责难当代新儒家基于“偏见”而忽视了他们，故此特地主张为汉代儒学另立一期（即他所宣传的“儒学四期说”），以示彰显。
另立一期与否，是李先生个人的自由，旁人无从置喙；但他硬说当代新儒家只谈孔、孟，忽略荀子和汉儒；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只要认真地查考相关的文献，而不径自从主观的印象立言，即会发现李先生的指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且看牟宗三先生如何说：
儒家学术的第一阶段，是由先秦儒家开始，发展到东汉末年。两汉的经学是继承先秦儒家的学术而往前进的表现，而且在两汉四百年中，经学尽了它的责任，尽了它那个时代的使命。从汉武帝复古更化说起，建造汉代大帝国的一般趋势，大体是“以学术指导政治，以政治指导经济”，经学处于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因此，不能轻视汉代的经学，它在那个时代，尽了它的责任、使命；尽得好不好，是否能完全合乎理想，则是另外的问题，至少在汉朝那种局面下，儒家以经学的姿态出现，而尽了它的使命。
上述引文，一再申述汉代经学的重要性，李先生能看出牟先生有半点否定汉儒的意思么？谈到先秦儒家，牟先生从来没有剔除荀子的意思，先不说他本人曾在《荀学大略》和《历史哲学》二书所作的研究，即使在界定“儒学第一期”之时，也丝毫没有忘记了荀子：
儒者之学，除显于政治社会之组织外，于思想则孔、孟、荀为第一阶段，《中庸》《易》《乐记》《大学》为第二阶段，董仲舒为第三阶段。此儒学之由晚周进至秦汉大一统后表现为学术文化之力量而凝结汉代之政治社会者也。两汉四百年，为后世历史之定型时期。一经成型，则礼俗传统，于焉形成。
除了荀子和汉儒，牟先生还注视到《中庸》《易》《乐记》《大学》之地位。这可说明，“儒学第一期”的内涵，绝不如李先生所指责者那么狭窄，只有孔、孟二人而已。
至于杜维明先生，是否有意扼杀荀子和汉儒呢？还是用文献来说话来得比较可靠：
所谓第三期，是以先秦两汉儒学为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二期的提法。
对儒学的发展，我是这样来进行分期的。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东亚文明的体现”）。
从“先秦两汉”和“从先秦到汉”的界定，足证杜先生对汉儒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在另一场合中，他还这么说：
可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则是塑造儒家价值系统的那些重要人物，从孔、孟、荀、董仲舒，一直到北宋诸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戴震……
这一大串的儒者谱系上，也没有漏掉了荀子和董仲舒。此外，在《现代儒学与儒家传统》一书中，杜先生追索儒家传统的起源和发展时，不只说“孟子和荀子继承孔子所提出来的一些中心课题，逐渐成为定义儒家传统的大方向”，更指出了汉代儒学发展的一些症结。 在在可见，抹煞荀子和董仲舒的罪名，同样不宜用在杜先生的身上。
征诸其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学人，李先生的指责也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唐君毅先生，着有《中国哲学原论》六卷，《导论篇》的〈原心〉、〈原名〉、〈原辩与默〉，便有探讨荀子哲学的部份，《原道篇》亦有专章分析荀子“成人文统类之道”；而有关汉儒的研究，更占了《原道篇》第二编七个章节的篇幅。又如徐复观先生， 耄耋之年，以两汉思想史为志业，原定计划是要写五大卷， 因天年所限，只写毕三卷。任何人，只要正视到这洋洋百万言的事实，怎还可以批评当代新儒家只谈孔、孟，而不重视荀子和汉儒呢？
以上拉杂写来，容有芟荑，希望对于“儒学三期说”有所澄清，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