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儒家思想开始了新一轮的回归。所谓“回归”，是反思，是回味，是恢复记忆，是再到祖宗的怀里吸吮民族的营养丰富的乳汁；现在这种回归是历史的必然，虽然还是点点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势不可挡——
“儒家思想与跨文化交流”这个题目正符合儒家的思想，也正符合当今时代对儒家思想的期待。由于喜欢“它”，甚至是信奉“它”，所以我常常思考“它”，这个“它”就是儒学。这里，我就着儒家思想与跨文化的交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研究儒家思想，任何时代大概都回避不了对儒家原始经典的诠释
这就是为什么大约每过五百年就有一次注释儒家和其他方面经典的高潮出现的原因，只有清代乾嘉时期距现在不过二百五六十年。为什么不符合五百年左右的周期，打破了这个规律呢？那是因为这二百五十几年里出现了一次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的运动，人们对古代的文献极为隔膜了，同时这一时期发生了制度的质的飞跃，因而必须缩短这个周期。形成这样一个规律，自有它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今天不在这里探讨，我只想说，任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都有它的时代性与诠释者的个性在里边，因而无不打上各个时代和那个时代诠释者个人的烙印。
今天我们有更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工具来研究儒家思想，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步，真正地复原原始儒家。弄清了“原”，才能够对战国时期的孟荀、两汉时期董仲舒和其他人，一直到南北朝、唐宋以及以后的诠释家的著作，分清楚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的、哪些是他那个时代的、哪些是孔子原来的。经过这样一个清理才能够把握儒学思想的红线、经脉或者说核心。这个核心，以及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在演变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新的东西。“新”，不一定都好。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才能分出是与非、优与劣，这恐怕是研究的第一步。当然，现在诠释儒家著作，也有今天的局限，只不过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今人的局限恐怕需要后人去评判，那时他们就又前进了。唯有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巅峰，才能发扬光大“我”之认为好的东西，才能使之为今天的人，而不是为古人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应该引起注意:就是要摆脱乾嘉学派的牢笼。在很多的学术史著作里边，从皮锡瑞开始，说清是汉学发展的高峰，而且乾嘉学派也打着汉学的旗号。
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我认为，乾嘉学派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用客观的、真正的语言与文字的视角、方法解释了先秦的经典，但是就乾嘉“汉学”的整个流派来说，是对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对国学的极大的破坏。因为乾嘉学派注意“器”，而很少注意“道”。他们提倡的“实事求是”也是回归，但是仅限于“器”，汉、唐的经学家是言“道”的，训诂直接为“道”服务，乾嘉学派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回归。皖派是乾嘉学派的中坚，以至于说“乾嘉学派”就指皖派。戴震还是道器兼治的，而且在道的阐述和创造上是有成就的，但他的弟子们几乎都只得其考据学中的一体，至于哲学、思想史，都不继承。皖派成为学术主流，别的学术，特别是对“道”的研究，就被淹没了。后来出现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没有受到皖派直接熏陶的(到清末出现章太炎，则是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又是一次逆向回归)。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当时的道只在皇帝的脑子里:天下事由我管，你管得着吗？想管，杀头！这是个原因，但是还有别的原因，学术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等等。形成这样一个流派之后，所谓乾嘉学派，不断地向前走，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因此，在清代的考据学中，特别是晚清，稀奇古怪的解释就出来了。如果我们不摆脱乾嘉诸老的这种思想上的牢笼、治学思路的牢笼，就走不出新路来。当然，所谓摆脱他们的牢笼，并不等于不要文字、训诂，考据、版本，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第二步，要摆脱“五四”以来的羁绊。“五四”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是一座丰碑，特别是挑战传统文化，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形成了我们近代社会的新的传统。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先驱者，从陈独秀到胡适，他们对science(科学)和democracy(民主)的理解并不深刻，同时他们也不是很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东西，更不会清楚地看到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西方近代文化所提出的质疑。因此，他们往往拿着自己理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回头观照我们固有的传统儒学思想，这样难免发生某种扭曲。必须看到，至今，这一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这一点不突破，不敢挑战“五四”时期先驱们的一些思想，那么，今天的儒学研究就无法前进，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十多年前你们打倒孔家店，现在又要重塑孔家店？”当然，这话是不准确的，我们不是重塑孔家店，儒学也成不了垄断一切的“店”。我们今天研究儒学，是把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孩子再抱回家里，脏水并不收回，也收不回。今天和“五四”时代有着非常近似的社会状况，这就是不戴眼镜的话是两只眼，戴上眼镜是四只眼，一直盯着西方，常常拿着西方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固有的东西。
总之，儒家思想要从诠释开始，诠释要摆脱一些羁绊和牢笼，一句话要破除迷信，要像我们“五四”时期的先驱者那样，对于权威打个问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有人说，近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发展儒学的好形势。其实没那么回事
有人说，近来中国大陆上现在蓬蓬勃勃地出现了发展着儒学的好形势。我认为，没那么回事。大陆只是在极少的学者和学生中，极少的刊物中经常发表要重新审视儒学的呼声，在十三亿人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能看到受儒学极其影响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在学术界，现在弥漫着的还多是欧洲传来的东西、欧洲中心论引导下的东西。事实上，在哲学、天文、乐理、中医等诸多领域，在社会生活里，在后现代的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美欧的影响。所以，我说在中国大陆上复兴儒学，任重道远。
今天，弹奏古筝、古琴，吹吹箫，演奏民乐，如果在社会上卖票，那么，这样的乐团能很好地活下去吗？很难！但是，穿上露脐的衣服，来个脐钉，来个耳钉，再来个什么钉，拿着话筒，甩头发、跺脚、握手、最后来个飞吻，人们对此却是趋之若鹜。学术根植于社会。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要振兴儒学，道路太漫长了，需要一个文化的复兴，不是以年计，也不是以十年计，常常要以百年计。宋代的儒学是经过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加上韩愈所说的道统的恢复、积累，以及南北朝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唐代的十三经正义(义疏)之学，还有道家的长期影响，这样才酝酿出一个程朱理学呀。
●跨文化的交流的目的是什么
我同意汤恩佳校长说的一种观点: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向世界人民奉献另外一种样子的文化，这样，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共存、共长。你学习我、我学习你，可能在二十二世纪或二十三世纪出现那种混杂的、非你非我、有你有我的新文化。这就是六十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宣言的目的。
千万不要以为儒家文化能够救中国、救世界，如果有这种思想，我们就掉到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里，变成了中国中心论。人类世界必须是多种文化的融合，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当然，世界上有普世性的道理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之中，但同时各个国家的文化都带有自己的个性。即使天主教，在各国的形式也并不完全一样。要想做到与世界各种文化共存共荣，我们就不仅仅要向外国文化学习，还要弄清楚外国的文化背后的人们是怎么思考的，还要了解外国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是出于什么目的。换句话说，就是换位思考。这一点已经有人作出了很好的探索。我知识面很窄，看的书不多，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哲学家安乐哲与郝大维二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一系列的探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就是从最基本的概念——儒家的概念诠释开始，尽量恢复它的语境，求得它的原始意义，破除三四百年来从用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开始的对儒家经典的误释。
●研究儒家要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层
被现象羁绊这是“五四”时期先驱者们所犯的一个通病。当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先驱者们在寻求救国之路，当然首先对封建礼教开刀，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回头看看，比如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上册(只出了上册)，以及鲁迅先生所写的一些杂文，他们是:第一，打得对；第二，他们打的是儒家思想投射出来的形态(政治，习俗等)，没有再深入下去；第三，那个时代需要。所以我们不能责怪先驱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