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被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似乎早已是定论。其基本依据无疑是《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但是，在先秦子书中，以某子命名的书，并不一定全为某子所写。例如，论者们都承认，《庄子》一书，并不全出自庄子一人之手。笔者认为，《性恶》在《荀子》全书中是非常独特的：其他篇都不以人性为恶，唯独该篇以人性为恶。依此，我斗胆推断：它的作者很可能不是荀子本人。
先从荀子非常有名的一段话说起：“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这段话不出自《性恶》，而是出自《荀子》的另一篇《礼论》。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这话与《性恶》的主题的区别。但是，认真比较《性恶》与《礼论》，会很容易发现二者对人性的看法有严重分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性恶论与性朴论的分歧。显然，《礼论》的人性论是一种性朴论。性朴和性恶的区别非同小可。朴之性是伪的基础，故“无性，则伪之无所加”。为了使朴之性变善，只需要伪对它进行加工，而没有必要将它全部废弃，正如为了使璞变为玉，只需要对璞进行加工，而没有必要将它全部抛弃一样。但是，为了使恶之性变善，却需要对它连根拔起，抛之弃之。从恶转到善的轨迹，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从朴转到善，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转那么多度。另外，与《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刚好相反，《性恶》的作者明确地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假如《礼论》和《性恶》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这两种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一个非常讲逻辑的哲学家，荀子应该不会自相矛盾地这般述说。
第二，性伪分和性伪合的分歧。性伪之分是《性恶》的一个基本思想，《性恶》的作者批评主张性善的孟子不懂得性伪之分，因而极力强调二者之分。但是，《礼论》却明确地主张“性伪合”。在《礼论》中，性和伪的关系是一种结合、配合、联合的“合”的关系。与之相反，在《性恶》中，性和伪的关系是一种分开、分离、分化的“分”的关系。读《性恶》，你会感受到性和伪对峙的紧张状态，而读《礼论》，你会看到性和伪合作的轻松气氛。可惜的是，论者们在讨论《荀子》一书的人性论时，都把《性恶》有关性伪的论述和《礼论》的混在一起，而未看到二者的根本不同。论者们一般看不到《礼论》是讲“性伪合”，而《性恶》是讲“性伪分”的。
第三，养情欲与逆情欲的分歧。在《礼论》中，礼义是用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礼义与情欲相顺、相合。但是，在《性恶》中，礼义是用来“矫饰人之情性”，“扰化人之情性”的，礼义与情欲相逆、相悖。在《礼论》中，礼义给情欲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以便让它们不会导致争和乱，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让情欲得到满足。但是，在《性恶》中，礼义则纯粹是一种跟情欲相违、相悖的力量。正如伪是跟性“对着干”一样，礼义也是跟情欲“对着干”的。《性恶》的作者显然背离了荀子在《礼论》中的礼义养情欲的思想。《性恶》之反性悖情与《礼论》之养欲给求，无论如何是不相容的。
以上说明了《性恶》与《礼论》对人性看法之不同。同样，《性恶》与《荀子》其他篇如《正名》、《天论》、《荣辱》、《劝学》等对人性的看法也不同：《性恶》以人性为恶，其他篇却不以人性为恶。如何解释这种分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荀子在不同的时期对人性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不过，笔者却难以接受这种解释。其理由有二：第一，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子的著作，都是在他晚年完成的：“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孟子荀卿列传》）如果这一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荀子是在他人生的后期从事著述的。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荀子在晚年时一方面在一篇文章中力辩人性恶，另一方面又在其他文章中不以人性为恶，这看来是不可能的。第二，在现存《荀子》中，只有《性恶》一篇主张人性恶，而其他各篇都没有这种主张。以人性为恶的文章只有一篇，而不以人性为恶的文章却有多篇，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性意味深长。如果荀子真的主张过性恶（不管是在早期，还是在晚期），为什么只在唯一的一篇文章中表达这种主张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在他的多篇文章中看到性不恶的思想一样，也能在他的多篇文章中看到性恶的思想呢？
既然如此，什么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在笔者看来，该篇和他篇是由不同的作者所写的这种解释更为合理。作为一个具有严密的逻辑头脑的哲学家，荀子应该不会既主张性恶，同时又主张性不恶。有人恐怕会问：以《性恶》为荀子本人所作，而《劝学》、《荣辱》、《天论》、《礼论》、《正名》等为荀子后学所作行不行呢？纯粹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这样设想。但是，从实际上来看，这样的设想不合理，因为正如上引司马迁所说的，荀卿曾“著数万言”，而仅《性恶》一篇肯定不会有数万言。并且，只要我们承认《荀子》一书中起码有部分篇章是荀子本人所作的，那么，作为全书首篇的《劝学》不是他的作品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正如作为《庄子》一书首篇的《逍遥游》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事实上，一般论者都不难接受，《荀子》一书的大部分文章为荀子本人所作。
既然《性恶》的作者不是荀子，那么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在至今知其名的荀子弟子（韩非子、李斯、浮邱伯、张苍、毛亨、陈嚣）中，我们未见他们以人性为恶的文字资料。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他们排除在《性恶》的作者之外。看来，它是一个或数个不知名的荀子后学所作的。既然不知名，我们就无法断定他或他们是谁。不过，我们可以推断该篇产生的年代。
现存《荀子》一书，是由生活于西汉末年的刘向整理的。在刘向整理该书时，他发现有三百多篇，但大部分是重复的。他把重复的部分删掉，最后剩下三十二篇。他还说，“荀卿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别录》）这是以荀子为性恶论者的最早说法。两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沿用刘向的这一说法，而似乎没有人怀疑过。刘向是一个伟大的文献学家和目录学家，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却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没有看到《性恶》一篇与他篇的严重冲突，没有看到性恶思想跟荀子整体思想的严重相悖，以为凡是以荀子名义写的，都确实是出自荀子本人之手。
正如上面指出的，为荀子作传的司马迁、其学出自荀子的陆贾、“作书美荀卿”的董仲舒都没有提到荀子主张性恶。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性恶》在西汉初期还没有产生。该篇很可能是生活在西汉中后期的荀子后学或与荀学有关的人所作的。他（或他们）将荀子的性朴论（或性善恶不定论）改为性恶论。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3月20日
来源：儒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