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从现代人的感情苦恼说起
若要问现代生活的本质是什么，须从现代人普遍的苦恼是什么问起。而答案显然，就是生命感情不得安顿、不得舒畅的困恼。
我们不妨试看看各辅导机构的统计，来投诉的个案的确以感情问题占绝大多数。这当然包括生命感情的内部问题，就是人生意义、身心安顿、情绪失调等困恼；以及生命情感的外部问题，就是人际关系、友情爱情、家庭婚姻的疑惑。与过去相比，现代人已经愈来愈少因衣食不周、生活无着而自杀，却愈来愈多因感情问题而自杀杀人；而精神、情绪等身心症也日益成为现代人病痛的大宗。我们已几乎可以断言：过去数千年人类的生活是以谋生为中心（所谓「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今后则将是以感情生活为主题，以自我实现为中心。二十世纪正处于这两大时代之交，可说是旧礼已坏（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已愈不管用），而新礼未立（新人生观尚未酝酿成熟，为人人服膺践行）。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当然是充满矛盾与苦恼的，而我们则正要通过检视、体察现代人普遍的苦恼，去为未来的新生活观找到合理的定位。
二、人性的两重需求与人文发展的两阶段
（一）谋生需求的优先迫切性
何以人类的生活观会有这样的变迁，我们不妨从人性的两重需求谈起，从而演绎出人文发展的两阶段论。
凡人之存在，都有初级与进级两重需求。其初级需求就是与一切动物乃至生物相同的生存需求。告子即以此界定人性（人之动物性），而说「食色性也」[1]。也可以用美国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许诺的四大自由的前两项来表示，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亦即民生必需物资的需求与安全感的需求。
这种需求当然是有优先性乃至迫切性的，当其尚未获得充份满足之前，是无暇亦无心去感知、关怀进级的人性需求。因此人的生活自然会环绕谋生这核心而展开，是为「以谋生为生活中心」。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人除了要努力工作，还须纳入一「集体安全体制」，也就是从政治到家庭的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倾向于威权的组织体制），依附强而有力的管理阶层的领导(君、父、男人），以获取安全的保障。这就是过去以「三纲」（父子、君臣、夫妻或说男女）为名，以尊卑上下为关系特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社会结构。
当然，为了换取这份生存的保障，人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就是放弃依个人意愿去发展自我的自由。亦即须对这倾向威权的体制几近无条件服从（所谓尽忠尽孝守贞）。不过幸好的是，当人的初级需求尚未充份满足之前，本来是无暇顾及诸如自由、尊严这种进级需求的。于是这权威的、超稳定的结构也就是可以顺适地维持下来，以至数千年之久。
（二）价值需求出现却不知满足之道何由
但当人性的初级需求已获得满足，或社会的进步发展到可以普遍满足人的初级需求之时，一种属于人所特有而动物没有的进级需求便会出现，那就是意义、价值、尊严、自由与爱的需求，或总称为自我实现的需求。孟子即从此处界定人性，而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而且即订这样的性为价值之源，而说人之性善。
这种价值的需求如果获得满足，人就会真正感到悦乐，这可称之为「正向的存在感」，如果不得满足，人就会感到忧、惧、惑、怨、尤（依儒家）、负累（依道家，即心理倦怠感）、烦恼（依佛家）、或空虚、无聊、烦闷，这可总称之为「负向的存在感」，实即是一种不存在感。这当然来自意义感之缺如而非衣食的匮乏。而这种因意义缺如而产生的负向存在感是当人还没吃饱饭之时不会产生的，所以严格地说，当人衣食未周时，只是动物而还不足以称为人，须得这种意义之需求产生，且因不得满足而感到空虚烦闷之时，人才进入人的范围。因此这种强烈要求要成为人的心灵需求，乃可界定为人性的进级需求。
而现代便正是社会已进步发展到可普遍满足人的初级需求（衣食），而进级需求（价值、意义）也因此普遍萌发的时代。这当然要感谢西方近代文明伟大的贡献，因为西方文化传统就正是针对人性的初及需求而设计的。西方文化的两大要素是科学与民主法治。前者相应于物质资源的生产课题，足以助人免于匮乏；后者相应于物质资源的分配管理课题，为的是要助人免于恐惧。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明机器，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第二次发明计算机，成为管理上的利器），已原则上解决了人的谋生问题，于是人从繁琐的谋生负担中解放，女性尤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与心智启蒙，社会也日益开放民主多元。在这样开放自由的环境中，人性的进级需求遂自然普遍萌芽，生命感情的存在与发抒的问题也自然成为人普遍关注的焦点了。
但问题在这种生命感情、价值尊严的需求已普遍出现了，可是满足之道却不甚了了，人们已有了强烈的问题感，却还没有方向感。这乃可以说明为什么现代人在丰衣足食之后，反而更感空虚无聊烦闷。原来关键在于人性需求已升级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却没有随同升级，仍然沿袭求衣食满足的旧模式，想要藉此来满足心灵价值的新需求，例如仍想靠不断累积财富与权力来支撑自我（这在以谋生为中心的时代是有效的），当然会日益感到心劳力绌，正如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因此，如何为已发展到以求意义价值的满足为本质的现代生活找到一个相应的人生观或解题之道，当然就是现代人的当务之急。
三、儒学本质与现代生活之相应
（三）孔子之超时代
这样一套相应的人生义理，可以在那里找到呢？我们赫然发现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便已被正式提出而且发展到圆熟的地步。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是针对人性的初级需求而设计，我们不得不说针对人性的进级需求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是领先全世界的大国。这一套求价值创造、自我实现的安身立命之道，即概称为儒学或生命哲学。当然此处所谓儒学指广义，内涵上实已包括道家乃至佛家的义理。
但既然中国在文化传统上自有如此一套成熟的生命哲学，为什么历代以来成圣成贤者还是如此稀少？也常不免有儒门淡泊之讥呢？是这一套学问不够真实、没有用？还是它太过玄奥难懂、不切实际？
太过超时代了，以至于与人性发展的自然进程不相应。基于前文所述的谋生优先，孔子在周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仍在为衣食萦怀的时代，首先明白看出人生的终极关怀、永恒需求是意义价值的需求（相对的，衣食谋生则只是暂时性的需求），是非常稀有、另类、前卫的。由此建立的儒学或成人之学或生命哲学的传统，也因此是超时代而不免曲高和寡的；遂使得历代有志扶树正教以为庶民立人极的儒者常在艰困之中，而圣贤学脉也就只能一点心传，不绝如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