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伟大教师，传说他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许多弟子们长的追随他数十年，短的也有十几年。那时的教学方式是师生相对，如同朋友，孔子又是一位性情温和、博学多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老师，师生之间建立非常深厚的感情。孔子去世后，许多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恰恰弟子有若外貌像孔子，“弟子相与公立为师”，让有若扮演孔子。后来因为有若也仅仅是外貌像，内在力量不足，同学们还是把他赶下了老师的座位。从这个故事可见弟子们对孔子的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和与他们平日往来，想念恩师时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的感情的力量.为什么《论语》中的孔子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好像在与每一个读者对话？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认为《论语》是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鲁国君等）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子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当时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都可称《论语》。
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最初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说的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下来、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那时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大多只是三言两语，但只要是老师的话就记下来，曾经亲历的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读者，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像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
《论语》是儿童读本 两汉以前载籍中记录有孔子言行的书籍有许多（如《左传》《礼记》等），但自古以来以《论语》中的最可靠。它又十分浅白，适于初学阅读。宋代吕本中在《童蒙训》中说：“孔子以前，异端未作，虽政有隆污，而教无他说，故《诗》《书》所载，但说治乱大概。至孔子后，邪说并起，故圣人与弟子讲学，皆深切显明，《论语》《大学》《中庸》皆可考也。”宋儒认为《论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最正，所以把它作为基础教育教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说：“旧时教儿童，注重发蒙。儿童五六岁以上，家中延师，具衣冠酒食，封红包贽敬，列朱笔，请先生点破童蒙。先生即以朱笔点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四书《论语》首句；先生读，学生随读，读毕全家谢先生，是为读书儿童一生发轫之始。案中国社会最重蒙师，尤重发蒙之师。此种风气，宋代最甚。考宋人轶事，某门下中书（宰相）还乡，必具衣冠拜于启蒙师床下。”可见当时社会风气，及《论语》在读书人一生中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中的儒学与《论语》 近来人们批评传统的中断往往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认为自“五四”以来到“文革”，中国思想界主流是被彻底否定传统的激进主义操控的，因此导致传统文化的中断、乃至流落殆尽。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确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就整个运动来看，人们不是完全否定孔子、儒家学派及其经典的，而是要打破其一统地位，重新评价它。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也只是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不仅是李大钊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可见，当时学人主要还是针对被统治者利用已经非常腐朽的儒学（与原始儒学已经有很大不同）实行文化专制。因此，新文化运动以来，是以科学态度整理国故，而且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肯定孔子在政治上是力主“改良”，说孔子“深信教育功效最大”，因此强调“有教无类”“性相近，习相远”。他并作白话诗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尽可废。”可见五四时期中坚人物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即使以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命的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以前也没有完全否定儒家、孔子，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总结，应该“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论语》的研究也从未中断，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们都是有所突破的。
当今的“读经”热与《论语》 “厚古薄今”思潮的一个“反动”。这里的“反动”是指相反的作用。数十年来，当局强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倒是一种左倾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映，“批孔”则是这种思潮的畸形、恶性的发展。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大多被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加以扬弃，并用流行的政治文化取代。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越来越少，甚至是一无所知，那时“政治正确”几乎成为一切。传统学问中注重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凝结为对依照“礼”建立的秩序的尊崇和对道德的强调，国人也常以“礼仪之邦”自诩。可是经过“文革”，传统文化被砸烂，人们连鞠躬不会了，倡导“五讲四美”要从说“您好”“对不起”学起。这是多么令人可悲的事情。人们又看到当时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都是重视儒教的，这些都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儒学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