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也要研究实际中的儒学传统；只有这样来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讨论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才可能有全面的视野和坚实的根据。
正确运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评价尺度并将两者相统一，就能化解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评价儒学传统上的对峙，从而超越这对峙的两者。否则，轮回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峙中，正确评价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就没有可能。
2006年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论述儒学“当代价值”的著述，触目皆是。这里需要研究和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这至少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如何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
讨论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无疑以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为基础。这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以“道统”说来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是否恰当？唐代韩愈编撰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宋明理学加以继承和发挥，以直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从“五四”直至如今的现代新儒家，大体是按照“道统”说的精神来阐释儒学传统的。近十几年来，随着现代新儒学成为“显学”，他们对儒学传统的阐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于是，现在学界向人们揭示和呈现的儒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道统”之一脉相承的历史。这是有偏颇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杜国庠对当时现代新儒学以“道统”说之理念考察儒学传统提出质疑，指出思想的发展并非“道统的独霸”，而是贯穿着与之抗衡的“异端”。他和侯外庐等在当时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系统地发掘了被“道统”所排斥的“异端”思想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儒家。他们揭示和呈现的儒学传统有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道统”说的正统儒学和“异端”的非正统儒学。
平等地从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这两种传统中去发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由“五四”孕育而来，余英时指出，“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这意味着非正统儒学的传统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历史凭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就是以包括非正统儒学在内的“异端”为其思想资源。侯外庐、杜国庠等写作《中国思想通史》把“异端”的思想传统称作“实事求是”或阐发其唯物主义因素就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探讨儒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就更加不能只提正统儒学，而把非正统儒学弃置于一边。
其二，儒家典籍的论述是否等于实际的儒学传统？引证、排列儒家典籍上的种种论述，由此得出儒学有什么样传统的结论，是认知儒学传统的重要途径。但是，由此得来的只能说是典籍上的传统，并不能等同于实际存在的传统。讨论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把握实际的传统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从实际的传统中，才能认识到典籍上的传统是否实现了价值，是以怎样的形式实现价值的。典籍传统不等同于实际传统，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前者是被倡导的，后者是被接受的；而被倡导的东西，在实际中有被接受的，也有不被接受的。儒学的某些传统属于只是在典籍上倡导的，它们并没有为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实际的传统。比如，先秦时期儒家都讲重义轻利，其宣传对象主要是各诸侯国的国君，但国君们没有接受如此的宣传，要不然就不会有春秋战国无义战这一说了。以后儒家典籍一再申述重义轻利，恐怕是因为事实上它没有被普遍接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考察重义轻利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时，大概探讨它为何不能在古代成为实际的传统要比探讨它在今天有哪些价值更有意义。
其次，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而抽象的观念一旦转化为具体的存在，其形态必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就是说，当典籍上观念形态的儒学传统成为实际存在于人们行为中的传统时，后者所呈现的情形是很不一致的。比如，“内圣外王”的儒学传统，其实际存在于古代社会不同阶层时，情形各异。对于皇帝来说，“内圣外王”大体上是由“王”而“圣”，其逻辑为既然已是“王”，那必然“圣明”。对于儒生士人而言，“内圣外王”为抱负，或表现为以做帝王之师为己任，用“内圣外王”来塑造帝王，如程颐任“崇政殿说书”；或表现为实现立言、立德、立功之“三不朽”，如王阳明就是典范。到了农民那里，“内圣外王”主要转化为渴求“圣明天子”和圣王并举的好官替他们作主。儒学传统在实际中的多样性，是其价值不同侧面的反映。关注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不能不考虑其原本存在的这种多样性。
再次，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典籍上的儒学传统是以概念、范畴、命题来表达的，这些概念、范畴、命题有其稳定的涵义；而实际的儒学传统处于活生生的变动之中，它在原有概念、范畴、命题的名号下与时俱进，在变动中既保持着传统的一贯，又使得传统绵延不绝而产生新的生命力。讨论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这是特别需要提出的。因为对于当代中国实际产生影响力的儒学传统，基本上不是静滞在典籍中的东西，而是经过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淘洗，其内涵整合了异质文化尤其是西学，在动态的自我更新中获得了与现代价值的相匹配性。比如，现在常常讲的“天人合一”，继承了天人和谐的传统，但原先“天人感应”、“天命论”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色彩在近代以来一直遭到批评，已经被消除了，并且融进了来自西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对科学主义的现代反思。这告诉我们：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在实际中的流变，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蜕变，是讨论儒学传统当代价值的重要基础。因为从思想发展的历史来讲，近代中国是刚刚逝去的“昨天”，蜕变于那时的儒学传统是对“今天”的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
总之，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也要研究实际中的儒学传统；只有这样来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讨论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才可能有全面的视野和坚实的根据。
二、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
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即以怎样的尺度来评价儒学传统。这也是讨论儒学当代价值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评价传统文化的尺度，曾有大家熟知的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的二分法。以此尺度来评价儒学，有两个缺陷。缺陷之一，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标准。评价对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巨大深重影响的儒学传统的价值，显然不能只有政治性这个维度。缺陷之二，这很容易导致儒学传统只有负面价值的结论。因为儒学传统主要是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很难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能在其中萌生发育。1957年冯友兰提出了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从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这两个尺度来评价儒学传统。他认为就前者而言，儒学传统没有什么当代价值；但就后者而言，几乎都可以分析出在当代还有价值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民主性”、“封建性”评价尺度的两个缺陷。但是，对具体与抽象作如此的区分，实际上是把两者相割裂。儒学传统绝非是具体和抽象互不相干的两橛，它既是具体的，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又是抽象的，即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性。同时，只有来自具体的抽象，才是有真实内涵的抽象，否则只能是没有根基的主观臆断。因此，如何从没有当代价值的具体意义中获得具有当代价值的抽象意义，“抽象继承法”是无法说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