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本字为生。《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 阮元曰：“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商周古人造此字，已谐声，声亦意也。”（《性命古训》）
何谓性？孟子引告子之言曰，“生之谓性”。《尔雅》曰：“性，质也。”性是物类天生之本性或特质。
庄子曰：“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
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
《吕氏春秋》曰：“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能为也。”（《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
董仲舒曰：“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性是物类天生之本性或特质，所以，同一物类，其性亦同。赵歧曰：“凡物生同类者皆同性。”（《孟子注·告子上》）[1]牟融曰：“物类各自有性，犹磁石取铁，不能移毫毛矣。”（《理惑论》）“故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南史·张充传》人类认识事物，重在认识事物之特性，人类利用事物以达己之目的，亦应依循事物之特性。
由物性而有人性，物性是物类的本性或特质，人性是人类的本性或本然之性、天然之性。[2]人性根源于人之天，故称作“天性”。然人性并非只是人之天性，亦是人只所以为人的表现和确证。人之天性是人先天所具有的，就此而言，人与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动物虽有族群却不能形成社会，人一旦脱离社会则不再为人，虽然其体质、外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所以，人之为人，并非天生即是人，更在于后天之教化、养育、习得才使人真正成为人。
一
儒家之人性论，根基于其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之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立一根基与现实之出路。作为儒学之开山始祖，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然孔子之论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即何为仁，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上。至于如何行仁，在孔子那里，还不是问题的重点。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行仁完全是人的自觉的行为。至于为什么是人的自觉的行为，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3]由此，孔子多言仁义，而很少论及人性。[4]孔子论人性，只限一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何以相近，习何以相远？孔子未予明言，因为孔子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仁义本身，而非如何推行仁义之道。
孟子处处以孔子之继承者自居。孟学对于孔学之发展，主要即在于“为仁之方”方面的发展。孟子自觉地将孔子仁学的终点作为自己仁学的起点，并通过对“为仁之方”的论述，而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同性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人之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人之性所表证的是人的先天性的因素，这种先天性的因素实际上亦是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和本性在很大意义上是与动物相类、相通，以至相同的。人性所表证的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与动物相类、相同，而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与动物不同而为人之所专有者，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所在，正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人之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5]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之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之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为仁不过是使人性之中本有之善端得以发扬广大而已。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