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周时期，周人的祭祀观念完成两次超越。西周时期，周人以祭祀主体之“德”作为沟通、交接人神的媒介，并以之作为神灵赐福的依据。这是第一次超越。春秋晚期以降，儒家将祭祀行为视作是人向自我本质回归与超越的实践之道。它是以“人心”与人的内在情感为依据，超越巫祝传统，将传统意义上的事神求福理念转换为祭祀主体“不求其为”成就德性之进路。从宗教意义上的功能到追求内在德性培育的自觉，这是先秦祭祀理念上的第二次超越。至此，先秦祭祀完成从宗教向人文的“温和的突破”，使中国古代祭礼呈现出有别于西方宗教祭祀的独特面貌。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在先秦社会中的地位，为人所熟知。长期以来，学者较少抉发祭祀背后“德”理念的演变及其内向化的轨迹。尤其是在轴心时代，儒家祭祀理念如何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形成温和的哲学突破，更需要详细考察。本文试图以两周礼学的嬗变轨迹为理论背景，对两周祭祀理念的嬗变作一初步探讨，由于此问题牵涉面较广，限于篇幅，故大致勾勒出其线索。
一、鬼神飨德
三代礼乐文明，因袭损益，周监于二代，创造了粲然大备的礼乐文化。这段时期，义寓于仪，周代礼文之盛，包括礼仪（揖让周旋等）、礼器（宫室、器物、车马、舆服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王静安先生云：“周之典礼，乃道德之器械”。[1]外在威仪与礼器之盛皆为周德之体现，所谓“则以观德”，“则顺而建德”。《国语·周语中》云：“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建”，即鲜明地体现了西周时期的礼学特征。
祭祀的原初意义在于建立人与神的交接，彼此是一种“献”与“报”的礼尚往来的关系，即祭祀者虔诚的“奉之以物，导之以礼”，而神灵则报以“赐福”，或“禳解”人之祸灾。殷商祭祀，以祭品的丰厚来博取神灵之福佑，用牲数量和规模往往较大。殷商王陵区祭祀坑中马牲、大量人牲的使用，无不在为这个王朝祭祀之狂热作着详细的实物诠释。甲骨记载所用牺牲的规模，常多达几十上百（如《合集》22274、102、15521所记）。殷人的神本主义和宗教狂热，学者阐述颇多，兹不赘。周人祭祀，鬼神被赋予道德特性。天命和德之关系，为治史者所熟悉，兹不赘言。周人观念中的上天乃是以“道德性”面貌出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引《周书》）。而宗庙祭祀，周人颂扬缅怀先人功德，也是勉励自己秉承并效法先祖懿德。《诗·周颂·清庙》云：“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单伯钟》文云：“余小子肇帅型朕皇祖考懿德”（《集成》1·82），即是以先祖之德为仿效典型。社稷、山川等神灵也被道德化，具有人文内涵。《国语·鲁语上》：“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周人对鬼神的祭祀，是以人间伦理价值原则施行于鬼神，正因为鬼神具有道德意志，能够“赏善祸淫”，所以事神情感是虔诚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祭祀的焦点集中于祭祀者的德行，“穆穆秉明德”“恤祀”，先祖神灵即可“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虔诚的情感既有来自于对天命不可测的敬畏，亦有相信秉德可达天命的乐观。
基于天命鬼神的道德色彩，周人在人与鬼神之间注入了“德”[2]的观念，以“德”作为交接天与祖先神灵的媒介，并以之为获得神灵福佑的依据。《诗经》以及西周金文中，“德”作为一个母题被周人反复吟咏，成为周人克配上帝、受民受土的依据，此不赘引。《国语·晋语六》云：“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鬼神飨德”，这是周人祭祀理念很重要的一点。
从礼的构成要素分析，周人对于礼文和礼物（礼之器）皆注入“德”的理念。周人观念中，祭祀的外在礼文为慎德之体现，如《诗·大雅·抑》云：“敬慎威仪，维民则之”，“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德内而威仪于外，为下民取法。西周金文屡以“淑于威仪”、“秉明德”“共纯德”（如《集成》1·203、8·4242、16·10171）与祭祀先祖并言，正是体现德需倚赖慎重威仪而建立。若贵族阶层威仪失常，无威可畏，无仪可象，实为不敬不慎之至，其实也是德的丧失，如此则“神怒民叛”，天命不佑，“临下治民”而不可得。
另方面，作为祭祀奉献神灵之祭品，周人突出祭祀者内心诚敬，崇尚“俭约”[3]，更强调其馨香特性及其所体现出的周“德”。西周铜器《伯熙簋》铭文[4]云（为方便文字书写，铭文采取宽式）云：“熙肇作朕文考甲公宝将（从将从鼎之字）彝，其日夙夕用厥馨香于厥百神。”《诗经》中的周族祭祀诗反复强调祭品的芳香，如《诗·小雅·楚茨》称祭祖是“苾芬孝祀”，《诗·大雅·生民》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周人尚臭”（《礼记·郊特牲》）。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祭祀奉献神灵，德之馨香方乃根本，若无德之人，虽有祭品之馨香，亦难以获得福佑。《书·酒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书·吕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针对殷鉴，谆谆教诲，正是体现周人礼、政之理念。
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原始祭祀观念的第一次超越，它使周人对上帝、祖先的祭祀逐渐摆脱原始祭祀的宗教特性，将祭祀的宗教意义转化为道德意义，人的主体性得到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于此凸显。
西周确立的“德治主义”传统，与“民本主义”相表里。“德治”之落实点，在于为民。西周之民本思想，来源于对天命的认识。周人认识到天命靡常，而只有恤民、为民，方可保有天命。《孟子·万章上》引《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王静安先生云：“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可谓的论。
祭礼作为西周王朝“国之大事”，渗透周人的为政理念。周人将祭祀和为政安民相互联系。祭祀目的除求福外，治民的功利色彩突出。《国语·周语上》云：“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又云：“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周人认为，恭秉明德而“崇明祀”，德居于身，经过“敬”的礼仪践履而体现，如此“敬德”克能“治民”，克守天命，“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春秋时期，贵族精英对祭祀与民的的认识更进一层，提出“民为神主”的理念。《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季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