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周刊记者 庞华玮
杜维明其人：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 学、加州伯克利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1988年，杜维明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是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目前在中国内地8所大学做兼职教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由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引发文化思考，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中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行政管理及企业管理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开拓。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他的思想广为学界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在中国呆的岁月远比他在美国呆的时间要多得多。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同时他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记者的采访就从亚洲经济与儒学关系开始，并由经济领域进入宗教、伦理的视野，进而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企业精神。
儒学文化是一个添加值
赢周刊：近三十年来，东亚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持久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各国各地区深受儒学影响，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您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和儒家思想有关？
杜维明：东亚取得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实仰赖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有着共同的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今天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如南韩、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历程。
东亚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把这个地区弄得好的，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弄得一塌糊涂的，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弄得好，你就对你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比如，新加坡弄得非常好，新加坡的儒家形象就非常正面。
1984年我们夏威夷研究中心做过调查，首尔、香港、日本、台北这四个地方，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是首尔，到今天仍是如此，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台北。
儒家伦理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日本、台湾、美国等很多地方都在讨论。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但有一点我要说明，我不是一个文化命定论者，我不认为某一种文化，一定会创造某一种政治秩序，或者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
赢周刊：接受儒家文化的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杜维明：儒家东亚，应当包括在东南亚、北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东亚社群，如今他们正挑战着西方(西欧与北美)财富的强力垄断。
就国际贸易而言，在经济力量方面，它至少与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约国相匹敌。此外，作为全球社群中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中国如今是一支新兴的力量。没有儒家东亚的积极参与形成新的世界秩序，这是不可思议的。儒家话语的复兴似乎已是不可避免，儒家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也已经被经常性地提到。
赢周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有学者提出，儒家对经济的发展不仅有正面的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您怎么看待儒学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杜维明：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儒学也有负面作用，比如韩国是一个儒学思想非常深入的国家，前几年韩国发生了金融风暴，这场经济危机是它的大财阀大企业引起来的，比如大宇、现代，这些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出现这样的经济问题，整个国家都遇到了麻烦，这里面有没有儒家因素？当然有儒家的因素。
但是，当韩国要自救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种共赴国难的精神，比如为了不让政府破产，韩国的家庭主妇甚至把自己的耳环、戒指都捐献出来，和政府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在政府和人民的一同努力下，韩国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而且它现在把文化也搞成了一个强大的产业，现在开始对外输出文化了，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现在很多人担心资本主义，或者说儒家资本主义会变成裙带资本主义，变成一种朋党资本主义，变成一种没有透明度，没有公信度的资本主义，我觉得儒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作用的论点都完全可以成立，也都已成为大家考虑的对象。
赢周刊：您为什么要用文化来解释东亚的经济增长？
杜维明：我用文化有一个特别的方法，所有的论文里，我都说得很清楚，假如一个经济现象完全可以用经济来说明，比如汇率增加了，或者因为税收制度改变了而改变，那你要了解这个现象，只要用经济规律就够了，你甚至不用再讨论它还有什么政治因素，有什么制度因素，假如你解释这个经济现象，不能完全用经济规律来解释，你就必须考虑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如果你考虑政治因素和制度因素还不够，那就要把社会因素考虑进来；假如还是不够，你要把文化因素带进来，文化一定是一个添加的价值。对一件事你要进行全面的了解，除了政治条件、社会条件，你还要把文化条件带进来。
但是假如你用一种因果关系，把文化作为因，把经济作为某种果，那一定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儒家伦理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汉代、宋代就有儒家伦理，没有儒家伦理就不能发展，那美国也不能发展，德国也不能发展，这种结论是荒谬的。但在考虑东亚经济动态时把儒家的文化因素带进来很重要。
重新认识传统成为潮流
赢周刊：您1985年到北大开设《儒家哲学》时，当时的情况与1923年梁漱溟先生在北大开《儒家哲学》有相似之处，就是学生兴趣不大。现在在内地讲学时您觉得有变化么?
杜维明：变化很大。我经历了中国对儒家文化态度改变的这个历程，在1985年我到北大演讲，一位复旦大学的学者对我说，我希望你50年后再来跟我们讲儒学，现在我们没有兴趣，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要西化，我们要了解西方，对儒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1985年我去找了梁漱溟先生，那时他年纪很大了，他说，我记得，那时开课我很生气，我到北大去讲儒学，来了很多人，他们不是来听儒学，他们是来看怪物的。所以我教了一次，我就不教了。我租了一个小地方，每一个学生收一块大洋，学生来得很少，可是来的人听得很仔细。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讲儒学也差不多，绝对找不到一个人认同你，而现大家在要求重新认识、理解传统，甚至继续创造、发展传统，这个意愿非常强烈，这与上世纪80年代把传统完全抛弃掉的态度完全不同。
(杜维明掏出一张面值1000元的韩国纸币，纸币上一面印着一位长者，另一面是一所书院，他手指纸币说，这是被称为“韩国朱熹”的李退溪。李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书院则是李创办的陶山书院。如果在中国就等于是朱熹和白鹿洞书院。)
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做了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如果现在重新行调查的话，答案可能有变化。
赢周刊：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仍是发展经济，而传统文化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来说，不是第一位的。您为何一直致力于推广儒学？
杜维明：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也很少国家、很少时期出现过像今日中国这样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间巨大的紧张感。因此，精神重建是当务之急。国家能力的增长使中国摆脱了漫长的根本性危机，但精神上的空白却一直无人填补，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重要来源。
赢周刊：儒家所认可的经济观与西方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