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明时代的儒者大都有出入佛老、而后归宗儒学的为学历程呢？看起来它仿佛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历史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是一个“同时代的”问题，至少它是作为历史认知对象的“客体”。但一旦我们进入对问题本身的分析中，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问题的出现根基于问题的意义，而问题的意义却不在问之所问上，而是根源于发问者，那么，合乎逻辑的便是，宋明儒者出入佛老这一既往的事实之所以在现代成为问题，就必须从作为发问者的现代人那里去寻求解释的根据。因为，事实虽然是过去的，但问题却是今天的，是今天的问题使得过去的事实成为当代人经验中的因素，甚至主题。
（一）儒佛关系问题的现代语境：以陈寅恪为例的考察
那么，为什么现代人从宋明儒者出入佛老那里发现了问题？问题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困惑，来自于对自身处境与命运的那种根本性的关切。宋明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这样的问题,何以与现代人自身的境遇相关？因为，现代人从宋明儒家那里发现了解决当代最为重要的课题的路径与方法。现代中国处在“走向何处去”的选择中，处在中西学冲突的困境中——这是祖国与民族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中国人自身的命运。如何处理中西学的关系，必然地成为现代中国人最深层的关切。他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老祖宗的智慧。宋明儒家如何处理来自异域的佛教，自然地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同类问题”。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在“为什么儒家出入佛老”这一提问中，“老”是“虚”的，佛才是“实”的。因此，从西学逼境以来，儒佛的关系始终是讨论的热点，而儒道关系的课题化则是晚近的事了。儒道关系的课题在更多情况下是在客观学术问题的视域中进行的，它缺乏在儒佛关系课题中隐藏着的深层关切。所以，我们所谈的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主要是就佛教而言的。
在回顾二十世纪儒佛关系的研究状况时，不能不追溯到陈寅恪，正是他奠定了本世纪儒佛关系研究的基本前提与思路。陈氏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写道：“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繁衍而已”。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学术，盛极于赵宋之世，宋明儒学代表了它的最高成就；而中国上古文化之精华在周公之典章制度，其形上之学极不发达，周秦、两汉时代，也无“充实精粹之学说”。中国学术为什么在宋明儒学那里达到了极至呢？陈寅恪认为这是吸取了佛学的结果。“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已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一言以蔽之，陈寅恪认为，宋明儒学的成就归功于主动地吸收佛教。在他看来，儒学关注的是人事之学，对于形上之学较少思考，因而思辨能力较低，不能在义理上沉潜高明。而佛教玄理高妙，思辨力高超，能够满足人的终极关切，所以为宋明时代的儒家所暗暗汲取。吸取佛教的思辨色彩，正是儒学在宋明达到极盛的原因。
陈寅恪的上述观点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就已经形成。他为二十世纪儒佛关系的思考定下了基调。二十世纪对于儒佛关系的思考，一直在他规定的方向上运行。九十年代，赖永海教授的《佛学与儒学》仍然强调佛学的思辨能力高于儒学，它给予宋明儒学的资源在于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与此相应，陈少明这样来概括儒佛在理论形态上的区别：“佛学有一个自觉精致而迷人的义理系统，而儒学以六经为主干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体系，理论上较为粗疏。” 这些，无疑是陈寅恪“儒学于性理之学极不发达、而佛学于形上之学深有独造”之说的翻版。由此亦可见陈寅恪观点影响之久远。但在陈寅恪那里，儒佛关系的表层话语下面蕴涵着的乃是一种深切的当代关怀——东西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连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出路才是这种关怀的中心所在。而儒佛关系这一课题的意义只是在于为这种当代问题的解决方式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和依据。所以，儒佛关系，并不是客观性历史认知的对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面临的客体，而是始终服务于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出路问题。这样一来，情况就不是，陈寅恪首先从历史现象中寻求“规律”，而后以之为参照，用来处理他深深关注的当代课题；而是，中西文化的关系在他那里从逻辑上说是先行的，具有优先位置的。而儒佛关系，在他1919与吴宓的那次著名的谈话过程中，只是中西文化比较话题的一个插曲。
陈寅恪深切地感受到，潜藏在中国人心灵中的实用心理，以及中国人对于人事、人际关系的过于注重，使得终极精神方面的关切无有容身的所在。而同时代的知识界反而认为中国过重“虚理”，故“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治药”。陈寅恪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估计。中国文明从其起源来说，就擅长于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对于形上之学就尤少探究，“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以至中国人对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以当时留学生为例，陈氏指出，大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本，舍本取末，充其极只能成为下等工匠。一旦遇到变迁，最实用者恰恰最不实用。而“救国经世，尤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这些留学生之所以如此，“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 因此，中国思想必须从西方文化，尤其是其形上之学中汲取新鲜的血液。只不过，在陈氏看来，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中国文化在今后所必由的复兴之路。
可见，在陈寅恪那里，儒佛关系与中西学关系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一般人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也即认为陈氏从儒佛关系的历史性事实中受到启发，从中发现了中西文化问题的解决方向，其实是很难找到充分的依据的。根据解释学的观点，我们理解与认识的实践，总是在前见的影响下进行的，而且与我们的认识始终相关并且指导着认识的，是认识的情感（比如兴趣）。由此，陈氏对于儒佛关系的构想实际上听命于他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化问题的兴趣和考虑。吸收外来文化，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这是他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儒佛关系的理解，这是不容忽视的“前见”。所以，虽然他说，这种处理方式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但是谁又能怀疑这种“所昭示者”在他那里被“昭示”的过程其实是他自身不断理解、取予的过程，其实是他的兴趣、意图主导的过程。正是这些前观察的东西支配、引导着他对于儒佛问题的观察。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汤用彤身上。汤用彤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见于其《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发表于1922年）和《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发表于1943年）二文中。与陈氏一样，他主张冲突、调和是吸收外来文化之必然的过程。而佛教的中国化则始终是作为历史的范例在他那里受到关注。他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问世）其实正是为了描绘一种异质文化经过调和而成为本土文化自身的有机构成部分之过程的人文地理图景，从而为中西文化交融提供历史性的证明。他的问题也在于，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理解是在先的，是作为儒佛问题的前见而存在的。
我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人类理解活动的过程，而是意在表明，由于东西文化调和的前见，使得二十世纪学人对于儒佛关系的理解，削弱了儒佛之辨本身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当然，我无意抛却前见，也无意抛却儒佛之辨在现代所具有的中西文化问题的深刻语境。我的一个基本性的态度是，对于宋明儒学与佛教关系本身的理解，由于没有倾听宋明儒家本人的述说，而造成了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理解的简单化。那么，宋明人是怎样看待儒佛关系的呢？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出发点：宋明儒家为什么会出入佛老呢？
（二）宋明儒家：作为儒学开显自身之方式的出入佛老
一旦打开宋明时代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儒佛融合而后蔚为宋明儒学的信念从根本上来说与宋明儒家无关。宋明人有一个现代人完全陌生的问题域。陈寅恪可能会感到意外，欧阳修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佛教历史悠久，为什么在东汉末年而不是东汉以前才传入中国呢？“尧、舜、三代之际，王道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所以，佛教的传入，与其乘虚而入的历史情境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佛教能够传入中土，其中的主要缘故恰恰在于中土儒学自身的阙废、衰弊。对于宋明人来说，只要本土儒学昌明，“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98页）对宋明人来说，欧阳修的观点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朱熹就曾对此表示赞同。 所以，宋明人始终把儒佛之辨作为儒学发展自身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事实意味着儒学的发展严重地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于宋明儒家来说，始终是一个负面的、需要顽强地加以克服的因素。而不是如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佛教是宋明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肯定性、需要加以吸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