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胡适完全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思想。在比较哲学的背景中，胡适通过他对西方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领域的了解，把西方的整个哲学史模式搬到中国，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统统套到这个体系中进行剔取、整理与评估。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中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西方“哲学”主题的内容全部剔除，而特别注重那些和西方哲学主题相似的内容。正是凭着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胡适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写作的模式。但是，事实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有各自的精彩之处，而“哲学史”的责任无疑就在于凸现历史上的哲人智慧与深刻思想。虽然哲学无论中西，固有其共通之处，但是东西哲学的着眼点精彩之处却不尽相同。如果没有把这两种哲学置于对等的地位，而是纯粹以西方哲学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和精彩便会被哲学史排除出去。这样，一部中国哲学史，展现的不是中国哲人的思想精华，而是西方哲学主题在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异域变种，从而把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余英时先生曾经这样批评现代学人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现代中国学人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时往往不免流为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症结，便在于他们不但在语言和技术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且不少人还毫不迟疑地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为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可以用来直接诠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其典型的表现便是把中国传统看作材料而安置在西方的理论模式之中。”例如，胡适以进化论解读庄子，使人不禁想起古希腊神话中那个著名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故事：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守在路边，把行人抓到他的床上，太长的就用斧子砍掉行人的脚，太短就把人拉长，总之就是不论死活，一定要把人弄得和床一样的长度。在这里，胡适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西方哲学概念是那张固定不易的床，而庄子哲学则是那个被抓到床上的可怜的路人。
石勇：不仅如此，胡适按照西方哲学内的标准，也将中国哲学分为“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的门类。然而我们看到，中国哲学在思想上具有整全性，其思维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以如此切割下去，势必不太符合它的本来面目。而实际上，现代西方哲学也呈现出综合化倾向，常常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等已不可分离。
陈壁生：胡适以后，冯友兰的哲学史也有相似的问题。在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开篇便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到了1962年，牟宗三先生在香港大学讲中国哲学，后编成《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在第一讲“中国有没有哲学”中，牟宗三针对冯友兰的哲学史提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牟先生自己为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因此，中国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反省内容，造成独特的哲学。“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但是，牟宗三先生却是在用康德哲学解释儒家思想，可以说，不懂康德，便无从懂牟先生笔下的朱子。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