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生：读经背后是一个历史问题。近代以降，读经与反读经之间，已经有过许多次思想交锋，每一次思想交锋，两派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理论支持与广阔的历史背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绝不是光靠传统文化就能够解决的，除了传统文化，“五四”以来我们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即“反传统”的传统。作为现代人，没办法绕过这个反传统的传统。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人，都对读经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鲁迅的一篇是《十四年的读经》，胡适的是《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认为，古代的经典在今天正处在受科学整理的时期，六经在今天的专家们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
他以当时最杰出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例，王国维曾经说，他对《书》的内容，不懂的几乎有十分之五，对《诗》，不懂的也有十分之一二。所以学者们不能够把这些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东西教给小孩子。胡适文章最后公开说：“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一笑。”至于鲁迅，则对提倡读经持一种比较轻蔑的态度。现代康有为诸人提倡读经背后的文化历史因素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对读经的批评，背后的思想史因素、社会因素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倡导读经，特别是儿童读经，全社会读经，都是非理性，甚至是不负责任的。今天读经的理由，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之上，不是承接现代读经提倡者的思想理路，便没有合法性，没有说服力。同时，今天提倡读经，如果没有首先回应近现代思想家对读经的批判，便不可能有历史说服力。传统文化中被定位为绝对价值的“经书”，到今天已经变成作为文化知识的“经典”，两者之间横亘着百余年的中国思想史。试图绕过这段思想史谈读经，忽视这段思想史直接承接传统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经过百余年的摧残，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30多年的毁灭性打击，要进行重新培植，需要长期的过程。思想对人格、社会的影响，更不是一步到位。蒋庆先生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自序》中居然说：“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如果承认儒学经书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曾深入渗透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应该看到儒学价值在社会历史上的衍化与异化。孔孟的尊君敬父，在现实政治中却衍化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中有必然的历史和社会政治逻辑。儒学精义很难把握，而儒家经过专制政治的过滤，衍化出来的教条却不但容易理解，还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而且这些体现在教条中的那种心理积习，到现在仍然存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玉帛与钟鼓这些物质形式太容易做到，“礼”的精神则太难到达。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羊”是明显的而且可操作的，“礼”是心灵的而且只能体会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思想理论降到政治制度以及日常伦理，本身就经过无数层弯曲。而在儒家赖以生成与发展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解体的今天，奢望读经兴国，不啻于天方夜谭。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