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你所提到的文化守成主义首先基于文化本身的逻辑：人总是要安身立命的，并且提供一个无序时代的道德规范。但这种文化存在并非孤绝自身，而是可以渗透进政治和其他领域之中。从这点说，中国的情况毕竟和西方不一样，各自从不同的传统中走出，因而在进行“现代化”时对传统的资源利用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有些东西具有它的普遍性逻辑，如果有些现代化的手段或形式妨碍了这种逻辑的演绎，那么就必须给这些手段或形式加以重新定位。比如你所说的从文化守成主义的角度来看，能否守成住农村的家族、家庭？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投票、监督机制？我觉得不能马上作出肯定性结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守住农村的家庭和家族，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可否将它切入民主（政治）之中尚有疑问。就民主而言，政治个体并不以家族、家庭为单位，而是以每一个只具有政治属性的个人为单位，这与一个人的种族、信仰、家庭等其他所有属性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主体恰恰要消除家庭、家族等属性，避免它扭曲民主。所以我觉得，家庭、家族在政治上而非文化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你所说的救济问题，以及没有展开的权力监督等问题。事实上，就是强化社会相对于国家的某种独立性，使社会能够制约国家的暴政。仅仅从逻辑上看，文化对于政治的直接影响的渴望就是错的。文化主要是基础性和终极性的东西，它提供意义和终极的评判标准，但并不解决操作问题。也就是说，影响只能是间接影响并且极为缓慢。如果以某种文化标准直接用来规范政治，事实上就把政治文化化了。
陈壁生：我说西方理论的主要意义，是提供了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理论解答的经验；西方社会制度的示范意义，则是它提供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验，这里的“经验”是与“标准”相对应的。我的意思是，百年来中国人常常凭着自己对西方一部分理论的认识，以自己断章取义的认识为“标准”去运用其中的理论，最终落入“四不像”的境地。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实操作上，如果真的要把西方的一些先进制度植入中国的话，最基本的办法，应该是首先把西方的这些制度分解为一些经验，比如把民主制度分解为投票制度、监督制度等等。从理论上说，应该在西方固有的学术理路中理解西方学术，而不是在符号的表层喧哗之上闭目塞听地理解某一种学说。把西方先进制度实在化为各种经验，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各种方面都固有其特殊的性格——这是顽固派与西化派都没办法否认的。在实际运作中，那种顽固地以为中国固有的一切都好，西方的一切都不行的想法，不啻于赞美自己的痈疽。而那种认为可以完整地植入西方制度的想法，到现在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像“五四”时候，“全盘西化”或者“打倒孔家店”，都只是一种口号，目的是要取得某种折中。“五四”是在宣传的时期，我们现在却到了践行的时期；宣传者可以很理想主义，践行者则必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做法，就是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化为经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参照系，或者配套政策。而在这种过程中，可以探索中国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直接面对中国问题，同时又借鉴了西方的经验。我想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那就是：理解西方学说，必须在西方的学术系统内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学说；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现在我们面对着的是从未有过的问题，西方也没有，中国古代也没有，在这种时候，便是需要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创造力的发挥，意味着必须直接针对中国的问题，借鉴多种可用的经验，探索自己的理论。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