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儒学分期的思想视域何在？
关于儒学历史的分期，现代新儒学提出了一种“儒学三期”说。例如牟宗三说：“第一期之形态，孔孟荀为典型之铸造时期”；“第二期形态则为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性时期”；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此第三期，经过第二期之反显，将有类于第一期之形态”。[①]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对儒学历史的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三期划分：先秦儒学、宋明新儒学、现代新儒学。
这种观点尽管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但却存在着诸多缺陷；而其要害，就是根本未能进入当代前沿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而是将儒学在现代的“第三期开展”仅仅归结为传统哲学的那种存在者化的“本-末”、“体-用”的形而上学构造，因而在本质上是与所谓“第二期”儒学、即专制时代的宋明理学同质的东西。结果，儒学在现代的“第三期开展”就只能是两种结局：要么是在现代性的境遇中陷入“本”与“末”、“体”与“用”的严重脱节，导致“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尴尬，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的尴尬；要么是陷入一种无法“顺天应人”、而是试图宰割当代生活的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正是当前的某种“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那么，儒学的当代复兴究竟应取怎样的一种思想视域，才能既真正地接续儒家的精神、又有效地切入当下的生活呢？这需要我们对儒学的历史有一种新的认识。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儒学三期”说。这种新说与旧的“儒学三期”说相比较，表面看来差别不大，但实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差异乃是思想视域的区别：我们将生活方式的历史形态视为儒学发展的历史形态的水土本源所在，一个时代的儒学终究是在面对着、解决着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当代问题；然而从当今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看，任何具体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作为源头活水的生活本身所显现出来的某种衍流样式；而生活本身作为存在本身，才是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大本大源，因而乃是前形而上学、前哲学、前概念、前理论的事情。这样一来，历史上作为理论学术构造的儒学的任何一种具体形态，都不能作为我们当前复兴儒学的标本；我们必须回归于儒家的最本源的生活领悟，才能在儒学的当代复兴中成就一种在当下生活本源上的崭新的儒学重建，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复活儒家的精神、而避免原教旨主义儒学的危险。
为此，我们严格区分“儒学”与“儒家”。这里所讨论的是儒学、而不是儒家的当代重建。仿照冯友兰的一种说法，可以说：儒家没有新的，儒学是常新的。[②]因为：“儒家”是指的一种立场态度，这种立场态度源于对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的一种领悟与肯认，那是一种先于理论学术的明觉。这种生活感悟乃是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时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天然是儒家”。[③]而“儒学”则是指的儒家这种仁爱情感之领悟与肯认在学术话语中的一种表达，它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建构，这种学术表达是在回应着具体的历史时代的生活境遇，因而乃是“日新”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没有历史，而儒学却总是历史的——它总是呈现为“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大畜彖传》《系辞上传》《礼记·大学》）[④]的历史形态。自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便是如此：“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于是问题在于：何以并非历史性的儒家，却能够呈现为历史性的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