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新儒学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的。作为中国文化奠基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通过倡导“仁”即人之道德理性，充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从而创立了儒学。孔子之后，儒学不断发展。到战国时代，经孟子、荀子等人的推展，儒学成为显学之一。至西汉时期，经董仲舒的提倡，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后，魏晋玄学和从印度传入的佛学虽对儒学产生过相当冲击，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到了宋明时期，在消化和融合了玄学特别是佛学的思想精华后，儒学前进到了一种新形态——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由此，儒学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对塑造传统东亚社会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儒学迅速走向衰落。华夏文化中心论曾是长期以来传统儒家士大夫坚执的文化观念。但在19世纪中叶后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这种心态迅速冰释瓦解。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只是在这块经过几千年积淀的坚冰上凿出了一道小小的印痕，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则已开始尝试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到了“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提出更标志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取代华夏文化中心论成为主流的文化范式。与此相关联，儒学被人们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能产生科学和民主并陷于落后挨打之境地的罪魁祸首，是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彻底丢弃儒学，中国文化才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华民族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由此，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不仅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而且身体力行，力图彻底割断儒家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精神联系。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在物质基础、制度架构和精神理念方面的巨大变化，儒学衰微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不少西方人士甚至认定存活了两千多年的儒学已彻底死亡。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但面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存在境遇，仍有那么一群为数不多却特立独行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理智的抉择和情感的认同中皈依儒门，成为儒家的现代传人。在他们看来，儒学的现代复兴不仅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足以为西方文明补偏救弊。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儒学发展出了其现代形态——现代新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