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与孔子的父母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个将“女子”与“小人”并列的评论应该不包括孔子自己的母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仁爱乐观、中庸平和、刚健进取的孔子，应该有一位具备君子人格品质的母亲。孔子设法将不是正妻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当出于对母亲的真挚热爱与由衷敬意。
儒家极其重孝。“孝”是仁义道德的核心，“孝道”是儒学之本，尽“孝”不仅是儒者的人生首要责任，更是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
《论语》记载，孔子主张对父母不仅要在物质上奉养，还要在态度上恭敬和悦，即在言谈举止一切细节中，都要体谅敬顺父母。他还主张奉行“三年之丧”，即父母亲去世后儿子应停止所有社会活动、感官享受和娱乐，专心守丧三年，表达对逝去至亲的诚挚哀伤与怀念。《论语·阳货》记载，学生宰我曾质疑三年时间太长，提出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认为宰我的想法说明了他对养育了自己的父母缺乏感恩之心和深挚之情，是“不仁”之人。这段记载的原文如下：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做法是“天下之通丧”，这并不是勉强而为，而是出于对父母的深挚感情。
生养死丧，慎终怀远。孝子不仅在父母有生时躬行孝道，在父母过世后追思祭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还要在精神上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论语·学而》：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认为，父亲在的时候，要看做儿子的理想志向；父亲过世了以后，要看做儿子的是否能继承父亲的遗志，按照父亲的志向去做事情，如果能够做到三年都不改变，就可以算得上是“孝”了。
这段话曾使笔者颇为疑惑。如果“孝”就是无条件地按照父亲的意愿和方式行事，这不是也太没有原则了吗？如果父亲是个为非作歹之徒，难道也要继承他的遗志去胡作非为吗？如果父亲胸无大志、不学无术而且道德败坏，难道儿子还不能改变“父之道”吗？
其实，《论语》中记录的很多话，大都是只言片语，如果不能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和其具体语境，就很难体会那些话的真实含义。孔子曾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非常推崇西周时期的开国父子君臣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文王是父亲，武王和周公是兄弟。在儒家的重要典籍《尚书》、《礼记》等中可见，周代以人伦道德持家立国、平治天下。武王是大孝子，对父亲文王极为孝顺，周公不仅孝顺父亲，对哥哥武王也十分敬爱，武王病重时，弟弟周公曾私下许愿，请求祖先的在天之灵允许他代替哥哥去死。因为文王父子们真正履行了以“孝悌”为核心的人伦道德，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开创出“郁郁乎文哉”的几百年西周文化和政治盛世。这是孔子“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的历史背景资料。
孔子自信“文王既没，文不在此兹乎！”他以传统优秀文化的传人自命，绝非等闲之辈，而是想要“为东周”，即继承并复兴文王、武王和周公父子们所开创的文化，通过实践人伦道德来平治天下。这个理想在儒家典籍《礼记·大学》中被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孔子以降的历代君子儒们的共同人生志向。孔子赞美武王“善继父之志”，“善述父之事”，即善于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了父亲开创的事业。暮年，孔子曾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觉得自己衰老了，很久没有梦见过周公了。周公是他的人生楷模，复兴周公在西周时期建立的文化政治大业，是孔子的人生志向。可惜他没能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个志愿。《礼记·檀弓》记载，在离世前七天，一向敬天重德、百折不挠、积极乐观的孔子不免感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自知时日无多，担心“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
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时候，大概并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根据有关历史资料推测，孔子对自己父亲的所知很可能远远不及他对几百年前文王父子们的了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封国，商被周取代之后，商代的后裔们被分封到宋国，承续祖宗的礼器和对祖先的祭祀。孔子是殷商的后裔，却热爱赞美讨伐并取代了自己祖国的西周开国君臣们和他们建立的文化事业，这说明孔子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眼界开阔、胸襟博大、善于学习继承人类优秀文明的理性的人文主义者。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史记》中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按照这个记载，孔子是“野合”的结晶，父亲年老体衰，母亲是青春少女。“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孔子生下来不久，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寡母将他抚养成人。《礼记》记载，直到母亲去世后，孔子才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址，把父母合葬在一处。孔子向慕周礼，崇尚孝道，而母亲在生时他居然始终不知道自己生父的墓地所在，由此可以想象他含辛茹苦的单身母亲的窘境与难言之隐。这位母亲大概很少跟儿子谈父亲。可以说，当孔子谈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时，他不是在说一个自己几乎毫无印象的父亲，而是在说一个理想的、能行仁义之道的父亲，也就是一个像周文王那样了不起的父亲。
在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野合”对于男子而言无伤大雅，对于将贞节作为绝对命令的女子来说则有伤风化，大逆不道。在历史典籍中，关于孔子父母亲的记载很少，与避讳孔子的“野合”出身及孔子母亲的非正妻身份大概不无关系。人们熟知“孟母三迁”等贤母教子故事，而对于儒家宗师孔子的母亲如何培养出这位大圣人则所知无几。“述而不作”的孔子在继承优秀历史文化方面贡献巨大，对于自己所知不多的父亲只能无“述”，对养育自己的母亲也似乎无述。《论语》中只有一处记录了孔子对妇女的看法。《论语·阳货》：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个将“女子”与“小人”并列的评论应该不包括孔子自己的母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仁爱乐观、中庸平和、刚健进取的孔子，应该有一位具备君子人格品质的母亲。孔子设法将不是正妻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当出于对母亲的真挚热爱与由衷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