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荣（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
孔子学说正在经历第三次复兴
中国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到去年的10月底为止，在全球五大洲九十多个国家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孔子的学说正在经历历史上的第三次复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由一个政府推动宣传儒家文化的行动。对此，中外学术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制造“文化软实力”，借以提高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树立正面的形象。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使中国人在精神、信仰方面出现了一个真空。把孔子、儒学抬出来，就是为了填补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真空。前者强调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树立自身形象的需要，后者则是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稳定来考察。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把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之内去审察。
孔子思想十六世纪便在海外传播
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来分析，有三种存在的形态。一.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知识，一个学科，我称之为“儒学研究”。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明确的伦理价值系统，一个用来指导或改变社会行为模式的思想系统，我称之为“儒家伦理”。三.儒家文化作为一套在实际生活中驱使或引导行为习惯的社会规范，我称之为“儒教习俗”。
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向海外的传播也并非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早在十六世纪便在海外传播。透过耶稣会士的书信和书刊的介绍和推介，欧洲的教士、贵族开始接触孔子学说。耶稣会士柏应理在《中国的哲学家孔子》的序里推崇孔子的道德思想为：“无限崇高、但同时又是简单、合理，来自自然理性中最纯正的资源……从没有一个脱离神默示的理性是如此发达和有力量的。”
随着欧洲人对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断增加，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场大辩论———孔子思想是不是无神论者。培尔认为孔子是无神论者，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孔子的思想是一种自然宗教，而基督教是神默示的宗教。欧洲人应该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另一位在启蒙运动中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家伏尔泰认为自然神论在世界上传播最为广泛，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他认为中国人相信自然神论，并发展出一套“简单、英明、庄严、免除了一切迷信与野蛮的制度”。他把孔子思想与中国没有宗教压迫联系起来。他说：“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与安宁建立在整体上最自然、最神圣的权力之中：孩子对父亲的尊敬，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对道德祖师的敬仰，尤其是对孔夫子……他是古代圣贤，约生于基督教创世纪之前600年，是他教给了中国人美德。”
另一个震撼欧洲思想、学术界且与儒家思想有直接关系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仍然处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是贵族出身的人，唯有进入教会才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详加介绍并十分推崇，也得到欧洲极广泛的注意，受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赞叹。如伏尔泰和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英国和法国最终采用了中国的方式，透过考试制度来选拔文官。
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为欧洲的现代思想先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历史证据，他们得以借此对欧洲罗马教廷和封建国家排斥和压迫异教、人民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政治权力的封建性、封闭性等弊端加以批判与攻击。直接或间接动摇了基督教权威在政治和知识领域的地位，从而推动了欧洲现代的宗教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全球史里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不但欧洲人慢慢忘记，或者不承认，或者有意或无意贬低它的重要性，就是中国人自己亦对这段历史的意义不理解。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通常只是从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来理解。
“五四”运动使儒家文化面临灭顶之灾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文化分水岭，代表着现代进步、科学、民主的价值思想彻底击溃了“保守、落后”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于儒家文化和汉字的攻击，基本上是继承晚清西方传教士的论点。晚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已不再像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那样对儒家文化充满仰慕之情，他们来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被视为欧洲现代文明基础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甲午战争之后，欧洲传教士认为中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没有改变传统。传教士把宗教跟西方兴盛视为一个因果关系的观点影响了晚清的士人如康有为，他就认为中国有必要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的宗教。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努力一再受到挫折，从袁世凯的恢复帝制到张勋复辟，中国人觉得守旧的传统文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阻碍了现代国家的建立。于是在打倒孔家店、声讨吃人的礼教的声音之下，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扬弃。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以前，儒家文化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都受到猛烈的攻击。受到最大批判和攻击的是“儒家伦理”和“儒教习俗”。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尤其是家族观念中的“孝”与西方民主制度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相阻的。其他的文学家透过小说、文章攻击礼教、家族对个人自由的拘束，如鲁迅“吃人的礼教”。儒家经籍更被用作攻击儒家所重视的上古时代的圣王。顾颉刚、钱玄同等怀疑经籍里所记录的古史是后世伪造的，《古史辩》的疑古学者努力对儒家文化所建立的历史和文献根据大肆攻击。在胡适、钱玄同等人全盘西化的呼声里，儒家文化在思想界面临灭绝的命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学、玄学之争，只是那些维护儒家文化传统的学者们无力的最后抵抗。
儒教习俗仍然强大而深广
尽管儒学研究和儒家伦理两种形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受到攻击和扬弃，但儒教习俗的存在比学者在报章、学术期刊上的口诛笔伐来得强大而深广。如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家族制度，尽管吴虞、鲁迅等人攻击家族制度和礼教规范在文化生产的场域里取得了胜利，但在广大的社会生活里，宗族和由宗族而衍生的家族意识、礼法观念在很多地区一直维持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仍有不少人在从事族谱的编修。在广东仍然有宗族在祠堂举行活动。而慎宗追远的祭祖习俗，虽祭祖礼俗历代不同，也有地域的差异，但“孝”与祭祖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从没有消失过。“孝”，在每一个华人家庭里长大的人心里扎了根，成为各种感情中分量最重的一种精神力量。有些学者认为“孝”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美德，未必就专指儒家道德”。这里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人类任何情感的产生和表达方式都不是自然的，是因历史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基督教旧约圣经的十诫，其中也有诫命要求子女顺从父母。但从基督教整体的教义来说，个人对神、对上帝的爱必须要超越对父母的爱，这与儒家文化的“孝”迥异。
儒教习俗作为一种习惯，一种风俗在海内外继续存在。但大多数人对其思想价值来源缺乏知识层面上的认识，这种行为与思想上的断裂是非常严重的。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意义就在于儒家伦理开始被重新审视和讨论。当代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应不应该复兴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是否能与现代社会接轨，而是辩论如何把儒家伦理作为引导政府政策，改变社会行为的理论根据。他们争论的问题是恢复儒家文化的哪些观念、哪些价值，以及如何推行它们。
复兴儒学的实践先驱
在香港提倡儒学的有两个民间系统，一个是把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宗教实践来推广的香港孔教学院，是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于1930年创办的。香港孔教学院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对在海外推动儒学研究具有先驱的作用。另一个系统是一些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一批新中国成立后迁居到香港台湾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1958年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指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可以转化及吸收科学、民主等现代西方文化价值。他们又透过新亚研究所来培养学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杜维明开始努力倡导他们的哲学理论，奔走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之间，后来又受到新加坡、中国内地各界的关注。杜维明所提倡的儒家文化强调“内圣”之学，即所谓内在超越。上述两个系统强调的都是儒家文化的宗教性。
台湾在1960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孔孟学会。该学会定期出版《孔孟学报》、《孔孟月刊》。编辑《孔孟月刊》的工作是由各大学中文系轮流主编。在台湾大学的哲学系、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里也开设儒学课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创办的鹅湖学社亦为后来两岸三地推动新儒学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努力。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经学、哲学、宗教角度来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逐渐增多。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分别在1980年和1983年出版。研究儒学较为著名的有李泽厚、匡亚明、张岱年、任继愈等。
同时，中国政府在复兴儒家文化方面亦慢慢开始提供资助。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9月在谷牧指导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山东曲阜市成立。在谷牧的推动下，文化部又在1994年筹办纪念孔子诞生2545周年纪念会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1996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准在曲阜成立孔子研究院，十余年来编撰出版了21卷1200 万字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60余卷1200万字的《中华伦理范畴丛书》前十卷和《大哉孔子》、《中国儒学入门》等图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兴盛的。凭借全球化时代的信息和网络的便利，分散在两岸三地的学者、机构得以联合力量，交流经验，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未有的巨大的儒学复兴运动。可是这个运动的根本动力并不是政治力量的介入，政治力量只是提供更多的资源。儒家文化复兴的根源是来自海内外华人对于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认同，而他们认同的理由是因为孔子思想自身含有深邃的智慧和强大的适应性。（注：本文为3月12日在山东省图书馆与齐鲁晚报举办的大众讲坛上演讲的部分内容）
●孔子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
●不管儒家文化如何被打压，“孝”与祭祖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从没有消失过
●儒家文化在最近几十年的强势复兴是因为孔子思想自身含有的深邃智慧和强大的适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