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根本标志。民族文化越强，民族凝聚力就越强。
●任何一种文化，其核心都是价值观。价值观改变了，你的文化就基本上被颠覆了。
●文化自卑的症结在于迷失自己。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价值。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为了把这一问题说透彻,我想先来谈谈人种、民族和文化这几个概念。
文化是民族区别的根本标志
人类社会直到距今4万年,依然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但在这个时候人类分化成为三大人种:尼格罗人种,就是通常说的黑色人种;欧罗巴人种,就是白色人种;蒙古利亚人种,就是我们黄色人种。
三大人种是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黑色人种生活在赤道两侧,这里紫外线直射,普通皮肤受不了,于是当地居民的皮肤里就慢慢产生了一种黑蛋白,使得他们能够抵御紫外线的强射。白色人种生活的地方比较寒冷,最怕体内热量散发出去,所以他们的鼻孔比较小,而且有点鹰钩,这样不容易感冒。而黄色人种生活的地方自古多沙尘暴,所以一般人都是单眼皮,风沙一来,闭眼比较快。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明白,三大人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色,把眼皮涂成蓝色,刻意把自己打扮成白人。
众所周知,在同一人种之下,人类又分化成不同的民族,例如黄色人种有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以及朝鲜民族、日本民族、马来民族等。那么,民族与民族又是靠什么来区分的呢?靠文化。
什么是文化?许多人都希望“一言以蔽之”给它下定义,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做到。有人统计,目前大约有两百多种解释,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我不想纠缠于这些争论,只想强调两句话:
第一句话: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以叫文化。动物不会创造文化。举例说来,吃什么,这不是文化,动物每天都要吃东西,但它不能成为文化。但这东西怎么吃,是煮着吃,还是炒着吃?怎么做出色、香、味来?怎样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子?就成了文化了,这只有人才能做到。
为了研究和叙述方便,我们可以把文化分成三大块: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人类必须依赖于物质才能生存下去,例如屋舍、衣服、工具、器皿等。人们在制作这些物质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技术、知识、审美情趣等融进去,使之成为一种物化了的文化。人是万物灵长,人有精神家园,不论丰衣足食还是缺衣少食,都会不断地思考: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活着的价值何在?社会要向何处去?月亮上有人吗?等等。大家在思考的同时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形成了精神文化,或者叫思想文化。人类是社会性的群体,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这就需要制度来管理,于是就有了制度文化。
第二句话: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生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我们到昆明街头,可以轻而易举地辨别出这是苗族,那是傣族,这是傈僳族,那是布依族。为什么?他们的文化不同啊!怎么个不同?他们的语言、服饰、居住和饮食形态都不同,过的节也不同。所以说,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
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既然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道理:民族文化越强,则民族凝聚力越强,民族文化越弱,则民族凝聚力越弱,成为一盘散沙。民族文化存则民族在,民族文化亡则民族亡。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是耸人听闻,下面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听了之后就会明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无锡读中学,当时中苏友好,俄语与英语并重,我被分在俄文班。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用俄文写中国这个词“Китай”,然后领着大家读。隔壁班上英文的中国读音是China,意思是瓷器,中国的瓷器做得太好了,欧洲的贵族家庭都渴望在餐厅里摆上一套,以至于把中国叫做“瓷器之国”。那么,俄文中国“Китай”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没人能回答我,我很郁闷,一二十年始终不得其解。后来,我进了大学,读的书多了,才知道“Китай”是“契丹”的音译。
大家知道,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宋、元、金、辽时代,其中辽就是契丹人建立起来的。契丹人有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文字、自己的独特文化。契丹横亘在黄河流域诸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中间,当时交通不便,彼此了解很少,俄罗斯以为辽以南的地区都是契丹民族,所以就用契丹来统称中国。这里我想问一句:在座的同学有契丹族吗?(笑声)没有,今天我们56个民族里没有契丹族。这个民族怎么就不见了呢?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是发生过一场种族屠杀战争,把他们斩尽杀绝了。大家知道,契丹政府军力强大,宋朝军队常常不敌它的兵锋,周围没有国家能把他们斩尽杀绝。另一种可能是,有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让契丹人都死光了,例如黑死病之类。如果那样的话,得有一个前提:这病毒是智能型的,见到契丹人就传染,所以才那么准确,一个不落地消灭了。(笑声)大家知道,这样的病毒还没有发现。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契丹民族消失了呢?是文化。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相处过程中,不注意保存自己民族固有的本位文化,而是处处羡慕别人的文化,处心积虑地仿效别人的文化。这种学习,不是为了丰富和完善自己,而是置换自己的文化,所以学一点等于是扔一点,久而久之,把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东西扔光了,失去了凝聚人心的核心,就慢慢地消亡了。请大家注意,我说的是“消亡”,而不是“消灭”。消灭是在一个瞬间,时间很短促。消亡是一个过程,好比一个人血管破了,血不断地流,当时并不会死,等全身的血流失殆尽了,生命才会结束。我们说契丹人消亡了,是说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种,他们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其实他们的子孙还在我们这13亿人口当中,还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历史上像契丹这样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文化是民族的命根子。一个民族,即使被占领军占领了,只要文化还在,就还有复国的希望;如果本位文化丧失了,即使没有人占领你,你也失去了再站起来的可能。
“文化自戕”与文化自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震烁古今。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鸦片战争后,列强文化强势涌入。在汹涌的西方文化浪潮面前,某些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信心轰然崩塌,出现了“文化自戕”现象,主张铲除中国本位文化,代表人物就是胡适。
胡适在美国留了几年学,回国后就以西方文化代表自居。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是一棵树,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棵树连根刨掉。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更是对中国文化做了全面抨击,把中国文化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胡适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月亮都是美国的圆”。
当时,崇洋媚外成了潮流,有些名流给教育部写信,要求取消汉字教育,所有学校不许写汉字,不许看汉字书,一律改用英文或者法文。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取消汉字,无异于斩断中国文化的血脉。当时的教育部如果采纳了他们的动议,那我们今天成什么国家了!
所幸的是,我们的民族并非都像胡适那样,还有很多主张文化自强的有识之士。我们先要说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早年变法维新,向往西方文化,后到欧洲考察,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制度不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能走它们的道路。梁先生回国后开始鼓吹本位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并行不悖的两种文化,各有所长,应该互补互促。他与一位朋友在报刊上用化名辩论中国会不会灭亡的问题,结论是中国不会亡,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不会亡。只要文化不亡,我们就还有复国的希望。这篇文章令一位年仅17岁的青年深感震撼,以致影响了他一生的方向,他就是我们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钱穆先生。他的《东西方文化导论》一书,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比较东西方文化,对于破除学术界崇洋媚外的习气,提升民族的文化自尊和自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不过,与“文化自戕”论相比,文化自强的声音还是很小的,且历来被忽视,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
文化自卑心理不足取
英国女学者阿姆斯特朗写过一本名为《轴心时代》的书,说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在北纬三十度地区,同时出现了巨星级的伟人: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们至今无法超越他们。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占了上风,中华文化固有的价值被忽视。在中西文化的百年交锋中,中华文化悄然流失,状况令人忧虑,需要检讨和反思。
首先,我们来看看价值观。任何一种文化,其核心都是价值观。西方人深谙此道,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讲演,讲着讲着就来布道了,“诸位,说到这里,我要给你们讲一讲美国人的价值观。”克林顿在北大讲演也是如此。美国人入侵伊拉克时,记者拿着话筒问一位女兵:“你到伊拉克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说,“我要告诉伊拉克人我们美国人的价值观!”如果把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的文化就基本上被颠覆了。
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是以关怀“天下”也就是人类社会作为己任的。人不能活得太自私,而要时时以天下为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最典范的表述,文天祥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东林党人顾宪成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大家都耳熟能详。
近百年来,我们的价值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主要特点是由“公”变“私”,过分自我,“我”是这个世界的核心。有人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改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电视片里也常常有“最要紧的是对自己好一点啦”之类的台词,这些西方的人生理念,已经普遍地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中。
其次是耻感。耻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人自古就很重视耻感,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是耻也。”不懂得羞耻,乃是最大的耻辱。如今,由于私欲膨胀,社会以占有金钱多少作为价值尺度,因而无耻之徒多多。只要能挣钱,假冒伪劣,无所不为,甚至连生产毒奶粉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以为耻。
第三,文化表征的丧失。所谓文化表征,是指房屋、服饰、节庆、语言等显露于生活表层的民族特征。我们的许多文化表征,已经或正在被西方文化悄然置换。我们盖的房子大多是“火柴盒子”,那是美式文化。报载,马来西亚人到了浦东惊呼:“到曼哈顿了!”再说过节,中华民族理当过自己民族的节日啊!可是,事情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各种洋节——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都大行其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首尔大学一位教授提出“文化领土论”的观点,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国界、领土概念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影响来划分国界。我非常认同这一说法。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掠夺你的原料、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如今,我只要在文化上把你征服了,你就会追随我,会为能到我的公司打工感到荣幸;你们就会彼此互掐,把价格压低到无利可图了,还哭着喊着要把资源卖给我;你可以在国境上陈兵百万,可是我用不着打你,你的文化影响有多大,你的实际领土就有多大。
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
文化是国本，是民族之根,必须强化。为此,我们需要从战略层面来守住民族文化这道长城,需要正确把握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在此,我贡献一些比较肤浅的思考,供大家进一步探讨。
第一,向世界提供中国式的社会发展模式。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借助于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媒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博弈、会通,将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在我看来,这场博弈归根到底是中国能否向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
近百年来,西方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地推行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文化格局,这是相当不正常的。世界文化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从而使人类文明更为灿烂。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有责任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并且殃及全世界,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各国经济学家都意识到美国文化出了问题。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古老文明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重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等,正在成为热门学问。中国人没有走欧美的道路,但却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能从文化上总结出东方式的社会发展模式,那将是中国对于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第二,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并行不悖的两个体系。中国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历久弥新,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近百年来由于时势变迁,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很不相称,我们有必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通过各种途径展示中国的文化形象。
第三,增强文化向心力。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猛然发现,我们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很大。人们还把经济上的落差等同于文化上的落差,进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在各个领域模仿西方。我们用西方人的思维和学科体系解读或者重构我们的固有文化,遇到格格不入之处,就批评我们落后、不科学。在生活方式上,更是奋力追赶西方时髦。在我们日复一日用西方文化改变自己文化基因的同时,在所谓“文化多元”的口号下,我们的信仰、文化认同五光十色,而以认同西方为大宗,正如香港媒体所批评的:“唯西方马首是瞻,唯西人所言极是,唯西例为理政之所循。从学界到商圈,从官府到民间,都在迷失自己,症结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因此,当务之急是,我们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价值，紧密集合在本位文化的大旗之下。
此外，还要提升国民素质，树立民族形象。最近几十年，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教育相对滞后，人的素质跟不上。许多富人出国旅游，由于缺乏教养，不知礼仪，只会大把撒钱，外界观感普遍不好，由此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形象。有些西方媒体借机抹黑中国，对我们的后续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能否重塑自己的民族形象，决定着我们未来能走多远。
（根据彭林教授在东南大学的演讲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延伸阅读
美国“不战而胜”
靠的是文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苏两国首脑会谈，提出要“和平竞赛”。双方商定，首先各自在对方的首都办一个展览。苏联人到美国办了一个炫耀其宇航技术的展览，当时苏联在这一领域的水平高于美国。美国人看了很害怕。而美国人到苏联办了一个美国家庭的厨房展览，非常现代化。苏联人一看，大为震惊：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觉得美国人很幸福，内心向往美国。
之后，两国进一步展开民间“文化交流”，美国的“文化使者”深入到苏联家庭开party，舞跳得很开放，苏联的年轻人沉溺于此，不能自拔。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描述的就是美苏两国文化交流下的苏联青年人。尼克松写过一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战争要靠武器，“不战而胜”靠的则是文化。苏联被颠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青年一代的价值体系被颠覆，转而认同美国文化。人们常说文化是软实力，其实软实力并不软。
坛主小传 彭林，江苏无锡人，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礼乐人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