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道家？我们在此试提出三条标准。第一，保持先秦道家超感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第二，迎接新时代，解决新问题，特别是科学创造问题。第三，积极促成与当代新儒家的新互补，一方面以己之所长，弥补儒家封闭、僵化、独断的不足；一方面以儒家之所长，弥补道家人道实践的不足。
一 、作为哲学家的精神理路
也许我们可以说，哲学思考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个四维时空诞生出了人类，因而在人类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种相应的结构，来关注周围这四维时空，产生出有关终极原因的思考。有一种现象在古今中外许多民族的哲学家身上都可以发现，这里我们仅举出以《朱子家礼》闻名的宋代哲学家朱熹早年的一段经历。朱熹在记载其言论的《朱子语类》中叙述道：'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天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许有什么物事。某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种经历正是我们许多人都曾感受过的，我们姑称之为'天地之禀命'。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后天环境，每一环境因时因地而各不相同，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子'、'层面'、'社区'等等，它们之间的隔膜有时会很大，以致于相互之间难以建立一致的价值判断。所有的哲学家都脱离不开自己的'圈子'，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此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我们姑且将这些特定的圈子称之为哲学家的'缘'。
由'缘'而产生体系的过程可能会有数十年之久，其中可以划分出若干时期或阶段，但是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体系基本完成的时刻。在此之后，逻辑上哲学家就会运用自己的体系逆推向现实社会，用他探索来的哲学理论解释现实社会的一切。（当然，在这一过程开始以后，'知'、'行'之间还会有许多的反馈。）
徐复观先生阐述先秦诸子，认为有些学派的思想是具体的、技术性的，比如农家、兵家、纵横家，而另一些学派是全面的、建有哲学体系的，比如儒、道、法、墨诸家，这一见解是很对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异常繁荣的，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有一人就有一子，包括小说家《燕丹子》、音乐家《师旷》、商人白圭等等，无不在以一己之所见，来阐述永恒的原则，商臣伊尹甚至可以'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无论什么人，只要留下文字、留下记载的，后代都可以予以承认，列为一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上下失序'与'处士横议'。既然原来的秩序没有了，那么就总要建立新的秩序；而既然没有了权威，那么无论谁都可以参与到新秩序的建立中来。在此过程中，确有一大批诸子是直接以功利为目的和技术性的，将其划分开来是必要的。
梁启超先生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在著名的《论六家要指》中，司马谈说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种意见在《易大传》和《庄子·天下》中有近似的表述，《易大传》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庄子·天下》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司马谈所谈到的六家是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但我们也可以说这六家都是徐复观先生所说全面的、建有哲学体系的一些学说。而按照司马谈、《易大传》、《庄子·天下》的理解，这些学说是有其共同之处的，其共同之处就是'为治'。
建立哲学体系就像建立一所房屋，而建造哲学房屋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其不能倒塌，它必须是以普遍性和永恒性为目标。达此目的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选择一个尽可能坚实的基础，其二就是使房屋本身十分地结实，即使基础毁坏，仍留有完整的结构。前者固然不易，后者尤其困难，这犹如是舍弃基础，建造空中楼阁。楼阁完全是概念的、逻辑的，其体系内部必须达到充分地合理与自洽。
先秦诸子百家都是在探求真理，即探求世界万物的根据和规则中建立各自的理想和学说的。在对中国先秦思想史做广泛的历史考察时，我们不能不密切关注'社会'、'圈子'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考察的结果似乎是它们之间的融合远远大于隔膜。按照班固的说法，各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而其分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学者们职业的不同。班固《汉书·艺文志》说道：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 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说以往曾受到学者的怀疑，但在近年已逐渐得到肯定。与班固的'职业说'相对应的就是《易大传》、《庄子·天下》和司马谈的说法。所谓'各有所明'、'时有所用'，就是在同时肯定各家学说的前提下，认为各家仅是因为其所司守的不同，所以主张不同。不同既不说明各家都错误，也不说明各家都正确，而是说各家只适合于与其相适应的独特的环境。即如庄子所说：
'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齐物论》，又见《庄子·寓言》）
'怎样才正确？自有其正确之处所以就正确。
怎样不正确？自有其不正确之处所以就不正确。
怎样才应该？自有其应该的原因所以应该。
怎样不应该？自有其不应该的原因所以不应该。
存在的事物都有正确的原因，现实的事物都有应该的原因。
没有什么事物不正确，没有什么事物不应该。'
诸子的这一特点，一方面是由于先秦多元的政治背景，一方面更因为哲学家所刻意追求的普遍性与永恒性。在这一点上虽然并不存在共同的判断标准，但至少每个人以为如此，每个人的主观愿望如此。孔子说'有教无类'，我们无法分析出其所指对象的阶级性；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表明他所追求的是社会全体的共同秩序。
各有所明、时有所用，'明'在何处？'时'在何时？一一追究，我们发现至少儒、道、法三大家学说呈现为一个阶梯状结构，姑且可以称之为'学术阶梯'。《老子》说道：'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德经·三十八章》）这就列出了一个学术阶梯，这个阶梯在概念上自上而下依次是：道德--仁义--礼法。其中道德是道家的主张，仁义是儒家的主张，礼法是法家的主张，所以这个学术阶梯在学派上又可以列做：道家--儒家--法家。三家各有自己的历史观，实际上则是依托历史的名义提出各自的政治理想，其中道家的理想寄托在上古（老子为小国寡民，庄子为古十二君），儒家的理想寄托在中古（孔子为夏商周三代，孟子为先王尧舜，荀子为后王，兼王霸），法家的理想寄托为近古（春秋五霸及今王），所以学术阶梯从政治理想上又可以列做：上古--中古--近古。三家之所长，道家擅长恢复秩序、休养生息，儒家擅长和平发展、文治守成，法家擅长兼并创业、变法救败，三家分别适用于王朝的初期、中期和晚期，所以学术阶梯从适用的时间上可以列做：初期--中期--晚期。从史实上做一验证，三家第一次与当时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情况是以法家最早，时间在战国晚期；其次是道家，在西汉初期；最后是儒家，在西汉中期。在此后的各朝各代中，三家大体上按照阶梯的顺序更相为用，循环往复。即使是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层面上，三家适用的情况也有所不同。道家讲南面无为，适用于上层；法家讲吏治，适用于中层；儒家讲柔孝，适用于下层。因之学术阶梯从政治层面上还可以列做：上层--中层--下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