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韩国立国之时，街景凋敝，一片残破。此后十余年，出于赢得冷战意识形态竞争的考虑，美国为韩国的经济振兴大量“输血”，但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然而，当上世纪60年代美援逐渐撤出后，韩国的经济却开始起飞，创造了3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近10%的 “汉江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试图探寻韩国崛起的原动力。一时间，儒家文化与韩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并无定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纪以后随着官方儒学教育机构的出现，儒家思想在朝鲜逐步得到传播，政府派往中国研习儒学的留学生亦日渐增多。 788年，新罗仿效中国实行科举制，熟读儒家经典成为希望为官入仕者的进身之阶。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进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学迅速升级为朝鲜的治国方略。
1961年5月16日凌晨，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了国家权力。朴正熙政权治下的韩国选择的是一条 “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主要特征为少数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垄断决策权，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广泛干预经济。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价轰轰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独裁集团的广大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为什么此时却默默地接受了朴正熙的威权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李承晚之后的张勉政权，其“民主=无政府主义”统治下一盘散沙式的社会状态，让韩国民众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儒家倡导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为“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李朝的500年间，朝鲜统治者就是依据这样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国治民，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而后，虽有日本宗主国观念的广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观念的潮水般涌入，却均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观地位。正因为如此， 1960年—1961年的政治动荡，才能够成功地唤醒沉积于韩国民众心中对稳定和谐的向往，并促使他们长时间地支持朴正熙领导下的发展型威权政权。
如果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韩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提供了外部保障，那么有目共睹的教育进步，则是 “汉江奇迹”的内部动力来源。儒家堪称敬学尚贤的典范， “有教无类”、 “学而优则仕”等主张便是明证。在韩国，这种久远的教育观渐渐内化为朴素的 “卖掉黄牛也要送孩子上学”的尊师重教之风，并最终成就了教育事业的腾飞。朴正熙上台后，积极推行教育先行的发展战略。在他统治期间，韩国初高中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至1965年，教育开支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已超过15%，仅次于国防预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今后的人力资源，培养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1963年，依据 《大韩民国教育法》 “优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原则，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义务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7年，《职业培训法》出台，职业培训活动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 《产业教育振兴法》修正案问世，引入了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1976年，颁布《职业培训基本法》，逐渐将职业培训的对象由技工和教师扩展到其他各行各业和不同人群。通过上述举措，韩国廉价高素质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形成。
在韩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点点滴滴：孔子崇尚 “一箪食，一瓢饮”、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节俭生活。这种节欲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韩国人的理财之道，引导他们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而由此带来的高储蓄率是韩国经济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所需资金的重要保证。韩国威权政权有力地掌控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方向，微观经济活动的规范性则更多地依靠单个行为体的自我约束。正是在此处，儒家的义利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规制作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评价标准，有效地抵制了资本积累初期的非法敛财的冲动。由于大多数商人恪守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韩国经济得以较为有序地运行。
在韩国成长为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历程中，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这也与儒家思想有关。孔孟始终强调君子应有仁爱之心，不仅要 “亲亲”，更要 “泛爱众”。朴正熙巧妙地将儒家的仁爱说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认为应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营造家庭般的气氛，发扬亲如兄弟的友爱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关系。很多经营者响应朴正熙的号召，着力凸显企业主与员工间友好相处的重要性。比如，创立于1947年的LG集团坚持倡导企业内部的 “人和”与 “团结”，劳资纠纷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上。
199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韩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此期间，很多人激烈地批评儒家思想助长了政治上的威权统治和商业上的家族经营，认为应彻底予以抛弃。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批评者决不能对危机爆发后韩国公众自愿捐赠200多吨黄金和倾其所有购买国货的爱国行动视而不见，此举与儒家思想提倡的集体主义不无关系。同样，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对韩国“起飞”起到的推动作用。马颖、周剑麟两位学者几年前曾撰文指出，“对具有韩国特点的现代化产生最持久影响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谓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