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鬼神的无待与人的“自足”。“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该章的真义是想为人的存在找到依据。孔子的回答隐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尚未做好“事人”“知生”之事，不必问鬼神和死亡的问题；即便做好了，也未必要问；如果真的做好了，就超越了鬼神和死亡，也就不必问；鬼神和死亡是不可靠和不可知的，不能作为人的存在依据；人只能面向鬼神和死亡，自我作祖，选择“事人”与“知生”，进入以彻底的悲情为底色的悦生乐世的开放境域，建立价值。“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篇》）仍然不谈鬼神的有无，但指明了外在于人的鬼神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建立是没有作用的。
二、对他人的无待与人的“自足”。“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不怨天，不尤人”是对上天和他人的无待，是对外在因素的剪除，是对人的“自足性”的确认；“下学而上达”是进德的方式，是从践履到超越的取径；而“知我者其天乎”则是人格的归宿，是“上达”之所。人一旦于外物无待，必然指向内在境界的提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是说既然生死穷达非人力可左右，那就把它交给命运和上天，人唯一能做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孔子没有勉强，那些不能用道德境界观照的“命”、“天”与人无关，可以也应该悬置不顾；可用道德境界观照的“命”、“天”则尽化为建构道德境界的精神资源。因此，这不是宿命论，而是境界的豁然开启。生死问题也随之而解：“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人生的全部价值被规定在“闻道”，生死与价值的建立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死亡被超越。
三、人性必善与人的“自足”。孟子言性善，具有先验色彩，孔子并未将人性作硬性规定，而是把人性的建立看作是在实践中养成的过程。“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篇》），“好德”是人的社会性，而“好色”则是人的动物性，人只有不断地克制自己动物性的一面，才能逐渐凝聚起社会性的一面。但“好德”的原初动力在哪里？既不信奉鬼神，人也就无原罪和原善，人性善恶便无依据。还有，何谓善恶？从人类总体的角度看，一个人贡献多于索取，有益于社会，谓之善，反之则是恶。因为只有前者才能使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后者则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倒退和灭亡。因此，人生来未必是“好德”、“性善”的，却必须是“好德”、“性善”的。
四、内省与人的“自足”。在孔门仁学中，内省十分重要，那是因为人在无待的自足状态中只有依靠内省才能提高人格境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篇》）中国人无宗教性的原罪，所以无内心之忧（“主观之忧”）；有所忧者，乃道之不行（“客观之忧”）；有所惧者，乃德之亏欠。故知命不忧，足德不惧，内省不疚。内省的依据是“诚”，“诚”是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最开放最合理的因素在人心理中的自然反应，是人对这些因素的自然认同感。内省首先要通过人的自觉选择来实现，“自足性”便成为依“诚”而立的形式原则，并由此构成了一个道德提升系统，即“自足性”是原则，“诚”是内容，内省是行动方式。至于孟子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将内省与人的“自足”关系推向了极致，直是英雄气概。
五、“为仁由己”与人的“自足”。孔子否定但并未否弃鬼神和死亡，相反，鬼神和死亡是其哲学的起点。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二者互为因果），人因此陷入绝对的虚空中，面对人的有限性和空虚性，孔子采取的是实用理性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在彻底的悲剧底色上，孔子选择的是人的毅然崛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篇》）“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至北宋张载则将此意发挥到极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是天地间最主动也最生动的因素，在人与道的关系中，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是这一理路的必然结论。人所以要“欲仁”、“弘道”，因为那是人类总体意义上的必然选择，因此，“道”、“仁”等概念也不再僵固，而是被定位在实践性的开放境域中，被维系在人的温暖的情怀里。在“欲仁”的过程中，人的“自足性”是基础，它实际上具有强大的突破思想桎梏的作用。
六、“天命”归宿与人的“自足”。“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畏天命”（《季氏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篇》），人的“自足”最终着落在“天命”。它是人在“自足性”选择中创造的人类总体意义上的“客观社会性”。了解并奉行这种必然叫做“知命”；如果将人类总体的必然机械地照搬到个人命运上，则谓之“宿命”。君子知命是指对人类总体的光明前途与个人为追求她而必然遭遇的命运坎坷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正是孔子的“天命”与“知命”的意义，也是人的最终着落处。“子畏于匡”（《子罕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是“知命”的典型体现，他们所表现出的巨大自信，不是基于相信人格神意义上的上天，也不是虚幻的自我安慰，而是基于与“天命”相通的人格境界，这也正是超越鬼神和死亡，将人生最终着落到“天命”的极致体现。从“为仁由己”始，至归于“客观社会性”终，人的“自足性”贯穿人生的全过程。
这种“自足性”的建立不是主观唯心的设定，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自足性”对于突破现实束缚，反对异化，从人类总体的角度建立合理价值，为人类的长远发展寻求根本依据，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