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兵家既指军事家，也指学术家；兵家既指军事学科，也指思想学术流派。中国历代目录著作对兵家文献的著录说明兵家文献是诸子文献。兵家研究应该放置在中国整个文化背景下特别是诸子文化背景下进行，纳入诸子学研究范畴，这样有助于对中国文化的完整理解和构建完整的诸子学体系。
关键词：兵家 目录学考察 学术流派 诸子学
“兵家”是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但“兵家”是否属于“诸子百家”，意见并不一致，更无专文讨论。认为“兵家”属于“诸子百家”者，自然把“兵家”当诸子看待；认为“兵家”不属于诸子百家者，当论及诸子时，绝口不提“兵家”。而这样做的理由，往往阙而不论，以致“兵家”长期以来“身份不明”。综观洋洋大观的思想文化史著作、诸子学著作，当论及诸子百家时，对“兵家”是否属于“诸子百家”都是期期艾艾，态度暧昧，而兵家研究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把兵家归入到单纯的军事学范畴，而很少放到诸子学范畴进行研究。
一、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表明，“兵家”既指军事家，也指学术家；既指军事学科，也指思想学术流派。
“兵家”一词最早出现于《孙子兵法·计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 这里的“兵家”是指军事家。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印证了《孙子兵法》是出自春秋末期孙武之手的兵学著作。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沈淀，先秦兵家既是我国军事学的源头，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尚武尚智的民族精神和坚韧聪慧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或多或少浸染着先秦兵家的谋略思想。先秦兵家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影响绝不亚于儒家、道家，已经渗透到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生活、人的行为等各个方面，但是长期以来，兵家研究者鲜有把兵家纳入到诸子百家范畴；研究诸子百家者，亦鲜有研究兵家的；研究思想文化史的也少有甚至根本不涉及兵家，而把兵家看作纯粹的军事学。历史事实是，在春秋战国的典籍里面，“兵家”既指军事家，也指军事思想家、学术家，《孙子兵法》明确有“兵家”之称，《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虽然没有明确的“兵家”之称，但论及兵家人物以及兵学时，却是把它看作一个学派的。《吕氏春秋·不二篇》对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有论述，其中就有兵家人物：“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2]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冠以“道家”“儒家”“墨家”“兵家”之名，但它们的学术特点和思想主张却井然分明。
到了汉代，“兵家”一词在《淮南子》《汉书》等文献里多处出现。《淮南子·兵略训》云：“今人之与人，非有水火之胜也，而欲以少耦众，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3]《汉书·匈奴传》云：“兵家之胜，贵于未战。”[4]《汉书·叙传》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战。”[5]此所云“兵家”乃指军事家。而明确赋予“兵家”以学术流派、学术家之义的是东汉的班固。《汉书·艺文志》释“兵家”云：“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6]
二、历代目录著作对“兵家”文献的著录，表明“兵家”是诸子之一家。
中国学术的分科源于目录著作对图书的分类著录，目录学史虽然不是学术史，但在学术分科中却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考察目录著作对图书的著录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学术的分科。
（一）《汉书·艺文志》对兵家著作的著录及归类
汉初司马谈把先秦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对各家思想主张及利弊作了评论，奠定了学术分家的基础，以致后来者谈先秦学术皆不能绕开司马谈。那么为什么司马谈没有提到“兵家”呢？先秦兵家的著作数量很多，内容也很庞杂，既有讲权谋的，也有讲形势的，更有讲阴阳、讲技巧的。司马谈所划分的先秦学术“六家”虽然没有明确的“兵家”之名，但并不能说明 “兵家”这个流派不存在，也许司马谈把“兵家”分化到了阴阳家、法家、道家之中，因为“兵家”与“阴阳家”“法家”“道家”是相通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然司马谈没有目录学著作传世，就是他的《论六家要指》的大致内容也是由其子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转述的，因此我们无法看到他对先秦诸子著作的具体分类。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7]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奉命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太史令尹咸整理数术，侍医李柱国整理方术。刘向在整理图书时，一书校完，便条其篇目，概括大意，向皇帝呈奏，汇成《别录》。刘向死后，汉哀帝诏令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刘歆总览群书，撰成《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辑略》是个总纲性的东西，不是具体的图书分类，因而实际上就是“六略”。这“六略”的分类标准是按照当时刘向、任宏等人所负责的图书整理内容来确定的。这种图书的分类方法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先秦学术乃至中国整个学术文化的学科分类。
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对所著录的图书进行分类，仍袭刘歆的“六略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但班固不说“兵书”，而说“兵家”。“兵家”虽然没有列入“诸子略”，但既然称“家”，就说明“兵家”仍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学术流派，仍然属于“诸子”范畴，只是由于它的军事、政治的实用性而独立一家。
《汉书·艺文志》把先秦学术划分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而“可观者”前九家而已，因此，除去“小说家”，便是“九流”。但这并不能说明“兵家”就不是诸子学派。那么，为什么既然把不主一家的“杂家”，专事外交的“纵横家”，甚至不能成其为“家”的“小说家”都列为“诸子略”，却不把具有宏富思想、独具特色的“兵家”归入“诸子略”呢？那是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歆的《七略》而来，而刘歆的《七略·兵书略》是根据任宏校理的兵书而来。任宏校理的兵书，之所以在《七略》里面单独列出，名为《兵书略》，既是出于政治、军事的实用目的，也是出于兵书数量很多，单独编次便于利用的需要。早在汉武帝时期，“军政杨朴捃摭遗逸，纪奏《兵录》”。[8]《兵录》是我国第一部专科目录，从《兵录》编成的时候起，“兵家”就已经从诸子里独立出来，但并不等于说“兵家”就不是诸子了。相反，只是由于“兵家”的特殊性质而独立一家，并非由于“兵家”不是诸子而独立一家。应该说，《兵书略》是根据《兵录》而来，并对《兵录》漏收或未收之兵书进行编定整理。由于“兵家”长期独立于“诸子略”之外，以致使人产生兵家不是诸子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恰恰违背了班固的本来意思和先秦学术的实际。
（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对兵家文献的著录和归类
从西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刘歆着《七略》，到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均把学术划为六科。三国时魏有荀勖着《新簿》，创甲、乙、丙、丁四部法，南朝宋时王俭撰《七志》，梁时阮孝绪撰《七录》，把学术分为七科。目录学在南朝得到发展，学术分科也处于探索和争鸣时期。荀勖《新簿》乙部著录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数术的图书；王俭《七志》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阮孝绪《七录》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都把诸子和兵家或兵书并列，表明“兵家”就是“诸子百家”之一家。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刘歆、班固的观点，也是符合先秦学术史实际的。
《隋书·经籍志》编纂于唐代，它把所著录的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类别减少了，每部的范围扩大了，子部所录有儒者、道者、法者、名者、墨者、纵横者、杂者、农者、小说者、兵者、天文者、历数者、五行者、医方者凡十四类图书，并说明以上各类归为子部的原因：“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9]《隋书·经籍志》把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合而为一，说明《隋志》的撰著者眼界扩大，胸襟开阔，也说明学术的发展既有分化，又有融合。某些在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学科门类，到了《隋书》修撰时的唐代能与“十家九流”平起平坐，没有了等级之分，举凡儒者、道者、墨者、法者、名者、纵横者、杂者、农者、小说者、兵者、天文者、历数者、五行者、医方者在学术殿堂上都具有平等之地位，不再如《汉志》有“某某家者流”“某某家者”“某某者”的区别，对它们进行等级界定。当然，这也是唐代思想多元，非主一家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三）宋元时期对兵家文献的著录和归类
《新唐书·艺文志》编纂于宋代是在《旧唐书·经籍志》的基础上，参考《崇文总目》的体例编撰的，因此体例有所创新，在图书分类上分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经录、乙部为史录、丙部为子录、丁部为集录。丙部子录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事、经脉、医术凡十七类。虽然后七类不称“家”，但子部范围扩大，这七类统属在“子”部。
《宋史·艺文志》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体例，将所录之篇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条列，各部分类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同小异，子部仍为十七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天文、五行、蓍龟、历算、兵书、杂艺术、类事、医书。这种分类与新、旧《唐书》的分类一致。
宋代王钦若奉敕编订《崇文总目》，这是根据北宋朝廷藏书编成的一部官方书目，以经、史、子、集类次，子部有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小说、兵家、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道书、释书十六类。很有意味的是，王氏不称“小说家”，而称“小说”；不称“兵书”，而称“兵家”。这也反映了编撰者对“小说”和“兵”学术态度的差别。
郑樵《通志·艺文略》把“艺文”分为经类，礼类，乐类，史类，诸子类，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文类凡十一类。其中诸子类分儒术，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兵书、军律、营阵、兵阴阳、边策共十一类。在这里，“兵家”与“兵书”作为两个并列的小类同属诸子类。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采用经、史、子、集四分法，子类有儒家，道家，法家，杂家，小说家，农家，阴阳各门总、天文、历算，五行、占筮、形法，兵书，医家，房中、神仙家十一类。
宋代印刷术发达，刻书业、印书业繁荣，私家藏书非常普遍，由此带来了私家目录学著作的勃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黄震《黄氏日钞》最为著名。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沿用经、史、子、集四分法，子部书目共有十六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天文历算、兵家、类家、杂艺、医书、神仙、释书。晁氏虽然以家名“兵”，但它并非“九流十家”，“纵横”“小说”虽未称“家”，但仍属“九流十家”之列。究其原因，乃“兵”非“教”，而是“政”。晁氏解释说：“序九流者以谓皆出于先王之官，咸有所长。及失其传，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学者之过也，是以录之。又以医卜技艺亦先王之所不废，故附于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医卜技艺，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10]
《直斋书录解题》虽然不直接以“经”“史”“子”“集”名目，但所列之图籍实际上皆体现经、史、子、集之体例，经类凡十，史类凡十六，子类凡二十，集类凡七。子部统列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神仙、释氏、兵书、历象、阴阳、卜筮、形法、医书、音乐、杂艺、类书。陈振孙不说“兵家”，而说“兵书”，前九类仍称“家”，而把“阴阳家”剔除，列于“历象”之后，称为“阴阳”。
《黄氏日钞》亦未直接以“经”“史”“子”“集”名目，但在内容上仍按经、史、子、集编排，依次为读《孝经》、读《论语》、读《孟子》、读《毛诗》、读《尚书》、读《周易》、读《春秋》、读《礼记》、读《周礼》、读《三传》、读孔氏书、读诸儒书、读史、读杂史、读诸子、读文集，另有出自黄震之手的奏、申明、公移、讲议、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铭。
读诸子类书目不含先秦儒家，先秦儒家别立为“读孔氏书”“读诸儒书”。可见到了宋代，儒家已经从诸子中分化出来，儒家已经高于其它诸子。这也反映出黄震的思想倾向或他所处时代的思潮。读诸子类包括除儒家的先秦诸子、汉代诸子及先秦兵家。在黄震看来，兵家乃是可与其它诸子同列的学术派别。这与陈振孙的观点迥异。
（四）明清时期目录著作对兵家的著录和归类。
明清时期刻书业印书业更加繁荣，有许多私家目录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清代钱曾的《读书敏求记》。
《百川书志》共二十卷，分四大类，即经志、史志、子志、集志。子志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小说家、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隐家、格物家、翰墨家、农家、医家、卫生术、房中术、卜筮家、历数家、五行家、阴阳家、占梦术、刑法家、神仙家、佛家、杂艺术、子抄、类书共三十类。在这里，不仅“兵”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且其它如卜筮、医术、历算、神仙、五行等也被冠以“家”的名称，与“九流十家”等量齐观，还有“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隐家”“格物家”“翰墨家”等新“家”。
《读书敏求记》以经、史、子、集统列书目。子部有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类家二十类。由于是钱曾读书时的记录，所以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也不完全。在子部书目中没有儒家（儒家被列入经类）、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诸子，但“兵”还是作为一个学派来看待，称为“兵家”，而不称“兵书”，说明钱曾是用学术眼光来看“兵”的。儒家列于经类，高于诸子。
私家目录多反映目录编撰者个人的思想观点和学术眼光，官修目录则代表当时官方或一个时代的观点。明清两代官方的目录著作最重要的是《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
《明史·艺文志》子部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史稿·艺文志》的编目分类完全相同。《明史·艺文志》称“兵书”，《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称“兵家”，而且仅次“儒家”之后，位列第二，这在前代目录著作中未曾有过。
从以上粗疏的考察可以看出，先秦两汉文献把“兵家”看作诸子中的一家，是众多学派中独具特色的学派。汉武帝时，军政杨仆纪奏《兵录》，这是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兵家”也由此从诸子百家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军事学科。刘歆《七略》之后，历代目录著作有称“兵书”的，也有称“兵家”的，也有“兵书”与“兵家”并列在一部目录著作的。在对待“兵家”的态度上，主要看“兵家”是不是一个学术派别，有的目录著作承认“兵家”是一学术派别，比如《汉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黄氏日钞》《百川书志》《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有的目录著作不称“兵家”，只称“兵书”，似乎不承认“兵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如《七略》《七录》《七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明史·艺文志》；有的目录著作把“兵书”与“兵家”当成两个并列的小类，如荀勖《新簿》、郑樵《通志·艺文略》中既有“兵家”类，又有“兵书”类，其实这也承认了“兵家”是一学术派别；有的目录著作虽然只称“兵者”，如《隋书·经籍志》，但它与其它诸子是地位平等的，仍然是学术派别。称为“兵家”者，自然认为“兵家”是先秦一思想、学术流派，称为“兵书”者，也不能说明“兵家”不是先秦的一个学术流派，因为目录著作虽有“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学术著作，更非专门探讨学派源流的学术著作。目录著作的编撰者以“兵书”类列，更多的是从著录图书着眼，而不是从阐明学术着眼。因此目录著作中所谓之“兵书”，实际上就是“兵家”。
总之，历代目录著作对“兵家”的看法无论怎样千差万别，都不出两种：一种是“兵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但囿于班固早已界定的“九流十家”之说，因此也不好增加一“流”或者一“家”，变成“十流十一家”。一种是“兵家”就是军事家，因此在目录著作中只以“兵书”出现。不管称“兵家”，还是“兵书”，实际都属于“子”类，都表明是先秦诸子之一家。当然，目录学著作对“兵家”或“兵书”的著录，只能作为我们考察兵家学术归类的一个参考，而不是标准。
三、先秦兵家研究应该纳入诸子百家研究范畴
关于“兵家”的学派归类问题，现代学者有所论及。吕思勉从学术史的角度明确提出先秦学术当有十二家，而“兵”是其中一家，他说：“先秦诸子之学，《太史公自序》载其父谈之说，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益以纵横，杂，农，小说，是为诸子十家。其中去小说家，谓之九流。《艺文志》本于《七略》，《七略》始《六艺》，实即儒家。所以别为一略者，以是时儒学专行。汉代古文学家，又谓儒家之学，为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而非孔子所特有，故耳不足凭也。诸子略外，又有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兵书与诸子，实堪并列。数术亦与阴阳家相出入，所以别为一略，盖以校书者异其人。至方技，则一医家之学耳。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11]思想史家沈福林从先秦诸子以学科名家的角度论说“兵家”是“诸子百家”之一“家”：“先秦兵家之言毫无疑义地属于诸子学范围……先秦诸子以学科名家的，不限于兵家，还有‘名家’‘法家’‘阴阳家’，他们既是专门研究逻辑、法律、星历的专家，又是有完整独立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先秦兵家也是如此，他们虽以军事研究为主，但并非仅仅研究军事问题的专家，他们的研究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道德、法律、自然诸多领域，俨然成一家之言。”[12]还有不少学者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但在实际操作上把“兵家”归入了“诸子百家”之学，这从近年出版的某些先秦诸子丛书可以看出。
先秦两汉思想史专家熊铁基认为，一个学术流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比较全面系统的学说和与众不同的特点；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有师徒传承关系并形成思想基本一致的群体。[13]考察先秦兵家，它基本上具备这些条件。从学说的系统性和特点来说，先秦兵家可以说是最具系统性的一家，从社会影响来说，先秦学术，儒、墨是显学，“兵家”也是显学，《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14]这足够证明兵学之盛。从师承关系及思想体系的一致性来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人，《齐孙子兵法》与《吴孙子兵法》在思想上有承继关系。当然在师承关系上，兵家不如儒家、墨家等学派有众多的弟子跟随一个老师，但“兵家”是先秦学术中思想最为开放、胸襟最为开阔、最无学术偏见、最能吸纳百家之长的一个学派，它吸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兵家思想。因此，“兵家”既是军事家，也是一个思想流派、学术流派，是“诸子百家”之一家，把兵家研究纳入诸子百家研究有助于构建完整的诸子学概念，有助于对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全面认识，廓清长期以来“兵家”的模糊定位造成的模糊认识，反映文化学术的本真面目。因此我们讲“诸子百家”时，不应该忽视“兵家”这一重要的学派；讲“兵家”时，也不应该忽视“兵家”是“诸子百家”之一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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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子十家注》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诸子集成》本，二O页，
[2]《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诸子集成》本，二一三页
[3]《淮南子》，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诸子集成》本，二六二页
[4]《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三八一二页
[5]《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四二五九页
[6]《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一七六二页
[7]《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一七O一页
[8]《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七六三页
[9]《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一O五一页
[10]《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9月版
[1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5页
[12]沈福林《兵家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页
[13]]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56页
[14]《韩非子集解·五蠹》，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诸子集成》本，三四七页
（李桂生，江西宁都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中国传统兵学与兵家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