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掌握主动而摆脱被动，“致人而不致于人”，对于所有形式的对抗斗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不但对此达成了共识，而且，略为深入，我们还会发现，两者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的基本思路，也是大致相同的。
关键词：致人，不致于人，武术，兵家。
Controlling others but not controlled by others
------Chapter 3 about “Chinese Wushu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Qiao Feng-jie
Wushu culture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The strategy, that is, to hold positive rights, to set free passive rights, to control others and not to be controlled by others,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all kinds of traditional antagonism and struggles. The ancient strategists and traditional Wushu masters have got consensus about this. Thinking deeply, we still can find that they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about the basic opinions in specific practical use.
Key words:controlling others, not controlled by others, Wushu, Military strategies.
掌握主动而摆脱被动，“致人而不致于人”，对于所有形式的对抗斗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不但对此达成了共识，而且，略为深入，我们还会发现，两者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的基本思路，也是大致相同的。
古代兵家非常清楚，军事战争的形势是瞬息万变而难以预测的。战争的双方必然都想击败对方，然而，战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方。这样，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在进行战胜对方的努力的同时，“先为不可胜”，确保立于不败之地，自然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而这种古代兵家反复强调的明智的做法，其实正是掌握对抗斗争主动权的一个重要前提。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1]孙子非常清楚，战争的胜利，需要敌人给我们提供打击的机会。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只要对方在防守上不犯错误，我们是无法取胜的。然而，虽然我们无法凭主观努力而确保我军的胜利，但却可以尽可能地做到不犯错误，不给对方提供攻击的时机而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们，在进行战前准备与战术策划时，首先需要制定一套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行动计划。只考虑击败对手而不懂如何确保自己不败的军事家必定愚蠢的。
这种以自保为前提的明智之举，传统武术家们是非常欣赏的。虽然招式狠毒但却以“防身自卫”为理性前提的传统武术，必然懂得“先为不可胜”对于确保“防身自卫”这一价值目标的实质意义。传统武术家们不但懂得在思想上确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术意识，而且，在不少拳种中，还专门制定了不为胜敌而只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均可立于不败之地的技战术方法。采莲手中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专门用于拖闪对手各种攻击的万能防守步法；太极拳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不即不离，不沾不脱”为其基本的技术方法；几乎每个传统拳种都很明白以灵活的躲闪移动为核心的游击战术对于技击实战的重要意义。
对于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战争来说，“先为不可胜”，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掌握军事对抗主动权的重要前提。然而，这也只能是一个前提。“先为不可胜”，可以“不致于人”，却还未必能够“致人”。在古代兵家看来，以“先为不可胜”为前提，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敌我双方经常变动着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时、地利、军心、士气等方面的状况与态势，为制定适宜的战略战术、采取正确的军事行为提供认识论方面的前提，“知彼知己”，才有可能“致人”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2]“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3]当然，这也只能是由“不致于人”通向“致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达到“致人”之目的的充分条件。
如何做到知彼知己呢？知己乃是对己方综合实力的认真反省，这一反省虽然做起来并不轻松，但毕竟还是自己的事情。从古代兵学著述中可以得知，那些伟大的军事家们为“知彼”而采用的主要方法，大致有间谍法、侦察法和调查法三种类型。所谓的间谍法，就是派间谍到敌国去刺探其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外交等方面的机密情报。所谓的侦察法，就是通过试探性的战斗来侦察敌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4]所谓的调查法，就是将帅亲自巡视战场的地形地貌，观察敌军的驻防阵线，料敌计险，谋及“负薪与庶士”。
拳谚说，“手快打手迟，知打不知”。在传统武术看来，不以“知彼知己”为前提，不了解敌我双方的实力状况，盲打瞎拼，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就对抗双方的实力内容而言，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知彼知己”的手段在两者之间就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古代军事家们所采用的三种方式，在传统武术技击的实际操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落实。如果说在传统武术技击中运用间谍法有些夸张而运用调查法有些抬高的话，那么，运用侦察法，则应该是丝毫不为过的。事实上，传统武术家们早己把古代军事行动中的“作之”、“形之”、“角之”等方法在技击对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技击对抗中，间谍法与调查法的变相运用，自然无法比得上其在军事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但还是可以搜集一些有用的外围资料的。
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武术技击，实力自然是影响对抗双方掌握主动权的客观因素。然而，实力毕竟不等于主动。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主观努力，才能形成事实上的真正主动。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可以实现对抗实战中的强弱转化。在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看来，“先为不可胜”，“知彼知己”，然后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与发展态势，遵循对抗斗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实现这些战略战术的具体措施，是掌握对抗斗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代兵家历来主张深谋慎战，认真策划作战的战略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们认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5]“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6]他们要求，在战争的整个进程中，应该“不陉（轻）寡，不劫于敌，慎终若始”[7]。作为将帅，自始自终都必须冷静谨慎，对战局的发展作好心理上的多种准备，以避免被动。兵家们认为，作为将帅，应该尽可能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8]“见胜而战，弗见而诤。”[9]
传统武术家们对此的认识，与古代兵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他们看来，怒而出击，愠而致战，疑而退却，乱打乱拼，都是技击实战的大忌。传统的武术家们非常反感那些狂妄傲慢的无知之徒，也很鄙视那些胆小怯场的懦弱之人。他们认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应该谨慎而不胆怯，自信而不轻狂，深谋慎战，周全策划至胸有成竹而又步步谨慎，不为对手留下任何攻击或反击的机会。其实，传统武术这种深谋远虑而又谨小慎微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然被沿用于现代散手比赛中。应该说，战前的周密策划，临场的教练指导，已成为现代散手比赛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常识性的做法，并非中国武术的专利，而是广为流行于各种对抗性的比赛中。
如果说“先知”、“先谋”是掌握对抗主动权的基础与前提的话，那么，“先行”即先机制敌，则就是一种在具体行动方面的“抢权”意识了。古代兵家认为，在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力争都能抢先一步控制对手，乃是非常朴实而简捷有效的。
所谓的先机制敌，大约包括以下内容：其一，要抢先占据有利位置。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首先必须懂得如何抢占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二，当自己误入险地、死地时，必须赶在敌人对我采取行动之前迅速脱离，切勿失于敌后。其三，要注意抢先使用诡道误人，使敌有技无所施，有力用不出。其四，要夺敌之恃，夺敌之爱，抢先进攻夺取敌人的关键与要害之处，使敌失去支撑点而陷入被动。其五，“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所以，要做到“宁我薄人，勿人薄我”。在军争中先发制人，虽不是唯一可行的做法，但却确实不失为良好的对抗思路之一。
古代兵家的先机制敌，与其说是一种军事行动方式，不如说是一种可广泛运用于所有对抗形式的战术意识。这种战术意识，必然是可以圆融无碍地运用于传统武术技击中的。在传统武术的技击实战中，抢先占居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与位置而远离对自己不利的地形与位置，抢先使用诡道误人而避免误于人，抢先攻击敌之要害位置，都是朴素而实用的。从本质上讲，这里的先机制敌，最为突出的，主要是一种思想意识；然而，没有这样一种抢先行动的思想意识，战术行动上的抢先必然是不可思议的。另外，这种抢先意识的培养过程，是需要实际行动的密切配合的；经过系统严格的培养训练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其实是与抢先意识指挥下的抢先行动完全一致的。正是如此，对于传统武术技击来说，这种先机制敌的思想意识，也就决非只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空洞理论了。
对抗斗争的主动权的争夺，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对抗着的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地设法控制对手而不被对手所控制。在这样一种斗智半勇的对抗中，藏己掩形，即掩藏自己的行动意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军事战争中，所谓的藏己掩形，可以理解为对各种军事机密的保守。在古代兵家看来，保守军事机密，是战争中取得主动而避免被动的重要前提之一，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与军队的生死存亡。《六韬》认为，“势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10]在《三略》看来，“将谋密，则奸心闭；……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11]。
当然，古代兵家所要保守的军事机密，并不仅仅是指战争情报性质的内容。实际上，在具体的战斗中，兵家所要保守的，则主要是军事行动方面的“形”，特别是调动“形”之变化的“谋”。因此，对于军事战争来说，对“形”与“谋”的掩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古代兵家们纷纷指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12]“谋成于秘，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13]要求“谋人而不使人知，诈人而不使人识”，以“假象”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如果说兵家所言的对军事情报的保密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的话，那么，其所论及的对“形”与“谋”的掩藏，则同样也是传统武术技击所特别重视的。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严格地遵循兵家的“谋人而不使人知”而造就的“呆若木鸡，面如纸灰”等超级表情，对于掩藏拳手的“形”与“谋”，还是很有价值的。“呆若木鸡，面如纸灰”，不会给对手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也就使自己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到了这个没有表象的表象之中。
实战对抗，将双方的各种因素进行对比，难免会各有所长。这种相对而言的长与短，却可能是控制对手或被对手所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看来，知彼知己，准确掌握敌我双方在各种实力上的长短优劣，充分发挥己方的长处与优势，回避己方的短处与不足，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必然是掌握对抗斗争主动权的一个重要原则。
唐代著名兵学家李荃认为，兵家之道，贵制人而不制于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14]“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则起，无利则止。”[15]
史美珩先生对古代兵略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古代兵家常用以下三种方法来实现扬长避短。其一，巧妙的排列组合。长短是敌我双方相对性的存在，灵活变换敌我双方之间对阵的对应关系，变相对长短为相对之长，变总体劣势为局部优势，然后以局部优势的相对多数而造就事实上的全局性优势。其二，夺敌之长而使之短。古代兵家认为，我们没有办法使敌人没有智谋，但却可以使敌人无法对我施展智谋；我们不能使敌人没有战斗力，但却可以使敌人无法对我发挥其战斗力。这种抑制敌人发挥其优势的方法在实战中的运用，是需要将帅们动些脑筋的。其三，诡诈以误敌。根据敌方将帅的具体情况，运用虚虚实实、真假互用等诡诈之术而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这就是《投笔肤谈·兵机》所谓的“韬其所长而使之玩，暴其所短而使之惑”，“秘其所忌以疏其防。”[16]
传统武术家们也非常清楚实战对抗中长与短的相对性意义。在传统武术的技击实战中，所谓的扬长避短，主要是对己方在身体素质与技术动作方面的不足加以巧妙的掩饰，而对其长处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腿法不足，要尽可能避免与敌远战而贴近对手；手法不足，则要尽可能避免近身与敌硬拼；空手对器械，则要远近分明，使敌远而不能有效攻击，近而无法施展其器械之长。
当然，对于武术技击的扬长避短，不能仅仅局限于身体素质与技术动作方面。其实，拳手对战术方法的运用能力，是存在着个体差异的。正是因此，传统武术家们要求，对于战术方法的运用，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进行适合于整体情况与个人特色的最佳选择。相对笨拙的拳手选择运用游击战术显然是不明智的，虽然这一拳手在对付比其更笨拙的拳手时可能会将这一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个人对个人的实战拼搏，与两军之间的集体对垒，扬长避短的内含还是有些差别的。应该说，运用合理的战术掩藏自己技术方面的不足并发挥自己相对的长处，其实乃是对史美珩先生所述兵家之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就“致人而不致于人”来说，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还特别关注在战斗过程中对利害得失的取舍问题。他们早已意识到，高瞻远瞩，一切从全局出发，对于掌握实战对抗的主动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问题。在他们看来，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不懂得对局部小利的主动放弃，不懂得对无关紧要的小危小害的勇敢承受，是会使破坏自己的整体规划而使自己预定的战略战术无法正常发挥的。“小不忍则乱大谋。”[17]“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8]不懂得放弃，就不会有大的收获。
古代兵家强调所有的行动必须从全局出发，认为应该“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19]在他们看来，料敌制胜，要戒于小利，然后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明代黄之瑞著《草庐经略·远略》，认为“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狃近利而遗远略也。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
应该说，这种原则性的思想意识，多数已经被那些聪明的传统武术家们落实了到具体的技战术运用之中。他们非常清楚，对小利的贪图，要么会破坏自己的整体作战计划，要么正好落入对方设计好的圈套之中；而对小害的煞费苦心的躲避，要么会改变自己原定的行动方案，要么将使自己失去打击对手的良好时机。全力以赴地躲避一个没有太大杀伤力的拳腿攻击而从主动转入被动的拳手必然是十分愚蠢的，同时，视而不见地大胆承受住对方不足以对我构成伤害的拳腿攻击而借机以重拳重腿摧毁对手的拳手也必然是非常精明的。
影响人们掌握实战主动权的因素是复杂的。在实际的操作实践中，以正确的思想意识严格遵循合理的行为原则，抢占对抗斗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并非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如果说在军事战争中有时还可以有点考虑时间的话，那么，在武术技击中，拳手在实战行为中对正确的思想意识的落实，更多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对那些有利于掌握实战主动权的思想意识的落实，必须通过严格系统的训练而使它们成为一种没有思想的无意识。传统的武术家们早已明白了这一点，并因此提出“千招会不如一招精”，希望能在这一招的反复训练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这些复杂的思想意识，以避免眼高手低之现象的出现。
*作者简介：乔凤杰（1969-），男，河南安阳人，博士，教授。现为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后，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所长，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文化学、中国哲学。
[1] 《孙子兵法·军形第四》。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3-14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2] 《孙子兵法·用间第十三》。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51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3] 《孙子兵法·谋攻第三》。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3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4] 《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4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5] 《孙子兵法·军形第四》。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5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6] 《尉缭子·攻权第五》。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47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7] 《孙膑兵法·将德》。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80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8] 《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49-50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9] 《孙膑兵法·八阵》。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4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0] 《六韬·军势第二十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92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1] 《三略·上略》。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13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2] 《太白阴经·沉谋篇第十四》。见：[唐]李筌著，张文才、王陇译注：《太白阴经全解》，第76页，长沙，岳簏书社，2002年版。
[13] 《兵经·秘》。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97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4] 《太白阴经·数有探心篇第九》。见：[唐]李筌著，张文才、王陇译注：《太白阴经全解》，第51页，长沙，岳簏书社，2002年版。
[15] 《太白阴经·作战篇第二十一》。见：[唐]李筌著，张文才、王陇译注：《太白阴经全解》，第113页，长沙，岳簏书社，2002年版。
[16] 参阅：史美珩：《古典兵略》，第238-23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7] 《论语·卫灵公》。见：李申译注：《四书集注全译》，上册，第331页，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
[18] 《论语·子路》。见：李申译注：《四书集注全译》，上册，第285-28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
[19] 《孙子兵法·九变第八》。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9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