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顽强自信,不惧死亡,“夺人而不夺于人”,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拳手,也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所必须的;谨养而治气,则是培养人的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谨养,治气,武术,兵家。
Keep to cure the spirit sincerely
------Chapter 2 about “Chinese Wushu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Qiao Feng-jie
Wushu culture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An excellent traditional boxer should have the spirit of indomitability and self-confidence, doesn’t scare of death and defeat opponents then. Keeping to cure the spirit sincerely is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training people’s spiritual strength.
Key words: Keep sincerely, cure the spirit, Wushu, Military strategies.
保持旺盛的斗志与压人的气势,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夺人而不夺于人”,是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视的。顽强自信,不惧死亡,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拳手,也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所必须的。“夺人”,即在精神上压制对手,展现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夺人而不夺于人”,也就是以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压制对手而不被对手所压制。这是参加技击实战与军事战争的重要前提。
对异常残酷的古代军事战争来说,源自于超越精神的作战气势,必然是非常必需的。“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1],“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2]。古代兵家十分强调临敌作战时军心与士气的重要性。
战争,是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作战双方的力量,无非是包括武器装备、粮秣辎重、士兵数量、军事技术、经济实力等在内的物质力量和包括军心与士气等在内的精神力量。对杀人的战争来说,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应该说,在物质力量相对薄弱的古代战争中,精神力量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要远远大于现代战争。利用原始的作战武器直面而搏,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可以想象的。
军心与士气对于战争取胜的重要,是古代兵家的共识。
《司马法》说,“凡战,权也;斗,勇也”[3],“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4]。在他看来,军心稳定、士气振作,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
《尉缭子》说,“战在于治气”[5]。它非常形象地说,“一武夫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敢当其前,莫敢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6]他十分重视昂扬的斗志与勇猛的气势在战争的作用,强调战争首先要注意对士气的培养。
唐代名将李靖坚信“胜气”即“战则必胜的信心与勇气”在用兵打仗中的重要意义,强调对士兵的斗志与勇气的有意培养。他说,“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7]在他看来,审时度势,捕捉战机,以暴风骤雨的凶猛气势压制对手,是优秀军事指挥员的必备素质。
如果说李靖只是强调“胜气”对于战争取胜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宋朝名将张浚对军队之气势的认识,则就显得更为深刻了。他说,“用兵之道,以气为主。气胜则强,气衰则弱。故虽有数十万之敌,而古人率以少取胜,变危为安,其术无他,气足以吞之故也。”[8]或许,他对气的宣扬已有些夸张,但是,却恰恰表明了夺人之气在古代兵家心中的重要地位。
武艺高强、历经血雨腥风之磨练的著名词人辛弃疾,对战场中士气的重要性,必然是既有亲身感受又有理性思考。他认为,天下英雄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先在内部“作三军之气”,培养三军对外的“有以破敌之心”。他说,“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在他看来,“死命之士”对于战阵,“死事之将”对于国防,是绝对不可或缺的。[9]
在战争中,“胜气”对于制敌取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坚信自己必胜,或者干脆认为自己不可能取胜,失去了“胜气”,那么,战场的失败,也就不再需要怀疑了。
孙膑总结了将帅失败的32种原因,发现不少是由于民心反背、军心不齐、将帅伤人等精神因素造成的。他说,“十七曰,……众恐,可败也。……二十四曰,暴路(露)伤志,可败也。……三十二曰,战而忧前者后虚,忧后者前虚,忧左者右虚,忧右者左虚,战而有忧,可败也。”[10]他坚信,“伤气弱志,可击也。”[11]
明朝何良臣较为严格地把胆量和勇气加以了区别,认为练兵首先要练胆气。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胆气,任何宏伟的战略与精密的战术,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他说,“前之所以教练武艺,节制行列者,总为张胆作气之根本。人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夫人之胆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预知;气有勇怯,其勇怯不能凭识。人而胆小,虽勇弗用,胆不以气,虽大弗张,是以气为一身之用,死生荣辱系焉。能作其气,而张其胆,则胆与气俱用之矣。”[12]
既然军心与士气如此重要,那么,注意对军心与士气的培养,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在《投笔肤谈·天经》中,何守法认为,作为将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注意自己的军心与士气。他强调,得利时“不可怠其心”,失利时“不可挫其气”。在他看来,“警吾师,则敌不得以乘其隙。激吾众,则士知必死,而皆毕力以奋争矣……凡将三军,不可使人心疑畏。将三军而重其疑畏,未有能济者也。”[13]
以个人之间的生死较量为形式的传统武术技击,自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然而,形式之间的差距,并不能影响两者在认识上的某种默契。可以看出,传统的武术家们对“胜气”、“胆气”、“勇气”等在技击实战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是非常深刻的。
与军事战争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传统武术原本就是一种赌博生死的实用艺术。所以,对传统武术来说,固然需要重视以提高技能为目标的身体训练,但却也始终不敢放松“培养面对死亡威胁而能正常发挥出自己技术水平的与生死观念相联系的心理素质”的精神训练。参加传统武术的技击实战,拳手的精神气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同时,拳手足够强大的精神气势,有时又可以达到“不战而屈敌之技”的效果。在与人的生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武术里,技击实战中精神气势的重要性,绝不是现代散手比赛中培育出来的散手运动员们能够轻易理解的。如果我们可以把传统武术的技击实战当作一种竞技比赛的话,那么,这种竞技比赛的结果,可能会与我们现代散手比赛的裁判员们所打出的分数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竞技比赛,只重视最终的结果,丝毫不关心过程中的点数累积。这种与人的生死存亡直接相联系的危险技艺,如果没有不怕流血、誓死战胜对手的坚强意志和淡漠生死、回归超验心的超越精神作为支撑,是无法得以正常发挥的。
武术前辈的著作不乏强调胆气的论述。《少林拳术秘诀》说:“欲学技击必须破生死观。”戳脚的《交手要诀》讲:“凡与人交手务要壮起胆来,盖胆者心之辅,胆壮则心亮,手脚自不忙乱。”《少林交手诀》说,“一虎能胜十人胆,临敌要有十虎勇,一人胆大百人怕。
乔永香先生特别重视培养学生“无所畏惧的胆略、无坚不摧的信心、超越生死的勇气”,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常引苏轼《思堂记》中所谓的“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14]来说明传统武术技击中拳手自身的拼搏气势对实战技击的重要意义。《大成拳诀》说,“胆气放纵,处处有法,胆怯心虚,不能取胜。”形意拳谚讲,“打人如走路,看人似蒿草”,“与人较胜无需备,去意如同卷地风。”“如若不胜,必有怯敌之心”,“放胆即成功”。[15]制胜的重要意义。他也常向我们讲述一些智商不高但勇气十足的拳手战胜某些著名武术家的故事,强调夺人之气势乃对于技术发挥的重要影响。
主张“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先至”的陈氏太极拳,似乎主要强调技术动作的柔和高超而与勇气无关。殊不知,陈氏太极拳的“静、柔与后发”之所以能够战胜“动、刚与先发”,正是以良好的心理素质为前提保障的。陈鑫的“中气贯足,精神百倍”[16],其实已经蕴含了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
以实战性强而著称于世的意拳,其非常明显的特色之一,就是对拳手的精神力量的特别关注。毫不夸张地说,认真阅读姚宗勋先生所著的那本并非十分耀眼的《意拳》一书,难免会让人得到一种拼搏精神的鼓舞,常常可以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充斥于整本著作的字里行间的精神力量。在意拳的多数训练方式之中,都或隐或显地其对精神力量的培育与强化。当然,意拳的训练并非单纯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力量,但是,正是这种将精神力量的培育与强化融入到一般的技战术提高中的训练方式,使意拳的技击技术与实战方式颇具特色,从而更加符合传统武术的技击精神。
传统武术家们非常清楚拳手的“胜气”、“胆气”、“勇气”等在技击实战中的隐性威力,因而非常鄙视那些流于形式的纸上谈兵式的花拳绣腿。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拳手自身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保障,无论多么漂亮、伶俐的拳腿,充其量也只能是雕虫小技。因为,对传统武术来说,拳手的拳腿是用来杀人的;如果这些拳腿中没有内含杀人的意志,即使我们的拳腿比刀剑还要锋利,又怎么能够致伤对手呢?自然,杀人的刀剑也是如此。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重文轻武的历史事实,留传后世的专业武术论著非常少。然而,即使我们品味一下流传于民间的那些武术小故事,也不难发现,传统武术家们早已非常清楚拳手的精神力量在技击实战中的巨大作用。在那些广为流传的武术小故事中,总是有着这样的一类传说,即一些专业技术非常突出的拳手,却常常在真正的技击实战中败给那些技艺不佳的人。究其败北的原因,要么是心慈手软,要么是胆小怯战,要么是信心不足。总之,这些技艺高超的拳手之所以会在技击实战中败北,乃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技击实战的血腥残酷与精神力量在技击实战中的重要作用。
“胜气”、“胆气”、“勇气”等这些足以影响到军事战争之战略战术运用与武术技击之技战术发挥的精神力量,对于战争与技击的胜败得失,必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客观地说,我们并不能武断它是克敌制胜的充分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它一定是进行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的必要前提。对于如此重要的夺人之气势,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是怎样进行培养的呢?
古代兵家对无数次的战争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他们强调,要培养正气,防止邪气,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自己是以正义之师而行正义之战,培养将士顽强拼搏、为国死战的思想意识;要善吾和气,防其离气,搞好官兵团结;要有意识训练士兵胆量,防止恐惧思想的出现;要严肃军纪,整顿军容;要激励三军,树立信心,消除一切恐惧心理;要揭露敌人的罪恶,激发全军的正义感;要注意锐不轻用,用则必胜,并能够在万一受挫时及时总结,安定军心;要不断地提醒大家,防止产生骄傲情绪;要鼓舞勇气,防备士兵泄气;要注意作战时“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永葆高昂士气;等等。
古代兵家认为,不但要注意培养我方军队的军心与士气,积蓄对敌作战的精神力量,还要设法“攻敌心”,摧毁对方的军心与士气,从而破坏对方的战斗力。他们提出,兵临敌阵,要大造舆论,揭露敌人的罪恶,瓦解对方的军心与民心;要在未战之前,即有意宣扬自己军队的强大、将帅的英明、装备的精良、三军的团结等,给敌军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使敌之气失师散;两军对垒,要抢先制造巨大的声势,显示我军的强大威力而使敌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敌方进攻,我方要以精兵强将拔其头筹,挫其锐气;敌方来势汹汹,剑拔弩张,我方要避其锐气,待敌气衰而击其惰;敌方有所恃而不恐,我方要设法夺其所恃而使其气失;我方可断其后援,或断其粮道,或断其援兵,或离散其盟国,使前线敌军军心动摇;敌方远道而来,意欲速战,我方要坚壁清野,导向旷日持久而使之懈怠,然后再乘虚而击;敌军数倍于我,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我方要引而劳之,以游击战法疲劳敌军,使其精疲力竭,无心再战;敌军内部矛盾重重,可用离间的办法使其彼此相怨、上下心离;发动敌方家属劝说敌前方将士,瓦解敌军心,动摇敌士气;等等。[17]
古代兵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培养己方军队精神力量、瓦解敌方将士军心士气的方法与手段,是不拘一格的。但是,总的来说,无非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进行正确的生死观、价值观、正义观、军人观等方面的思想教育,培养将士勇敢、自信、顽强、坚毅、果断的意志品质;其二,进行系统有效的心理训练,培养将士镇定自若、无所畏惧、无坚不摧的心理素质。至于增强物质力量、实施适宜战术、占据主动地位等方法,虽与精神力量息息相关,但其实已超出了专业培养的范畴。
与军事战争性质相似而形式不同的传统武术,对于培养拳手的实战气势,提高拳手的精神力量,也提出了许多与古代兵家性质相似而方法不尽相同的见解。
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加强拳手的思想教育,使拳手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与价值观,可能是培养拳手精神力量的首要方式。传统武术家们为武术技击所确立的价值理性,客观上又成为了拳手产生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思想教育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可能就是拳手对武术技击的价值理性在情感上的真正认同。如果我们能够在情感上真正认同武术技击的价值理性是“仁”与“无私”,那么,“仁者必然无敌”,“无私必然无畏”;这样,为着一项正义的事业,为着一个道德的目的,我们的技击实战必然是无所畏惧、无坚不摧的。当我们坚信为着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实施的技击行为具有真正的价值而不惜“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的时候,难道我们还会屈服于对手的淫威而不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吗?
价值理性,乃是人类行为的根本依据,也是人类精神力量的终极源泉。基督教徒的价值来源于上帝,所以基督教徒们可以为上帝牺牲一切;伊斯兰教徒的价值来源于真主,所以伊斯兰的圣战徒们可以心甘情愿地充当人肉炸弹。如此,以社会正义与道德规范为价值理性的传统武术拳手们,又怎能不为正义与道德的武术技击行为竭尽全力呢?在我看来,这种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含的传统训练模式,至今仍是具有意义的。
与古代兵家的思路一致,传统武术家们对拳手精神力量进行培养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平日的实战训练中有意识地培养拳手的心理素质。除了对武术技击价值理性的理解与认同之外,作为拳手的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心理素质,是可以通过反复的训练而提高的。传统武术家们常常通过变换实战对手的方式来对治各种心理缺陷而提高拳手的心理素质。例如,与实力较弱的对手反复对抗可以对治自卑而增强自信心,与实力较强的对手反复对抗可以逐步消除恐惧心理而培养斗争的勇气与精神的穿透力,等等。
不断地变换实战对手,是传统武术训练的重要方式之一,虽然它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提高拳手的心理素质。然而,对这种看似简单的传统武术训练方式有过亲身经历的拳手都会体悟到其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只有多次对抗过弱小对手的拳手,才会发现,原来我还是有着不少优势的;多次地对抗强大的对手,也必然发现,原来我长期畏惧的对手也不过如此。一个自信、无畏的拳手长期地拼杀于技击实战的对抗中,自然会发现自信与无畏对于技击实战的巨大作用;这种对自信与无畏的巨大作用的切身体会,又必然会促进拳手的心理素质在自信与无畏方面的进一步增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良性循环,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在反复的训练中不断地向拳手灌输自信与无畏的思想意识,并使这样一种思想意识真正落实到赌博生死的技击实战中去。
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以及其对精神力量之培养方式的探讨,都是十分重要也非常必要的。然而,对于任何因素的强调,都应有一个“度”的限制;而且,我们更需要明白,军队与拳手的精神力量的形成,并不是单靠思想的鼓动就能够完全实现的。其实,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我们必须清楚,精神力量固然能够影响到物质力量的发挥,同时,物质力量的现状,也在影响着精神力量的形成。自身实力过于弱小的军队与拳手,无论如何,也不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军事方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与武术方面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自然有着不少的差别。然而,就互动而言,由经济实力、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交通设施、粮秣辎重、士兵人数、后方人力等组成的军事物质力量和由军心、士气、民心、觉悟、修养、智慧等组成的军事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与由身体素质、技战术能力等组成的物质力量和由胆量、信心、意志等组成的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却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武术技击,精神力量永远是物质力量得以正常发挥的重要前提,而物质力量也永远是精神力量的物质基础。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物质力量无法良好发挥;没有一定的物质力量作为后盾,单靠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能长久的。因此,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在重视精神力量的培养与开发的同时,也始终没有忘记对自身实力的培养。中国古人在强调“万法胆为先”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艺高人胆大”这一至理名言。
*作者简介:乔凤杰(1969-),男,河南安阳人,博士,教授。现为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后,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所长,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文化学、中国哲学。
[1] 《孙子兵法·军争第七》。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7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2] 《尉缭子·战威第四》。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41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3] 《司马法·定爵第三》。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10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4] 《司马法·严位第四》。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18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5] 《尉缭子·十二陵第七》。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53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6] 《尉缭子·制谈第三》。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36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7]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430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8] 《历代名臣奏议·卷232》。转引自:史美珩:《古典兵略》,第13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9] 参阅:史美珩:《古典兵略》,第131-13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 《孙膑兵法·将失》。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83-84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1] 《孙膑兵法·雄牡城》。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86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2] 《阵纪·致用》。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100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 参阅:史美珩:《古典兵略》,第13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4] 这是苏轼对古代军事战争中军心与士气的重要作用的相关论述,也常被传统武术家们引用来阐述传统武术技击问题。
[15] 参阅: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第109-110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
[16] 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12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17] 上面两段主要取材于史美珩先生所作的总结。参阅:史美珩:《古典兵略》,第134-13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