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敌,即以敌人为依据;因敌而制胜,即以敌人为依据而制定战胜对手的战略战术。这一所谓的“因敌”,其实即是“无我”;“因敌”即“无我”的结果,其实已经渐渐地从经验的高层,日趋向彰显超验心的方向发展。“因敌而制胜”,乃是一个如何保护自己而打击对手的更为真切的问题,是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因敌,制胜,超验心,武术,兵家。
Defeating Enemy Basis on Their Situations
------Chapter 4 about “Chinese Wushu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Qiao Feng-jie
Wushu culture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Defeat enemy basis on enemy’s situation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are formulated be baced on enemy’s situations which is forgetting me actually. Infact it has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op experience to extra-experience, which is a question how to protect oneself and to attack opponent. It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by ancient strategiest of toop and traditional Wushu master.
Key words: About enemy, victory, spirit exceeding experience, Wushu, Military strategies.
“谨养而治气”,夺人而不夺于人,强调了精神力量在对抗斗争中的作用,并讨论了培养精神力量的方式;“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了抢占主动权之思想意识对于对抗斗争的重要意义以及培养这种思想意识的基本方法;而这里所谓的“因敌而制胜”,对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来说,则是一个如何保护自己而打击对手的更为真切的问题。这是古代军事战争与传统武术技击在斗争策略上的三个重要层面,因而也是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构成完整的斗争策略的这三个层面,直接影响着对抗斗争的最终效果。如果说在培养“夺人而不夺于人”的精神力量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意识方面古代军事战争和传统武术技击本就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对于“因敌而制胜”这一战术方法的运用,两者的差别就更加微小了。因为,就战术方法来说,两个可以被视作个体的军队之间的对抗与两个真实的个体之间的对抗,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
以“因敌”为原则,因敌而制胜,既是战争作战与技击实战的基本原则,更是战争作战与技击实战的高层境界。
因敌,即以敌人为依据;因敌而制胜,即以敌人为依据而制定战胜对手的战略战术。这一所谓的“因敌”,其实即是“无我”;“因敌”即“无我”的结果,其实已经渐渐地从经验的高层,日趋向彰显超验心的方向发展。必须承认,由于用兵作战与技击实战的经验性质,单就此两者相联系的现实思路而言,这个所谓的“因敌”,可能离真正的超验心的全部彰显,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我们毕竟无法否认,这个逐渐彰显超验心之执著的“因敌”,确实已经引领着古代军事家们与传统武术家们走在了一条彰显超验心的道路上。
避实而击虚、示形而误敌、正合而奇胜等,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如何使这些战术思想得到完美的落实呢?这可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教条化的预先设定。有预设、有条件,无论是避实而击虚、示形而误敌,还是正合而奇胜等,充其量只能是初学者的思想方式,而真正伟大的军事家与武术家,必然是一种完全无我的随机应变。因敌而制胜的思想原则,“因敌”的真正落实,是可用而不可言的。
用史美珩先生的话说,古代兵家人人谈“因”。[1]孙子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者,谓之神。”[2]吴子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3]《三略》说,“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4]《阵纪》说,“所以能因敌转化,用敌于无穷,因形措胜,用形于不竭者为之神。”[5]《太白阴经》说,“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也。”[6]
以“无我”来阐释“因敌”,是就主体方面而言的。客观地讲,兵家并未解释“因敌”的深层原因,但是,兵家对“因敌”的重视,已明示了对人的潜能的自信,也暗含了对人之超验心的较为模糊的向往。这就为兵家与武术等文化形态的高层次会通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此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各个流派都很重视的。
应该说,传统武术对“因敌”的重视丝毫不弱于古代兵家。虽然他们的专业语言多少有些简朴,甚至常常直接照搬兵家的说法,但是,他们在实际的训练操作与技击实战中,对“因敌”的思想原则的贯彻执行,则往往是领先于理论的。传统武术家们非常清楚,“打无常形”,绝不能凭主观想象而预设一个固定的打法,必须“因情而施技,因敌而制胜。”在武术技击的训练操作中,很容易领略到他们对徒子徒孙的庄严告诫与严格要求。
因敌而制胜,必然是所有对抗斗争的最高境界。古代兵家所言“因敌”之能力,基本上是在反复的军事斗争中磨练出来的。这样一种依赖于实践的思维模式,是众多的武术人士最容易接受的。正是因此,古代兵家之关于“因敌”的论述,常常被那些身经百战的武术技击专家们作为直接的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思维。
兵家作战与武术搏击中所特别重视的“因敌”,决不是一个单凭知识性的知道或者单凭对其重要性的了解就能够掌握的。客观地讲,“因敌”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界。所谓的“因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乃是“使敌备己而我无备”。虽然,由于“因敌”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模式下的思维模式,我们还不能把这种“因敌”的智慧直接等同于超验心之“智的直觉”,但是,这种“因敌”的智慧,毕竟已是抛弃了诸多畏惧、成见、算计、执著等人为设计之后的人的潜能的爆发。在经验心的层面上,这种“因敌”的智慧,乃是中国古人所特别看重的大智大勇。
从实践的角度看,是中国哲学对心的认识,为兵家与武术之“因敌而制胜”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然而,从理论的角度看,兵家与武术在实践中对“因敌而制胜”之智慧的发现,更为中国古人对人的潜能的确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以诡道为工具理性的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其所“因敌”的意义,必然表现在制胜对方的具体方法上。“因敌”,即从敌情出发,抛弃主观武断;“因敌而制胜”,则可表现为众多的具体形式:“因敌之谋而谋之,因敌之乱而取之,因敌之危而乘之,因敌之骄而卑之,因敌之意而顺之,因敌之刚而激之,因敌之怯而恐之,因敌之疑而疑之,因敌之懈而击之,因敌之大而走之,因敌之小而围之,因敌之强而避之,因敌之远而持之,因敌之急而缓之,因敌不和而离之,因敌之间而间之,因敌之锐而挫之,因敌之信而欺之,因敌之逸而劳之,因敌之智而先之,因敌之恃而夺之,等等。”[7]
因敌,乃是一种高深的思想境界,是实施所有的对抗实战之战略战术的重要前提,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它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作战方法。下面我们论述的避实而击虚、示形而误敌、正合而奇胜,即是在“因敌”的前提下所实施的具体的战术方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8]“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9]千章万句,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的所有谋略的最终落实处,皆在于避实而击虚。
因敌,强调对技战术的实施必须从实际出发,因敌情而应对;避实击虚,则在强调着对抗斗争的明智而不是义气、诡诈而不是公正的本质。如果说“因敌”还只是表征着一种圆滑的处事态度的话,那么,“避实击虚”,则是处处张扬着潜藏于人性深层的反规则意识。
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把军事战争和技击实战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利因素都称之为“虚”,而把军事战争和技击实战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有利因素都称之为“实”。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是己方之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是己方之实。自然,对敌人不利的因素,是敌方之虚;对敌人有利的因素,是敌方之实。
大致说来,古代兵家把“弱、怯、乱、哗、饥、劳、分、寡、不足、不虞、无备、御、等等”划归虚的范畴,而把与此相对的“强、勇、治、静、饱、逸、合、众、有余、虞、有备、不御、等等”划归实的范畴。[10]这样,所谓的避实击虚,就是在敌人的那些属于实的因素出现时要尽可能避开,而在敌人的那些属于虚的因素出现时要不失时机而迅速攻击。“敌实我避之,敌虚我击之”,这一并不复杂的思想方法,以及古代兵家对实战对抗中虚与实的范畴的划分,几乎全部被传统武术家们移植了过来。
客观地说,“因敌而避实击虚”这一作战原则的确立,甚至对虚与实的范畴的归纳,固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相比而言,更重要的,可能并不是对这一作战原则的口头朗诵与理性接受,而是在实战对抗中对这一作战原则的具体落实。如何在具体的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中实现这一诡诈而明智的作战理想,可能才是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的斗争智慧的真正体现。
在实战对抗中,要实现避实击虚,首先必须能够审敌之虚实。对虚与实的本能而不只是理论的把握,是实现避实击虚的基础与前提。
对虚与实的范畴的理论了解,固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实战对抗中对虚与实的把握,却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这是因为,实战对抗中的虚与实,是相对存在而瞬息万变的,而且,具体因素的虚与实,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样,就避实击虚而言,既可以避开已然存在的实而攻击已经出现的能够把握的虚,也可以运用适宜的战术方法制造对方的虚而击之。
军事对抗中的避实击虚,首先要利用现存的可以把握的虚实关系来进行。“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11]“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得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12]“夫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争功矣。若能审因而加之威胜,则万夫之雄将可图,四海之英豪受制矣。”[13]
在武术技击中,实与虚的形式自然不会完全等同于军事战争,然而,传统武术家们对古代军事思想的深刻理解与灵活发挥,却使这种避实击虚的战术思想展现出了一种新的风采。“如人来击我,其势甚猛,我则不与之硬顶,将肱与身与步一顺身卸下,步手落彼之旁面,让过彼之风头。彼之锐气直往前冲不顾左右,且彼向前之气力,陡然转之左右甚不容易,我则以旁击之,以我之顺力击彼之横而无力,易乎不易?吾故曰:克刚易,克柔难。”[14]
在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看来,对避实击虚的落实,除了利用已然存在的可以把握的虚实之势外,更多是通过“示形误敌”的方法,发挥人的诡道之智谋,制造敌虚我实的态势。
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体。本质是现象的内在性质,现象则是对本质的表现,没有本质的现象和没有现象的本质都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对事物现象的观察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认识习惯。人类对事物的长期观察与总结,已经大致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本质与现象”的一一对应的判断模式。这种长期形成的模式化的判断经验,确实为我们迅速认识事物本质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由于人的识别能力的限制,人们常会发现,自己通过对事物现象的观察而推测出来的事物本质,并非永远与事物的真正本质保持一致。这样,就人的识别能力而言,事物的现象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按普通常识看来同其本质不相容甚至截然相反的假象,特别是在深谙常识性经验判断模式的诡诈之士对这些现象故意伪造之后。正是可观察的现象与能推测的本质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往往导致人们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在实战对抗中用“示形”的方法,制造有可能导致敌人产生认识错误的假象来欺骗敌人,而不被敌人做出的假象所迷惑,“形人而我无形”,常常是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中制造敌虚我实的有利态势、实现避实击虚之目的的一种有效的方法。[15]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16]示形的目的是为了“动敌”,示形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17]“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18]示形的最高境界是“无形”,“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19]
“古往今来,兵家的绝大部分诡诈之道都是与示形误敌分不开的,是通过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与不意,陷敌于丧失优势与被动的苦境,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如《百战奇略》中的《形战》—形人而我无形;《声战》—虚张声势,声此击彼;《弱战》—弱则示之强;《强战》—强则示之弱,能则示之不能;《和战》—表面求和,暗地准备精兵突然袭击;《降战》—假投降;《疑战》—以假象设疑兵;《骄战》—卑而骄之;《昼战》—多设旌旗虚张军势;《夜战》—多设火鼓疑敌恐敌;《奇战》—惊前掩后,使敌无备;《虚战》—虚则示之实;《利战》—利而诱之;《远战》—远而示之近;《近战》—近而示之远;等等,都借助于假象欺敌误敌。”[20]
实事求是地讲,除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操作形式上的差异之外,在作战思路与战术方法上,传统武术家们始终与古代兵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武术技击实战中,那些伟大的武术家们不会多设火鼓来疑敌恐敌,也不可能多设旌旗来虚张声势,但是,他们却常常“指上打下,声东击西,近而示之远,能而示之不能,欲左先右,拳骗而腿击,假摔而真打”,等等。《八卦掌歌》说,“此掌人大不同,未击西来先声东,指上打下就得知,卷帘倒流更神通”;“身高架大路上三,举手招封势所难,矮步沉身使就下,入我机关使法宽。”形意拳主张形不破体、力不出尖的诱打方法,要求“站近敌人之身旁,成三角斜形式,占左进右,上右进左,进步进身灵活要快,形似蛟龙翻浪滚……看正似斜,看斜似正,发手莫有形,身动勿有势。”[21]
客观地讲,传统武术在理论上的论述是缺乏系统性的,然而,传统武术家们在自己口传身授的教学训练中,却已对自己的徒子徒孙们大量灌输了这些源自于兵家的战术方法与思想理论。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古代兵家所提供的较为适宜的战术方法,以及隐藏在那些不适宜于直接运用于武术技击的战术方法背后的本质性的思想方法,都已被那些聪明的传统武术家们直接移植或稍加改造后吸收了进来。这样的一种历史事实,已使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即在思考武术技击战术问题时,可以参考甚至直接引用兵家的相关论述。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古代军事战争与传统武术技击,在战术性质上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
谈到避实击虚,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都特别重视的“奇正”问题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奇与正,是古代兵法与传统武术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究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22]精熟兵法理论且为《孙子兵法》作过注的张预认为“奇正之说诸家不同”,然而,诸家对奇正问题的关注,却是毋庸置疑的。
奇正之说是兵家的重要学说,然而,奇正之说的渊源,却是早于兵学之祖孙武的。作为一种中国古人之斗争智谋的奇正之说,早已被广泛运用于包括古代军事战争与传统武术技击在内的众多的人类斗争领域。
对于奇与正,各家所作的解释是不尽相同的。笔者认为,奇与正,常常是对攻防实战时对手的心理感受的形容性描述。对手的这种奇与正的感觉,取决于我方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我方的行为方式,使对手产生了奇与正的感觉。需要清楚的是,在对抗实战中,虽然奇与正只是对方的一种感觉,然而,这种感觉的产生,却是由我方的行为来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奇与正呢?大致可以说,奇,就是我方的某种行为方式如攻击动作或防守技术使对手产生的出乎意料的感觉;而正,就是我方的某种行为方式如攻击动作或防守技术使对手产生的意料之中的感觉。这样,对敌人来说,我方的技术动作,也就大致可以分为能使敌人产生奇的感觉的“奇的技术”和能使敌人产生正的感觉的“正的技术”两大类。也正是因此,人们对奇与正的讨论,其实往往是对“奇的技术”与“正的技术”的讨论,甚至直接以“奇”来代称“奇的技术”而以“正”来代称“正的技术”。奇与正,是一对起源于自己而落实于敌人的概念。
当人们在奇正的范畴内讨论古代军事战争与传统武术技击的对抗实战时,“以奇胜”或者说“出奇而制胜”,也就成了人们调整战术的基本原则。
“以奇胜”,就是以奇的技术攻击而击敌于不意之中。换句话说,所谓的“以奇胜”,也就是孙子所讲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23]。攻其所不备,出其所不意,其实也就是“击敌虚”。因为,敌方之不意,本来就是其虚的内容中的最为致命的一种。我方的“奇的技术”,一定是出乎了敌方的意料;自然,这种出乎敌方意料的技术攻击,必然是击中了敌方的虚处。因此,在我看来,“以奇胜”,其实就是“击敌虚”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只是,我们谈论“击敌虚”时,多是从敌人的角度出发;而我们谈论“以奇胜”时,则多是从我方的角度进行思考。我想,人们习惯于把“以奇胜”从“击敌虚”中单列出来进行讨论,或许正是为了更加突出我方行为的主动意识。当然,无论怎样强调我方行为的主动意识,“以奇胜”的思想方式,还是建立在“因敌”的基础上的。
我们说“以奇胜”也是一种“击敌虚”,并不想否定奇正之说的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存在意义。因为,在奇正之说中,除了“以奇胜”,还有“以正合”;“以正合,以奇胜”,才真正构成了奇正之说的全部内容。“以正合”,讲的是合乎常规的作战方式,即在敌人意料之中与其硬拼硬打。
在奇正之说中,“以正合”是不可轻视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奇胜”,常常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虽然对抗的双方都在期望着能够实现自己的“以奇胜”,但真正能够做到“以奇胜”的机率却常常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高。因此,对参与作战的双方来说,“以正合”的能力,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正是在“以正合”即在敌人意料之中与敌能够正面对抗的基础上,才可能“以奇胜”即“击敌虚”。另外,“以正合”的对抗,往往为“以奇胜”的实施扮演了“示形而误人”的角色。
正如虚与实一样,实战对抗中的奇与正,也是一对相对存在的概念,因为奇与正的界定,是以对方能否意料为标准的。对此人来说是正的东西,对他人来说未必是正;当一种奇的技术被对方适应以后,也就变成了正的技术;同样,一种已被对手确认为正的攻击,有时却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奇的效果。例如,大成拳中所讲的以实打实,其实就是一种技击实战中的以正为奇的逆向思维。当人们过于强调避实击虚而忽视了对实的防守之时,打实的正的行为也就必然地变成了击虚的奇的行为。因此,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在论述奇正之说时,特别强调奇正之术的相对性以及对这种相对性的正确把握。
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家们希望自己的将帅与拳手能够“形人而至于无形”,能够“因敌而避实击虚”。他们竭尽全力地制造敌虚我实的对抗态势以击敌之虚。然而,这些伟大的先贤们并没有忽略,在我方“因敌而避实击虚”与设法“形人”的同时,对方也在始终努力着“因我而避实击虚”与设法“形我”。他们知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24]因此,他们要求,除了注意掩己之形而少出漏洞之外,还要注意“小利不趋,小患不避”,不到不得已,不要预设太多的防守意识。“因敌”,永远是“避实击虚”的一个重要前提。
*作者简介:乔凤杰(1969-),男,河南安阳人,博士,教授。现为上海体育学院博士后,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所长,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文化学、中国哲学。
[1]参阅:史美珩:《古典兵略》,第27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4-25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3]《吴子兵法·论将第四》。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80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4]《三略·上略》。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05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5]《阵纪·致用》。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100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太白阴经·兵形篇第二十》。见:[唐]李筌著,张文才、王陇译注:《太白阴经全解》,第109页,长沙,岳簏书社,2002年版。
[7]史美珩:《古典兵略》,第27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4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9]《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399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0]参阅:李西川:《中国古代兵法散论》,第6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
[11]《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1-22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2]《孙子兵法·军争第七》。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8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3]《将苑·审因》。见:颜炳罡主编:《兵书战策》,第56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4]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第14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15]参阅:史美珩:《古典兵略》,第274-27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6]《孙子兵法·始计第一》。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6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7]《孙子兵法·兵势第五》。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8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8]《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1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9]《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4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20]史美珩:《古典兵略》,第27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1]参阅: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第115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孙子兵法·兵势第五》。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16-17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23]《孙子兵法·始计第一》。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6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24]《孙子兵法·虚实第六》。见:欧阳轼主编:《武经七书》,第23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