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里是第二部分。
儒学与人类科学的重建
David认为，现在西方文明内部有一种内在的分裂或紧张，即精神价值传统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分裂与张力，科学、技术的运作逻辑与人的精神成长的逻辑“风马牛不相及”，这造成了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无法同步增长的弊病。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中最大的精神价值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这一精神价值传统追求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生活，因而这一传统对于人类周遭环境的美化与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基督教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不同。在基督教教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信”，即对“主”的信仰之所以是“信仰”，正因为它建立在不能用理性来把握之上。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理性与信仰实在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一点往往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难以有深切的体会。这种差异已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所带来的张力和问题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种精神价值信仰与科学理性完全割裂的状态，并不是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有的。David深信，希腊哲学的精神到中世纪以后被基督教异化了，今人所看到的希腊哲学也因此而常常带着中世纪以后一系列观点的烙印，但是这并不是希腊哲学以及希腊文化精神的本来面貌。比如，现代人读亚里士多德，往往只读其中一部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容易把亚里士多德解释成现代科学体系的奠基人。可是很少有人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放在一起来读，并从整体上来理解他。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就会发现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成为后来欧洲科学精神的奠基人，而在于他从来反对把科学与现实生活分裂开来，从来主张科学为人的精神价值生活服务。如果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形而上学》还有《政治学》，除了《生物学》、《物理学》之外还有《伦理学》等，我们就能明白他一生都想让科学朝向有益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向发展，尽管他走得没有孔子那么远，那么成功。
David称，他之所以对儒学产生前所未有的浓烈兴趣，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从儒学之中读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即一方面强调人的现世精神生活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像基督教那样把人的精神价值生活引向一条没有理性基础的纯粹信仰道路。在儒家学说中，我们看到，对人生价值问题的关怀与探索，总是可以诉诸理性的语言来开展，这是我们在基督教中所看不到的。儒学中没有对于神圣的盲目崇拜与信仰。这一精神也决定了儒学不但不排斥科学，他本身简直就是一门“科学”；而且，仔细研究可知，尽管在儒学史上不乏“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但是与其它宗教相比，儒学的入世精神决定了它对人世间一切合情合理的事情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而不易走到一条原教旨主义的排他道路。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特别容易接受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现实生命需求，与人的精神价值生活互相依赖，互补平衡，而不是此消彼长，难以调和，是人类面临今天的最大难题之一。儒学的高度入世精神，儒学把精神价值生活理性化的特殊取向，既避免了基督教那样信仰与理性的分裂，也不像现代科学那样脱离人们的精神价值生活片面地追求理性化，它是否一种未来世界所需要的真正“科学”呢？至少它是现代世界所极其需要的。David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有魅力的学说！”他对儒学真是情有独钟。
“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儒学来驯服它”
David多次跟我说，资本主义就好比是一只猛虎，如果你能驯服它，它可以利用它的巨大能量给人类带来无穷的财富和福利；可是有谁不知道猛虎也是能吃人的，它一旦失去控制，就会肆无忌惮，给人类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由儒学来驯服它。”
David说，中国人搞社会主义搞腻了，现在想搞资本主义，可是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两面性，把西方的成就简单地归功于资本主义，而后盲目地模仿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他说，要知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些人用“社会主义”来拯救了资本主义。在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罗斯福，正是他用“社会主义”精神拯救了濒于灭亡的美国资本主义，尽管美国人自己常常不愿承认它他所用的是“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人来到美国，看到美国社会的福利搞得那么好，学术著作可以出版，人文教育虽不十分景气但仍有生命力，社会保险制度如此健全，税收制度如此有力，有那么多的基金会给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源，穷人的孩子也可以上学……这一切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功劳？按照David观点，恰恰相反，这些多数都是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后才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按照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去做的话，早已把人类毁灭不知多少次了。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建设过程中无数痛苦的教训，只是一味地模仿西方走过的路，是十分不可取的，David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