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十年来阳明学研究的状况与进展》（《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之后，短短十余年的工夫，阳明学研究已从王阳明拓展到阳明的第一、二代传人及部分王门流派。正是在阅读了几十种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专著，尤其是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力作之后，才使我有了这种动笔的冲动，于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以及读后之体会，草拟了这篇基本属于一家之言的综述性文章，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阳明后学研究的滥觞
所谓阳明后学，大致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凡是阳明以后信奉阳明心学或在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学者都可以纳入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说，阳明门下及其再传弟子（包括与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者）可以算作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233—294页；又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3期，2002年9月）。近年治阳明后学者一般皆取其狭义，笔者亦然。而其中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王阳明到刘蕺山这一百多年的时光。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值得重点光顾的领域。
关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明末清初学者所撰述的学案、宗传体著作，如刘元卿（1544—1621）的《诸儒学案》（万历年间刘庆举补修，辑有八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周汝登（1547—1629）的《圣学宗传》（万历三十三年刊行，辑有十八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周汝登的《王门宗旨》（万历三十七年刊行，辑有阳明学者五家）、过庭训（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的《圣学嫡派》（万历四十一年序刊，辑有六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刘鳞长（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浙学宗传》（崇祯十一年刊行，辑有十三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孙奇逢（1584—1675）的《理学宗传》（康熙五年序刊，辑有三十余家阳明学者之言行）等。上述编撰者，或者介于朱、王之间，或者本人就属于阳明学者，故所撰大旨以姚江为主。即使过庭训的《圣学嫡派》，虽所录阳明学者最少，但所涉及者因均为阳明后学之代表人物，故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七至十八年）就是在这些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历史巨著。
尽管以上诸家所辑所评各有侧重，甚至意见相悖，但这一时期对明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对阳明后学的初步梳理包括个别前瞻性的评介意见，却为后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些甚至还取代了所撰对象的原始文献，俨然成了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这其中尤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最为突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明儒学案》不仅成为治明代儒学思想的必备参考书，而且在不少研究领域由于原始典籍的缺乏和难觅，还使之成为可资凭借的唯一文献。即使在今天，除非专题性、个案性的深入研究不得不依靠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之外，一般对于明代儒学的研究，也大都以《明儒学案》所选择的思想材料作为直接的文献根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确实有赖于对长期以来占据明代学术史研究之主导地位的《明儒学案》的勇敢超越。这样说的意图并非是对《明儒学案》的贬抑，而是有感于《明儒学案》长期以来成为明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凭据，不仅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分类、对学者的评论深深地影响着后代的研究，在阳明学者的文集不易得见的年代里，《明儒学案》所节录的文本更是大部分学者包括本人赖以研究的重要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稍不深思，很容易让人忘了《明儒学案》本身只是一部十七世纪初黄宗羲对于明代儒学整理研究的著作，其中不仅反映了黄氏个人独到的观点与喜好，他的许多文字和看法更是“前有所本”（这只要仔细对照一下明人所撰的传记、行状、志铭、墓表等，即可知晓）。因此，包括《明儒学案》在内的学案、宗传体著述，绝不能被当成明代儒学史的实录。
不过话得说回来，《明儒学案》等著作之所以会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都是由于后人“偷懒”之故，而是因为进入清代以后学术标准和理想之典范的转移，清代统治者及正统文人对阳明学者的学术风格极端厌恶，从而使许多阳明学者的文集未被收录进《四库全书》（阳明后学中惟有罗洪先、胡直、邹元标等少数几人的文集被收录），有相当部分还遭到了禁毁的命运，即使存留下来的文集，也是散落于海内外各地图书馆，于是给阅读和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不得已，只好借助《明儒学案》等第二手材料。但是，由于日本的各大图书馆珍藏有相当数量的阳明学者的文集，所以这种现象在日本表现得并不明显。我国的台湾地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购得日本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藏的明人文集影印本，使得许多过去必须到日本才能看到的善本，能够在台湾图书馆中被借阅。至于大陆学术界，这种困境一直到近几年才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因为继台湾出版《四库全书》珍本之后，从1995年开始大陆出版界陆续完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等大型文献数据的影印出版工程。在这些大型丛书中，绝大多数阳明学者的著作都能找到，从而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阳明后学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二、八十年代前的阳明后学研究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叶的近半个世纪里，海內外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二十余种著作当中：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呂思勉《理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侯外庐《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岛田虔次《中國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49年）；楠本正继《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东京，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安冈正笃监修《阳明学大系》（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冈田武彦《王阳明と明末儒学》（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冈田武彦编著《阳明学の世界》（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山下龙二《阳明学の研究——成立·展开篇》（东京，现代情报社，1971年）；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麦仲贵《王门诸子致良知学說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荒木見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年）；杨天石《泰州学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原教篇）（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陈福滨《晚明理理思想通论》（台北，环球书局，1983年）；荒木見悟《阳明学の開展と佛教》（东京，研文出版，1984年）；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上所录著作大都以整个宋明理学或阳明学为研究对象，故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阳明后学研究。若根据本文开篇所界定的阳明后学之定义、范围而言，恐怕惟有嵇文甫的《左派王学》、冈田武彦的《王阳明と明末儒学》和《阳明学の世界》、荒木見悟的《明代思想研究》和《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麦仲贵的《王门诸子致良知学說之发展》等才符合要求。但如此取舍，显然失之过严，且有违实情。因为尽管有不少著述只是部分涉及阳明后学，但其所做出的前瞻性研究和开拓性贡献，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资源。
概而言之，八十年代以前的阳明后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作为本土思想文化走出中世纪的前近代思维的组成部分，嵇文甫、容肇祖等在梁启超、钱穆展开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同时，已把视野扩展到明代尤其是晚明，因而成为阳明后学研究的先声。第二，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正常的学术研究几乎中断，而阳明学作为受政治侵害较深的重灾区，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被一棍子打死，因此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写出象样的学术专著，即使对在一段时期里颇受推宠又被严重曲解的李贽，也鲜有客观而公允的成果问世。第三，由于有大量明人文集为日本所藏，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日本的阳明后学研究从六十年代开始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七、八十年代更是全面超过了中国，其主要代表者是楠本正继、岛田虔次、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山下龙二等学者。这些人当时的著作、研究方法以及所利用的材料，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海峡两岸有些学者就是在日本的名牌大学接受训练并从事研究的。第四，台湾随着经济的起飞、政治的开放，思想文化也出现了一个繁荣期，表现在阳明后学的研究领域，就是七十年代末以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的一批经典性著作的问世。第五，无论日本还是台湾，在研究方法上，既有义理的，也有考证的；既有个案的，也有通史的；然以原典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或者体验性考察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并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第六，八十年代初，阳明后学研究尚未进入大陆学者的视野，如当时的代表作：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等，都从王阳明直接跨越到王船山。惟有侯外庐领军的学术群体在承担宋明理学的研究课题时，撰著出版了多卷本的《宋明理学史》。该书不仅把阳明的第一代弟子较完备地包括在其中，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摆脱多年的政治束缚，跳出了简单化的模式，因此堪称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的开山之作。
三、九十年代的阳明后学研究
九十年代应该說是阳明后学研究的繁荣期，以下成果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准：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古新美《明代理学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阳明》（东京，研文出版，1990年）；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刘哲浩《周海门的哲学思想研究》（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年）；山下龙二《阳明学の終焉》（东京，研文出版，1991年）；於化民《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龚鹏程《晚明思潮》（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荒木見悟《阳明学の位相》（东京，研文出版，1992年）；荒木见悟《中國心学の鼓動と佛教》（福冈，中国书店，1995年）；吴宣德《江右王门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论文，1995年）；程玉瑛《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台北，广文书局，1995年）；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屠承先《本体工夫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林子秋等《王艮与泰州学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李庆龙《罗汝芳思想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论文，1999年）。
这批成果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老一辈的学者老骥伏枥，中青代的学者迅速崛起，其中有相当一批成果是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上有超越前人的勇气，但在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上个别的却略显底气不足。第二，陈来与杨国荣是大陆“文革”结束后在该领域最早培养的博士之一，前者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既有义理之论，又有史料之辨，显示出观念史的厚度和力度；后者是从阳明学跨入近代哲学，具有前瞻性的向度与宏观性的视野。他们两人可谓大陆在阳明学的研究领域较早取得突出成就的北南之代表。第三，这些著作虽仍以王艮及其泰州王门唱主角，但已开始转向对阳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江右学派的研究，并且还逐步拓展到对阳明的第二、三代弟子的梳理与考量。第四，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对阳明学与晚明思潮、阳明学与近代思想、阳明学与西学东渐等课题的研究有所深化，所涉及的不少问题都具有原创性的意义。第五，从范畴史的角度对阳明后学的演变过程作了梳理，比如本体与工夫是阳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十分必要，不过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显得较为单薄，尤其缺乏实证的研究和具体的阐释。第六，除个别研究之外，总体而言，日本和台湾在这一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仍略胜于大陆。
四、新世纪伊始的阳明后学研究
新世纪的钟声余音未了，步伐刚刚迈出，在阳明后学的研究领域就吹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中国大陆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沉寂，连续推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的台湾同行也有重量级的成果问世。这一方面是得益于九十年代后期几部大型文献丛书的问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拓展。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2000年第四辑）；吴震《罗洪先·聂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的展开》（三联书店，2005年）；陈永革《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吴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辑87，2003年）；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郑晓江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至于特色及所取得的进展，我想是否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义理的、考证的方法之外，又延伸到经学、宗教、社会心理、社会文化、士人心态等方面。譬如陈来、吕妙芬用社会文化学的方法，通过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对阳明学派作了区域经济、文化传播、教育体制、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扫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立体感极强的作为私学的阳明学在明中后期快速发展的历史画卷。再如左东岭通过阳明心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以历史、文学、哲学诸文化要素融合的视野，对阳明学者的心灵世界作了可读性较强的论述，可谓含盖万象，洞烛幽隐。第二、不过阳明后学毕竟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范围，对它的梳理离不开义理关系的哲学性分析和观念性阐释，甚至可以说首先应在思辨的领域内进行，然后才有可能孕育出有别于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在这方面，张学智的研究应当肯定。作为新世纪最早出版的明代哲学著作，张书不仅在系统性方面超过前人，而且在义理分疏上也颇具创意。略欠不足的是，在史料挖掘和运用上，张书似乎还缺少积累。此后方祖猷、彭国翔等人所做的工作亦值得称道。方、彭二着均以王畿为重点考察对象，但各有侧重：前者通过对王畿讲学的一生、论战的一生的详尽考察，揭示出阳明学派在其导师逝世后是如何分化以及从嘉靖、隆庆到万历初年这段时间哲学思潮演变的基本态势；后者通过对王畿与佛、道二教互动关系的考察，揭示了龙溪心学的内在理路以及阳明学在中晚明各种思潮的交互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第三、对阳明后学中一些颇具创意、风格独特的命题、术语、概念进行了诠释和解读。比如现成良知、见在工夫、自然流行、无乐而乐、收摄保聚、循良知、归寂、意近乎志、透性研几、以无念为宗、良知范围三教等，都是以往学者未及深究的重要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不仅涉及对阳明后学的理解性思考，而且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范畴、概念史或称问题史的宏观性把握。第四、从晚明佛学的视角考量阳明后学，对具有阳明后学与佛教居士之双重身份的思想家，尤其是其中的狂禅派，进行了从文献解读到义理阐释，从经籍诠解到思想贯通的全方位探索，从而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第五、须要指出的是，与日本、台湾的研究环境稍有区别，大陆近几年在阳明后学领域所获得的一些丰硕成果，是在一股邋等冒进、急求速成的浮躁风气在学术界蔓延的背景下取得的。虽不能说该领域就是净土一块，但以上所述研究成果的完成，若没有淡泊名利，守一不迁，耐苦耐劳，不急不躁，多年坐冷板凳之效，我以为是断断不可能的。
借此机会，请允许笔者对寄到我案头不久的两本巨构，即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和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再多啰嗦几句。可以说我是一口气读竟这两册各洋洋三十几万字的专著的，感到这是两本阳明后学研究领域相当有分量的成果，非仅我们所期待的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包括在内，而且扩大到对社会文化史全程的探讨。二位作者分别择取阳明后学之代表人物与阳明后学的讲会活动这两个间架宏大、意义重要的题目，以广阔的视角，贯穿全史，博采史料，精密诠综，组成立论坚实、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对于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重加审视，考察谨严，独抒创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震近年来在阳明后学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吴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阳明后学，无论在资料收集上还是义理阐释上，都用功甚勤，创获颇多。回国后又潜心钻研，硕果累累。其所著的《阳明后学研究》、《阳明后学综述》和《罗洪先·聂豹评传》，可以说是近几年大陆在阳明后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