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向以博学著称，在当时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圣人”，众弟子更是服膺和崇敬有加：颜回谓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罕》）；子贡谓之如日月“无得而逾焉”（《子张》），所谓“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下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孟子评价其为“出类拔萃，生民未有”（《孟子·公孙丑上》）和“金声玉振，圣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司马迁则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然孔子认为自己被誉为“圣人”那是万万不敢当的，自称无非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诲人不倦”自属无疑且有案可稽；然诲人不倦自当以博学多才为前提，而博学多才又当以好学善学为前提，否则焉能源源不断地教授给学生？
朝闻其道,夕死可矣
《论语》开篇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孔子说“欲知则问，欲能则学”（《尸子·处道》），说“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大戴礼·劝学》）。尽管孔子平生言行皆谦虚谨慎而对自己评价向为低调，但惟独对自己“好学”这点，孔子是自信的，并深引以为赞赏，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把思辨的快乐视作是神才配享有的幸福，而学习于孔子而言（古代的学、习所指有别），也是作为人生“不亦悦乎”的一种快事来对待的：“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韩诗外传》卷六）；“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孔子甚至比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谓“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政》）——早上闻其道，哪怕傍晚死了也愿意，其好学热道竟至如此！
孔子博学多才并非真的“固天纵之将圣”（《子罕》）或他是“生而知之者”（《季氏》），而是刻苦加颖慧以学习所得，所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乡党》），别人笑他既然博学晓礼为何还要“每事问”，他回答说好问正是“礼”呀（《八佾》）！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而孔子对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的评价，其实也是孔子的一幅自画像。孔子说：“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荀子·法行》）强烈的求知求识、寻道寻理欲，支撑着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的一生：为道而学，为道而教，为道而施。
学无常师,择善而从
“孔子少孤”（《礼记·檀公上》）而“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按当时的家境和礼制，孔子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但他是不大可能进入诸侯官学接受当时的高级教育的，那么孔子又何以“金声玉振，圣集大成”呢？孔子高徒子贡说得好：“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也就是说，孔子的学习是学无常师、择善而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按《论语》、《史记》、《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孔子明确拜学过的人有郯子、蘧伯玉、师襄子、老子、苌弘等，学习的内容涉及礼、史、官制、琴术等。孔子不仅向当时声望显赫的社会贤达虚心请教，甚至“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礼记·学记》）的田野山林之隐士，孔子皆能慧眼识人且不耻下问，可谓“智者知人”（《论语·颜渊》）。比如《微子》篇的楚人接舆、荷蓧丈人、长沮与桀溺，再比如“故畦拾穗”的田间老人林类（《列子·天瑞》），孔子皆遣学生执礼问讯，或自己亲临请益。
孔子虽然站在“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的士大夫立场而有些轻视稼穑之事，但他还是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稼穑“吾不如老农”和“吾不如老圃”（《子路》），自己乃“空空如也”，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这就表达了一种“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的明智之态度，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智］也”（《为政》），绝不不懂装懂，粉饰无知。
《礼记·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老子曰：“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孔子也是这样的思想：善学者学无常师然时处有师，善者正面为师，不善者反面为师，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择不善而去，择其善而从，朱熹谓之为“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续近思录》），真是“留心处处皆学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