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和文化
[内容提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谐哲学是当今时代需要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适应时代要求，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与传统的“和”的哲学各扬其长，共同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关键词] 时代 和谐哲学 斗争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大家所熟知的。由此看来，对当代哲学形态的探讨，离不开对当今时代的判断。
当今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邓小平的结论无疑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他指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与它相对应并被取而代之的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由此，不可避免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哲学的基本形态应当是和谐哲学；被它所取代的哲学形态则是“斗争哲学”。而这就需要详细地说明和认真地探讨了。
一、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
有人认为和谐就是没有矛盾。有矛盾就不和谐。这显然是荒谬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认为没有矛盾才和谐，等于说和谐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有的人其实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和谐社会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他们不赞同“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结论，正是出于他们对和谐的抽象理解。
还有人把“斗争哲学”与矛盾的斗争性相联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而把“和谐哲学”与矛盾的同一（统一）性相联系，认为讲斗争就是“斗争哲学”，“和谐哲学”是只讲统一、不讲斗争的。这种看法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任何矛盾皆具有的普遍属性，只要存在着矛盾，就存在着这两种属性，不能机械地把它们分开。不能不指出的是，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斗争哲学”的名称是一个原因。确切地说，作为与“和谐哲学”相对应的概念，“斗争哲学”应称作“革命哲学”。之所以称作“斗争哲学”，有其特殊的来由，后面我们再作说明。
那么，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区分究竟何在？它们的区别在于：所谓斗争哲学，讲斗争，也讲统一，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当下的这个统一体；而所谓和谐哲学，讲统一，也讲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及更好的发展。斗争哲学是事物处于质变阶段的哲学，是革命党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而和谐哲学则是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的哲学，是执政党的哲学，是建设的哲学。二者在事物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不同，出发点和目的也不同，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由此也决定了它们的方法论原则的不同：斗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一个吃掉一个”；而和谐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共存、共荣、统筹兼顾。
艾思奇首先将传统的中庸之道、和的哲学与质量互变规律联系起来。20世纪30年代，在《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中，艾思奇指出，“中庸”的道理“不仅仅是中国人独自专利的大发见，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对于这一点也多少总有一点知道，有所表白。”[1]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论理学的质量篇中所说的一切，正符合这中庸教义所根据的事实，质量即在一定的量的限度内活动的质，也即是说事物性质的伸缩活动有不可逾越的极限，不越过极限，则质可以实存，越过极限，则原来的质的规定便被否定而突变为他种的质。这样，事物的存在必也是质量的存在，存在即质和量的统一，质的存在须以适中的量为前提。这是很明显很直接的真理，不单是中国人才有发见它的慧眼。”[2]可见，中庸之道、和的哲学，说的就是事物在相对稳定阶段、即量变阶段的道理，如果说与别的民族有什么不同，就在于“中国人特别夸大成为中庸的教义”、即把量变的道理绝对化了。许全兴教授曾指出：“青年艾思奇以唯物辩证法的质量观点分析中庸思想，是颇有见地的，他肯定中庸思想在哲学史上有真理性的一面，即质量统一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笔者尚未发现在它之前有人做过此类分析。”[3]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看法是一致的。1939年2月1日，毛泽东在致陈伯达的信中说：“墨家的‘欲正全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4]即说的是事物量变阶段的道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明和发挥了它的方法论意义。他说，中庸之道的含义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过与不及”。[5]他高度评价了这个方法的意义，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政党，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6]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传统和的哲学的局限性，他说：“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