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儒学的沉思

本网：墨客网  |  阅读次数：1019次  |  更新时间：2017-09-15 15:21:53

（孔祥震 孔红晏）

    为纪念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孔子文化节筹委会于1999年10月7日至12日联合在北京和曲阜举行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和儒学与21世纪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美、俄、英、荷、以、澳、韩、日、新加坡、印尼等十五个国家的80名学者和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的学者160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议题是：儒学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与会学者提交论文160多篇，研讨会以大会学术报告、自由讲座、分组报告等形式进行交流和发言。 

20世纪儒学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是儒学地位发生激烈动荡的一个世纪，也是儒学发生痛苦嬗变，真正开始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世纪，专家们对它在这个世纪的兴衰起伏作了回顾和反省。

    不要挖掉自己民族生存之根。汤恩佳（香港）指出，自中国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孔子思想，又顽固拒绝与外界交往，拒绝接受新事物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长，致使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落后于西方，而被动挨打。以致百年来，国人受到一点挫折，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于是有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他着重指出：他们不懂得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不懂得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关系，他们把国家五六千年的传统文化打倒，就是打倒了自己，挖掉了民族生存之根。 

    洗去铅华，露出真容。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指出：半个多世纪的猛烈批判，并没有使儒学归于消亡，而只是冲掉了它的腐朽过时成分，显露出它深层的精华和价值。现在儒学正在经历着“回归中国”和“走向世界”的路程。

    尊孔、批孔、守旧、开新都有深刻的社会动因。洪修平（南京大学）说，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民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时，矛头很自然地就指向了代表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希望通过对儒学的全面清算来表达对传统旧政治和道德的否定和批判；妄图复辟的守旧者，当然也就会时时祭起孔子儒学的大旗；同时，一些看到儒学中有合理因素的思想家，在新旧社会的交替中，也希望能发展儒学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于是尊孔、批孔、守旧、开新，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只有打破封建桎梏，才能真正结束儒学的悲剧，儒家人文精神在当前也需要与科学、民主和法制精神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刘宗贤（山东省社科院）在《儒学与世纪之交的文化思索——近年来儒学研究述要》中写道：有的学者分析指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其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理论水平都不免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的传统方式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思，以儒家“明道救世”、“兼善天下”的处世态度仿效马克思主义的人格理想等；他们也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专制主义、平均主义、道德空想主义。他们强调发掘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和中西文化来重构中国新文化，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打开了思路。 

东亚经济腾飞与儒学文化 

    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对这些国家社会和文化影响极深的儒学文化不能说没有关系，就此，海内外学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日本学者田久孝翁谈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时，认为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即日本经济是贯彻和平经济学思想，而和平经济学的出发点则应归之于经世济民的思想，经世济民正是儒学思想的成分。他满怀激情地倡议儒教文化圈的确立。李#平（中国社科院）分析了儒学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意识”与东亚“金融危机”的关系：东亚地区曾出现过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做为东亚奇迹的文化基础是“东亚意识”，而形成东亚地区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产业结构问题、泡沫经济问题、银行系统问题等。这场危机已基本过去了，而克服这场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充分调动东亚社会内部的因素，而“东亚意识”是其积极因素之一。 汤恩佳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就和社会形态是利用儒学思想的最佳成果。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突出王阳明的儒学精神、孔子思想，后来与现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国强民富、社会安定的日本。

“和”则兴，“同”则衰。黎红雷（中山大学）指出，东亚地区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和则多力”优势，实行“举国一致”体制，动员全民族全社会力量，创造出像日本那样的“政企联合体”和“企业命运共同体”的协作模式，形成了建设现代化的“合力”。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赶上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但实践中未把握好“和谐”与“同一”的分寸。偏爱追求和谐，为和而求同趋同，甚至去和而取同，出现了像韩国那样的“官商合一”之僵硬体制，结果窒息了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陷入“同则不继”局面，带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果。这也可以是一个前车之鉴。 

儒商理念：研讨焦点之一 

    “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对这一比较流行的提法，学者们也进行了商讨。
何为儒商？有学者认为，比较通行的是指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其要领的内涵就是“内圣外王”。新儒商的概念应该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应该通过弘扬儒商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儒商。李瑞华、杨杰（重庆商学院）谈到：新儒商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于行动。新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也是对“奸商”的鞭笞，也是对俗商（一个单纯地以收入产出来计算的商人）的抛弃。他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经验，结合时代特征，概括出6条儒商治商理念：“君子受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儒商“无为而治”管理思想从“仁者爱人”前提出发，实施“仁政”，反对霸道。在实行方式和秩序上，做到“有为”和“无为”的统一。他说，“为政以德”、“劳于求贤”和“行其所无事”等同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形象管理”、“分级管理”、“控制跨度”、“黑箱艺术”和“自动化管理”等原则，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有的学者把“无为而治”思想视为21世纪管理科学的“世界指导原理”。

    孔子学说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蒙培元（中国社科院）指出，孔子不是一概反对商业经济，其弟子子贡便是一位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视为高足，并有很高评价：“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未从孔子处学到经商知识，却学到如何成为“商人”的情操，从而实现人生价值。他用自己的金钱从别国赎回并解放奴隶，就是为了实行孔子的仁德学说。他说：孔子的仁学，包括仁、义、诚、信等内容，是“儒商”所遵循的行为准则，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有了这种境界，市场行为、商业活动便是价值理性指导下的自觉的行为与活动，会造福于全人类。他指出：今天的商人和市场中的各种角色，不必也不需要成为古代的“圣人”、“贤人”，但要成为有德性有境界的人，否则，所谓市场经济就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人也不是健全的。
    言商必言利。潘富恩（复旦大学）谈到了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现在社会物质利益是核心原则，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利”如果缺乏“义”的约束和引导，就会危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法则的建设，能保证使义利和谐统一，这便是“法”制了。个人利益为“法”所当取，也说是“义”所当取，不可“法外受俸”，“以义合利”的道德不论古今，都应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义利观点的和谐统一可稳定正常、严格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宁，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孔子属于全世界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远播海外，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孔子文化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到欧洲，造成很大震动。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欧洲人改造，成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还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法国霍尔巴赫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罗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莱布尼兹主张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结合、沟通；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费尔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俄罗斯的费奥克基斯托夫指出，儒学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想学说，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学说，并且是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富有人性的世界哲学之一。人始终是儒学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它是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辉煌结合。俄罗斯的陈开科在介绍俄罗斯汉学研究状况时谈到：17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英们，受欧洲时尚的影响，对中国文明倾慕不已，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文明表现出了独特的理解，尤其倾慕中国的孔夫子学说。如比丘林、普希金、托尔斯泰、阿列克谢耶夫等文化大家。俄罗斯的谢·贝列罗莫夫分析了孔夫子学说在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指出，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到阿列克谢耶夫，形成了一条很清楚的孔夫子之路，即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精英迷恋并探究孔夫子学说，企图把孔夫子学说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现在，孔夫子学说已不仅仅局限于纯学术范畴，自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俄罗斯社会从国家官员到学者、新闻界乃至基层民众都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表明西方模式的失败，于是转而注意东方的有着古老文化的特别是有着伟大圣人孔夫子的中国。大家都觉得，要恢复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必须了解东方的孔夫子学说。 

对西方文化的反省与儒学的未来 

    部分学者对统治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文化代表——欧洲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外扩张，谋求自身私利，制造大量事端，挑起民族、宗教冲突和战争，就是西方国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造成的后果，尤其是西方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和侵略战争，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

    用儒家学说中的一些思想来解决新世纪人类将要面临的问题，是专家学者探讨论述最多的一个方面。

    国际政治急迫需要儒学。万本根、蔡方鹿（四川社科院）指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其优点，反封建，提高科技，发展经济，但其弊端是使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是社会价值在个人价值之上，社会优先于个人，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牟钟鉴说：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家们迷信斗争哲学，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就是斗争哲学造成的严重后果。人类需要一种新的主义和学说，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而儒家的仁爱通和之学便是可供选择的学说之一。科索沃战争说明，国际政治需要儒学而且急迫需要儒学。

    亨廷顿学说行不通。贾顺先、贾海宁（四川大学）指出：美国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伊斯兰、中国、印度、日本、东正教徒等国的文化，完全归之为异己文化而加以敌视。用这种观点去处理当今世界上多元并存的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都是与现在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反对战争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用什么思想方法和手段来解决人类纠纷以实现世界和平呢？儒学的答案是：从“人类一家”、“和睦相处”出发，用“推己及人”、“和平协商”的方法，把一切争论和纠纷解决在和平商议之中。使科学技术不成为战争的工具而真正为人类造福，使世界和平“得以实现”。

    重建新世纪的人文信仰。朱汉民（湖南大学）指出，人类文明所制造出来的弊端，应该可以通过新的人类文明来克服。20世纪文明弊端的深刻表现，就是人类几千年建立起的价值、信仰体系的严重动摇和坍塌。21世纪哲学家的使命，应该是新世纪人文价值、信仰体系的重建。而讲究人文法则与宇宙法则和自我主体与宇宙主宰同一的人文信仰，可以真正解决新世纪中个体存在、社会秩序、宇宙自然相和谐的根本问题。于民雄（贵州社科院）指出：儒学中和谐的意见在于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牵引。现代社会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程序的破坏、人的精神危机等一系列负面现象，构成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充分利用儒家普遍和谐这一伟大资源，可以有效地使人摆脱困境，可以使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处理人际关系能以“人对人像狼”为模式吗？陈增辉（上海大学）指出，处理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以孔子的“和而不同”为代表，西方文化以霍布斯的“人对人像狼”为模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霍布斯模式的两次世界性演示，它带给世人的是死亡、伤残、废墟、焦土！21世纪处理人际关系只能采取孔子“和而不同”的模式，做到和谐相处又不随波逐流。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这样。

    面对儒学未来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改造建议。

    刘宗贤在《儒学与世纪之交的文化思索》一文中写道：把儒学作为包治今日社会痼症的万能良药，是对儒学的不尊重，也是对今日社会发展的不尊重。儒学只是一种哲学方法。儒学要为现代文明做贡献必须吸收工具理性，并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必须改变其固有的结构，由成圣成贤之学变为现代社会人人能够接受的德怀之学，而又能够与专业化、市场化的社会相适应。

    儒学需要解构和转型。周继旨（南开大学）指出：必须走出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区别古代思想的“精华”、“糟粕”的误区，儒学必须给以“解构”、“再释”和“重建”才能实现其真正转型：即把具有超越时代历史的一般意见的内容从当时的理论结构束缚中解脱出来，再用新的具体涵义取代原来的具体涵义，从而建立新的理论结构。

    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道德人格具有现代意义，可以改造为现代所用。孔子将“仁”“义”作为理想的道德人格的基本素质的观点，可以改造为现代社会的道德人格的内容；孔子作为社会规范的时俗之礼可以改造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道德标准或社会规范；孔子的内省方法可以改造为现代社会一种道德的自觉性。

    关于儒学礼治思想，白奚（首都师范大学）认为，传统的礼治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同现代社会的以法治国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促进和互相保障，在加强现代法制建设的同时，应该借鉴传统礼治思想的思路和基本精神，吸收其合理因素，通过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加强道德教化和文明教育。

    儒学和谐文化如何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于现在和未来中再现辉煌？大多数学者认为必须遵循三个规则：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弘扬超越，必须对传统负面效应系统清理，必须对外来进步文化借鉴融合。 

儒学与一些现代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最严重的莫过于已经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问题，为此，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在论文中提及关于儒学与生态自然关系的问题。

    刘鄂培（清华大学）指出：2000多年前的孟子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仁民爱物”命题，还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具体措施；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十分重视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他认为应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自然关系的理论模式综合成一种更为全面完备的天人关系理论模式，以解决人类面临因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破坏而产生的危机。

    陈增辉指出，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上，东方文化以孔子的“天人合一”为代表，西方文化以培根、洛克的“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为代表，培根、洛克模式盛行，导致全球生态恶化。21世纪世界文明要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必须借鉴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的廉政学说影响深远。黄钊（湖北大学）指出“奉公尚忠”原则是古代廉政学说的核心内容，“以义制利”原则为廉政主体正确处理义与利关系指明了方向；“正人先正己”原则敦促主体坚持身教示范，有益风化；平政善民原则使其能够处理好官民关系；“敬节死制”原则可使其在执政过程中做到重气节，讲操守，自觉维护人格尊严，保持高风亮节，……这些理论，就是今天，仍有其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