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Peter Bol虽然是个历史学家，对儒家也有很深的研究，并且从思想史特别是新儒家思想史的关注进入历史研究。本文试图强调他的知识视野对于我们理解儒学或儒家开启了一些新的视角。多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于以“北宋五子”为起点来建构宋明儒学史，从纯粹学理的逻辑来看新儒家，这条思路真的没有局限吗？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理解宋明新儒家的思路？Peter Bol有不少新思路。他虽然仍明确地把思想史理解为文化精英的历史，但是他理解这些精英的角度却别具一格，颇有新意。在我看来，他的思想对于长期以来深受宋明理学影响、并习惯于从宋明理学的立场来理解儒家思想史的人是一个挑战，值得回应。他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同意，但仍认为有助于我们对有些儒学概念及其现代意义建立更清醒的认识。
文末附Peter Bol 主要论著目录及其“宋代思想史专题”课程阅读材料。
[顺附：本系列上篇文章（“耶稣与孔子在此相遇”）论及“波士顿儒家”的产生及含义，其实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提及“波士顿儒家”一事，提及者包括郑家栋（2001）、郭齐勇（2002）、蔡德贵（2003）、金惠敏（2004）、史彤（2002）等人，其中有好几篇出自“孔子2000”网站。另外，白诗朗(即John Berthrong) 1995年发表于《新儒家评论》（郑家栋、叶海烟主编）第2辑上的“波士顿儒学”一文，可能是国内首次介绍波士顿儒家的文章。刘述先亦有专门的回应论文——“作為世界哲學的儒學：對於波士頓儒家的回應”（载《哲學與文化》2003年5月，30卷5期，革新號348期，頁3-18）。这些情况上周写文章时我失于交待（很惭愧），这里所补亦限于已查范围。]
Peter K. Bol 是我在哈佛所认识的最有魅力的一位学者。迄今为止，无论是他的学问，他的授课方式，他的待人接物，他的一切的一切，在我看来都体现着大家风范，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久久难忘。在正式介绍他的学术观点之前，让我简单描绘一下他的形象：此人授课时经常让人笑掉大牙，但是笑完之后，有时你会有一种“中计”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吃了哑巴亏一样浑身不自在；他对学生从来都是宽宏大量，从不指责或批评，但他却善于向学生提一连串问题，直到学生被问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为止。他是如此开朗、和气，你可以跟他讨论任何问题，他讨论完之后你会惊叹他视野如此开阔、目光如此敏锐、立场如此坚定，即使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也已经甭想驳倒他，有一种被他死死地挡在门外的感觉；另一方面，辩论完之后你有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他“耍”了，因为他辩论时的目光似乎表明他早就看透了你的五脏六腑，但却故意不说出来，在他的巨大善意背后似乎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海。东亚系的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可爱的“Bol老师”，因为此人胸襟开阔而又言语犀利，宽容大度而又一丝不苟，満腔正气却又风趣幽默。他组织课堂的高超本领让我大开眼界。我一共听了他开的三门课：上学期的中国地方史课只听了不到一半，这学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以及宋代思想史课基本上没有缺课。有时看到他在课堂上游刃有余的样子，我感觉他就像条龙，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成了其任意操纵的鱼鳖；他的两只眼睛炯炯如电，没有一个人的真实想法能逃得过他的目光……。
Peter K. Bol 是丹麦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文名字叫包弼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以研究中国宋明社会史知名。人们多倾向于把他理解成是一个历史学者，但他与一般的历史学者非常不同，侧重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并把宋明理学（英文中称“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与社会－文化史相结合，从而有很多独特的想法。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儒学功底。据他跟我多次声称，他早年在台湾受到过系统的国学训练，他的国学老师爱新觉罗·毓筠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儒家学者，一生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他曾告诉我，正是对宋明理学一系列问题的困惑，才使他逐步进入对中国唐宋以来历史问题甚至地方史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办公室四面的墙上全是书，其中有一半是各种古汉语典籍，特别是大量的儒家经典和其他国学典籍。包弼德的一些东西已经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参附录），国内史学界不少人知道他。我在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他在儒学研究方面的独特视角，并认为这种研究思路不仅对于打破国内学界在儒学研究方面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学科分割大有裨益，同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解儒家的天地，值得重视。下面讲的东西主要根据听课及私下访谈。
“儒家”概念不可定义
包弼德认为，“儒家”（Confucianism,中文也可译为“儒学”）这个术语严格说来是不能定义的，因为它并无确切含义，或者说它的确切含义完全因人、因时代而异。为了表明他的立场，他要我给他分析一下历史上的儒家有没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我们可不可以说所谓的儒家，就是有一些共同尊奉的经典，有一套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或者有一套共同遵循的礼仪规范或修炼方式？他的答案是没有。比如，如果说儒家共同尊奉的经典是“五经”，那么也可以说宋明理学家真正看重的是“四书”而非“五经”；尽管元代以来科举也讲“四书五经”，但是在朱子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五经”的地位是次要的，所以一般科考时考生只要在“五经”中选其一即可。其次，如果说所有的儒家都拥有一套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比如仁、义、礼、智、信、孝之类，也成问题。因为仔细研究可以看出，其实宋明理学家的核心概念是“理”、“气”、“人欲”、“太极”等等；虽然他们也认可仁、义、礼、智、信、孝等价值，但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不再是这些价值，或者与汉儒相比，他们关注这些价值的方式已迥然不同。其次更重要的是，新儒家所发展出来的修身方式与前人相比实大有不同，而这些修身方式是他们吸收他们所认同的核心价值的主要途径，也决定了他们对那些价值的理解和接受与前人不同。还有一点就是，在唐代，人们看重“文章”，“文章”是衡量一个人能否入儒之门的重要标准；而在清代，一个人如果不懂训诂，是不配称为“儒”的。可见儒家究竟有没有一套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或者有没有一套共同接受的修炼方式是很值得疑问的，而修炼方式的不同可以导致人们对一系列价值的理解或接受方式完全不同。最后，如果说儒家有一套共同遵循的礼仪系统，也成问题。因为朱子就曾与吕祖谦讨论，认为家礼到他那个时代已完全败坏，所以他才费心力去重新编写了《朱子家礼》一书，这充分说明在历朝历代儒家可能并没有一套共同的礼仪制度。
包弼德教授跟我说，他有一次问杜维明先生“苏东坡算不算是儒家”，杜先生显然难以回答。从宋明新儒家的立场出发，显然苏东坡不能算作儒家；可是如果我们读苏东坡的东西，你可以发现他不仅尊奉“五经”，崇拜孔子和儒家圣贤，认同我们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孝等价值，而且有不少解经之作。为什么苏东坡不能算作儒家呢？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宋代学者如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陆游等人的作品和生平，可以发现，他们都具备通常所理解的儒家的一些特征，比如以孔子为先师，以三代为榜样，以仁义忠孝为价值等。可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家们则倾向于认为这些人不是“儒家”，这说明在宋明新儒家看来，仅有上述特征不足以把一个人定义为儒家。那么，究竟什么是定义儒家的标准呢？二程、朱熹有一套标准，王安石也有一套标准，司马光也有一套标准，他们相互攻击，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如果我们的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会发现唐人的标准与宋人不同，清人的标准又与明人不同。这就表明所谓儒家，其实并无统一的标准。有鉴于此，包弼德宣称：“我不是在研究儒家，我是在研究那些自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因为在他看来，究竟什么是儒家，谁也无法说清。
包弼德的这些观点把我气得要死，奈何我一时辩不过他。冷静下来一想，才发现我与他所站的出发点不一样：我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什么是儒家，即什么样的人才可算作儒家，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他则是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分析历史上的儒家有无统一的含义。有一次他说他很怀疑“儒家”这一名词在今天的有效性，令我大为恼火。我跟他说，照你这么说，“哲学”、“形而上学”这些名词术语在历史上也无统一的含义，我们能因此而否认这些名词的有效性吗？对此反驳，他表示让步，说不妨把“儒家”当作一个在叙述历史事实时的“方便用语”吧。我想，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就象“哲学”这一名词在西方历史上并无统一含义，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仍然是许多大思想家穷毕生之心血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决不能因为它在“事实层面”的含义不定，而否认它在“价值层面”的意义确定，以及值得追求。对我们来说，“儒家”是一个“源”，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价值之源，虽然它的确切定义我们一时可能拿不出，我们确实可以从读经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从而辨清“自己心目中”的儒家有什么标准。（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从柏拉图到摩尔，像“善”、“正义”一类概念的不可定义性已被揭示，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这些概念的有效性及现实意义。）包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不接受，但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回答。
理解新儒家的宽广视野
包弼德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对宋明理学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当时有一些困惑在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中找不到答案。比如学术界长期以为宋明理学的兴起是由于回应了佛教的挑战，可是为什么在隋唐时期人们没有起来回答这个挑战？宋代的社会制度与唐代有很大不同，社会制度方面的因素有没有起作用？在整个宋代，特别是北宋五子的时代，据说新儒家并不是占主流的儒家思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什么？他们和新儒家的斗争情况以及后来新儒家大行其道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带着这些问题，他花了多年的精力去搜寻答案。他发现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发生空前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这些变化极大的促成了新儒家的兴起，或者说为新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包弼德的观点，我从国内网上下载他所说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