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由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的本质失落，精神衰退以及道德滑坡等现象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通过道德教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新的世纪特别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构建转型期道德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宝库，其中，古代儒家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美的德育目标，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以及强调道德情感培养的德育过程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德育目标
在儒家伦理中心的思想体系中，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构成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孔子所设想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君子”次之。在孔子看来，能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就是圣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即便是尧、舜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圣人，因为“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本人更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不过，“君子”却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种品格。《论语》一书论及君子达107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等等。《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由此可见，“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修己”，第二是安人。君子人格的最终完善就是通过修己而治人。与“圣人”、“君子”相应的是“仁”。“圣”是具有效果的客观业绩，“仁”则是主观的理想人格规范。“仁”实际上是对个体提出的社会性义务和要求，它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孔子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等等，表明“仁”既非常高远，又切近可行，既是历史责任感又属主体能动性，既是理想人格又是个体行为。正是由于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强调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追求知识和控制、锻炼意志成为人格修养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最终使个体人格的“仁”达到最高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论语·里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可以托六尽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孟子在完善人格设计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孟子看来，理想的人格应是“圣人”、“君子”，“内圣外王”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圣人人格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人格，它具有“天人合一”的特征。圣人既是伦理道德的完满体现者，又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榜样。“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仅因为他的道德修养远远高于一般人，还在于建立了伟大的、令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丰功伟绩。孟子强调，人禽之分在于人能具有和发扬内在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既是人之不同于禽兽，也是“圣人”之不同于“凡众”所在。但“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它是任何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人格，这也就是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这种道德人格的达到，有一个逐步完成的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君子”人格是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人。孟子认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君子的修养境界按孟子的说法应当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而要达此境界，锻炼则是十分必要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