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端于1993年，那时知识分子经过之前几年的政治挫折已经丧失了理想：或“权贵化”，或“御用化”，或“下海”，或“痞化”，总之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渐渐消蚀掉“知识分子”这一光环，使精神生态恶化，庸俗不堪。社会上的精神生态当然更不用说了，侮辱神圣，亵渎崇高非常流行。“人文精神”就是在这个现实中逻辑地凸显出来。政治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它只是一个背景，并且不是由这个背景刺激出人文精神大讨论。泛政治化或泛意识形态化有时候只能遮蔽问题。说到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王晓明这个人是绕不过去的。这既因为他是第一个“点火者”及讨论的重要参与者，而且也因为他最看重“人文精神”，以至到现在还念念不忘。2005年7月，他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曾说了一下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是就文学和文化现象而言的。当时那篇点火的文章就叫做《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有意思的是，王晓明在这段时间的《中国教育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却》，认为当时的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重要。他认为，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并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它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以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将决定我们判断它是否成为一个过去的事件。王晓明对此语焉不详，只是说崇高、责任感、敬畏等等方面是人文精神。人们当然可以给“人文”定义，然而再描述或列举“人文精神”的清单。但仍是徒劳的，因为“精神”无法被准确地界定和共同地理解，每个人对此都有他的看法或侧重点。在这种意义上，它的含义和“文化”概念一样含混不清。然而就像对待文化一样，如果我们把人文精神和人存在的独特性联系起来，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清单的。正如文化属性是人的特有属性一样，人作为人，并且是一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很显然因其存在而应该具备两点特性：第一是拥有人的尊严——这方面强调主体性和精神性；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要有责任感——这方面对应于人的社会性，他的生存和存在受惠于社会和他人。从这两点特性出发，我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就很丰富了。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返回来看一下现实，就可以判断人文精神的状况。因这两点特性，人文精神显然既与权力形成对峙，也与市场形成对峙。这两者都要挤压它、消灭它。但由于权力的强制与市场逻辑的强制不同，我们不一定可以说人文精神与市场就对立，甚至市场都有可能为人文精神的存在提供条件。但市场本身却天然是要把一切都庸俗化的，它的“暴政”在西方早已尽人皆知。你所引用的本雅明的那段话也说得很清楚。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左派，对市场的批判也早已是老生常谈了。以现在的视角去看，在当时的讨论中，有人以市场经济为据对人文精神进行贬斥，实在非常可笑。他们连逻辑都不懂：市场的好处并不能转变成人文精神，它的坏处却有可能消解人文精神，道理太简单了，它们不位于同一领域，而利益的力量远大于精神的力量。人文精神本身是可以与政治区别开来的，它有独立的空间。正如文化一样。所以我觉得，讨论人文精神在现时代的问题，就内容来说应该仅就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来讨论；而在它的现实表现，它所受到的影响来说，则可以延伸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