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存在着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应当并且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建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中去，而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共同的传统后，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实已隐然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传统
70年前，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时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应当予以总结和承继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传统，因为不论是孔夫子还是孙中山，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似乎已成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正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往往被遮蔽了：如何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换言之，如何来理解毛泽东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阐明，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大概是难以实现的。
一、中国哲学传统：一个还是两个？
对于中国哲学传统，中国人近百年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具体地看，这些不同的看法可大致归纳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只存在着一个传统。这种观点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早在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他强调中国思想数千年来有着自成一系的传统：“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故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吾国所以致同文同伦之盛，而为东洋文明之中心者，盖由于此。夫先民精神上之产物留遗于吾人，吾人固当发挥而光大之，不宜仅以保守为能事。” 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破坏中国思想传统：“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 这一观点，到今天仍为21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 “西化”、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中国哲学的否定性批判。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起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亦可称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一个传统，而实际上由于传统的变迁和转化，存在着两个传统。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在这里，毛泽东是从总的文化变迁上立论，指出了中国学术和思想传统在鸦片战争后有一个更新问题。孙中山就不是中国学术和思想旧传统的代表，而是中国学术和思想新传统的代表。40年后，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问题。他指出：“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 在这里，冯契明确地强调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因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影响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冯契进而认为，伴随文化传统的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反复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这里，冯契强调这一哲学传统的转变不是一种量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因此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他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这种“近代传统”比“古代传统”更为重要。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绕过这一新传统，而应以这一新传统作为直接的出发点。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传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从产生的根源上看，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就首先面临一个在这两种观点中进行选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