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名、阴阳、农、杂、小说、纵横等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施展各自的政治抱负。这其中有一个以谋略直接干预列国外交乃至影响政治的社会群体——纵横家,他们忽视对深奥理论的探研,而是非常注重社会实践,对待世界的态度十分主动,以行动实现自身的价值与追求。他们活跃于战国中后期和西汉前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治制度的逐渐完善,统治思想渐趋稳固,纵横家也逐渐消亡,但其赖以傲世的智谋和才干却对后来的外交和政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
纵横家的源流可追溯到行人这一官职。《汉书·艺文志》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行人,又称“行李”、“行理”,属秋官,是西周时周王室专门负责与诸侯和少数族朝觐聘问的外事之官。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之分。《周礼·秋官·司寇》载:“大行人,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由于当时周是天下大宗,“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行人的职责只是和周属下的邦国及少数族进行交往,是宗周迎待诸侯宾客之官,行使的是外交官的一部分权利,此时,行人还称不上真正的外交家。
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力量大大发展,纷纷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周天子的地位日益下降,其“天下共主”的权威逐步丧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各诸侯由于独立性增强,诸侯之间需相互联系,便都设立了从事外交活动的官员——行人,以为“通使之官”(《左传·襄公四年》)。在早期,行人只起到沟通各诸侯国或上传下达的作用。其后,各国皆相继设行人专官,在国内掌宾客之事,遇事则出使以专事交涉。随着齐、晋、秦、楚及吴、越等相继崛起,为争霸主地位,各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战争,许多小国也被迫卷入战争。各国统治者为了在争霸中取胜,不仅重视在国内富国强兵,而且特别重视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的策略,常派遣善于辞令的行人来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或战败国的“行人”,常奔走于诸侯间,凭自己卓越的外交才能,特别是靠自己出色的外交辞令来折服对方。于是行人显得日益重要,他们的使命已不限于信使的范围,而是承担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他们是一国之利益和意志的表,往来于列国之间,负有“继好结信,谋事补阙”(《左传·襄公元年》)“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左传·文公元年》)的重要使命。这样,各诸侯国都不拘一格招纳这方面的人才,以强化外交,许多人纷纷参加到外交中来,成为一批善于外交的行人。这些行人各自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才干,他们的外交辞令,不卑不亢,词锋尖锐,委婉巧妙,有理有据。由于在整个春秋社会“礼”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有着较高的地位,在观念上仍提倡“尊礼重信”和“宗周王”,礼法信义思想仍是对当时行人起主导作用的传统观念;同时又由于几大诸侯国势均力敌,轮流称霸和春秋时期的士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此,尽管行人机智博学,谨言慎行,有胆有识,开创了外交人员的风范,创造出精湛的外交艺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不是真正的纵横家,而只是成为战国纵横家的前身。
到了战国中后期,战国七雄各自实行变法图强,争霸日益激烈,尤其是魏、齐于公元前334年会徐州相王,这是战国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两个诸侯相互称王,标志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在这之后不久,秦、韩、赵、燕、中山、鲁、宋等所有重要诸侯国也都相继称王。由于各诸侯称王,使战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诸侯争战由争霸发展为兼并战争。随着诸侯国之间争战目的的变化,各国之间的战争十分激烈、残酷,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亦越来越长。军事离不外交,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随着战国七雄内部变法程度的不同和外部发展条件的变化,诸侯的对比力量失去平衡,逐渐趋于两极分化。较为强大的诸侯国力图削弱并逐步吞并较弱的国家,而较弱的国家在互相兼并的同时往往联合起来以抵抗大国的吞并。因此,相对地产生了“合纵”与“连横”两种对立的外交策略。这样,“合纵”、“连横”成为各国外交的主题。各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对手,在发展国力的同时,非常重视择交。所谓“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战国策·赵策二》于是各国统治者纷纷搜罗人才,广求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儒、墨等家无法提出立即生效的策略,而行人游士则取得了发言的地位,他们继承了春秋以来行人的风范,提出适应形势发展的外交策略,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一代纵横家。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安”。《孟子·腾文公上》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间奔走游说,“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纵横之术对当时时局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淮南子·要略》说,各诸侯“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