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书于战国初年,是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左传》人物,尤其是各诸侯国中那些竭力辅佐君王励精图治、发奋图强、有所作为的谋臣们,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和足智多谋常常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光芒。
《战国策》中所记述的战国纵横家们,尚智的倾向十分明显。而且其中“智”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言”的巧妙和“计”的高明,其“言”生动形象、明畅通俗,富有表现力、感染力,务求说服对方;其“计”丰富多彩、花样百出、机巧多诈、不择手段,务求达到目的。
春秋时代的列国谋臣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在历史上是有着深刻的渊源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曾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所谓“行人之官”,乃职掌朝觐聘问之事。当春秋时,往来聘问,奔走各国的“行人”,甚为活跃,其职略近于今之外交使节。所以班固接着引述孔子“使于四方”及“使乎、使乎”之说,认为其所长在于“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而其在外交活动中总结和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降及战国纵横家,则“上诈谖而弃其信”了。这则材料恰好说明了春秋时那些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的富才智、有见识、有胆识、有作为的“行人之官”正是战国时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纵横家们的“前身”。其游说之法、权谋之术是一脉贯穿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左传》所刻画的谋臣的“言”和“计”中“智”的因素对战国纵横家的影响。
《左传》的“言”尤其是外交辞令,总体上呈现出“婉而有力”的特点。这当然是由当时特定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决定的。春秋以来,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更需委婉其辞。所以,行人往来,便不得不特别地讲究辞令婉转有力。《齐伐楚盟于召陵》中的屈完对齐侯问、成公三年的知 对楚王问,便是行人辞令婉而有力的典型。子产相国,不但使弱小的郑国在晋、楚两个大国的夹缝中保存下来了。而且还使其由乱而治,由弱而强,这无疑有赖于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当然,行人们在外交场合斡旋应对时,他们的辞令在“婉”和“力”兼而有之的情况下,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场合的不同而或偏“婉”或偏“力”,呈现出多样丰富的形态:或机智圆滑,避实就虚;或偷梁换柱,颠倒是非;或谐趣幽默,不卑不亢;或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或虚张声势,因其所惧,危言耸听……
在“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时代,纵横家们奉游说为谋取“富贵势利”的利器,因而对游说的技巧格外讲究。他们的前辈们在唇枪舌战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自然成了他们参考和借鉴的宝库。为了使自己的“言”富有说服力、感染力和鼓动性,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简练揣摩、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地使自己的语言更生动形象,引人入胜;想方设法地使自己的表述更平易晓畅,易为人理解和接受;煞费苦心地使自己的言辞更富于气势和力量,更能打动人心。当然,他们在借鉴和学习《左传》之“言”的智慧的同时,还对它们进行了发挥和改造。他们继承了《左传》“婉”的一面:如庄辛说楚王、邹忌讽齐王所使用的语言均深入浅出、委婉含蓄地由此及彼、因小见大,由一些日常生活小事引发出政治生活中治国的宏论,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手法高明;他们更多地发挥和改造了其“力”的一面:不卑不亢,绵里藏针的《左传》之言多为气胜辞壮、铺张扬厉的纵横家之言所取代。《战国策》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如张仪、苏秦、陈轸、公孙衍等,他们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时,其辩才之雄健、口舌之伶俐,令人不得不为之折服。就连对其思想内容持否定态度的李文叔也在其《书战国策后》中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文辞 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左传》谋臣和战国纵横家们共同的意识和理念。结合以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左传》谋臣之“言”是“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的。谋臣们在外交场合斡旋应对时,已有讲求最大限度地自由发挥个人的才能和智慧、不囿俗套的倾向。“言”发展到了战国,则有纵横家“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的表现。为达目的,他们甚至不惜使用机巧谲诈、夸饰非实之辞。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行人辞命之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