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内容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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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论》　19世纪资产阶级经典军事理论著作。作者克劳塞维茨（1780－ 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生前致力于军事理论和战争史研究，著书立说。死后，其遗孀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战争论》是其中的前3卷，后7卷为战史著作。《战争论》全书共8篇124章。第1卷为第1至第4篇，题为“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 “战略概论”、“战斗”；第2卷为第5、第6篇，题为“军队”、“防御”；第3 卷为第7、第8篇，题为“进攻（草稿）”、“战争计划（草稿）”。书中，作者运用辩证的方法对战争的定义、目的、手段、军事艺术的划分，战略要素，战争中的攻防和会战的地位、特点等作了系统阐述，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军事思想的革新精神，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的确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战争论》的主要观点有：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认为，政治产生战争，操纵战争，并在军事行动的全过程中影响着战争。政治是整体，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形成，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而且只能由某种政治动机引起。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确定战争主要路线的最高指导观点只能是政治观点，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政治贯串于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它不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克劳塞维茨还认为，战争是一种手段特殊的政治交往，政治必须同这种手段相适应。战争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它是以流血的方式进行的。政治不了解战争的这一特点，向战争提出违背其性质的要求，必将招致战争的失败。政治家和统帅首先作出的最重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辅相成的　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目的时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战争目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积极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己军队这一企图是消极的，可以导致单纯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从行动的表现上看，积极企图能引起歼灭性的行动，消极企图则只能等待歼灭的行动。但保存自己军队这一消极企图的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消灭敌人军队也可以作为等待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企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这是大错特错的。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惟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等待决定性的时刻。但这种时间的推迟是有限度的，如果无限制地一直推迟下去，就会使保存自己军队这一消级目的的优越性完全丧失掉。


　　战争中的敌对双方可以按照盖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加上战争中得到的情况，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定的，因而，在战争认识中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既然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盖然性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根据盖然性的规律推测战争及其发展，应依靠情报。情报是了解敌人和敌国各方面情况的材料，是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


　　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作用在战争中是融合在一起的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中的精神力量理解为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统帅的才能是一种擅长军事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各种精神力量和谐的结合，是各种精神力量的综合表现。他认为，在多种精神力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智力，其次是勇气和胆量，再其次是果断、机智、干劲、坚强和顽强、刚强、坚定、坚忍，以及地形判断力等。军队的武德是军人在战争中所应具有的美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军队的民族精神指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等品质，在民众武装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克劳塞维茨所讲的物质力量，主要是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他认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战争胜负都具有重要作用。精神力量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串在整个战争领域，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对战争胜负起决定性的作用。战争又是交战双方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获得的利益是确实可靠的，同时是衡量和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克劳塞维茨还认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把二者分开是不可能的；战争胜负通常取决于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造成的精神影响都较大；这种影响会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消长。


　　进攻和防御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包含和相互转化的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进攻与防御两种作战形式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包含以及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防御的规则以进攻的规则为依据，而进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依据。据此，在选择进攻与防御的目标和地点时，最有利于进攻者决定自己方向的依据，反过来对防御者也必然有用。他指出，在战争史上，每种防御手段都会引起一种进攻手段，反之，一种进攻手段是随着一种防御手段的出现自然而然出现的。他强调，进攻和防御都不是纯粹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二者是相互包含的。战争中的防御决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决不是完全的忍受，而是一种相对的等待和抵御，因而多少带有一些进攻因素。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同防御交错着的，正如没有一个防御战局是纯粹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战局是纯粹由进攻因素组成的。他还由此论述了积极防御的思想，认为进攻具有驱逐敌人的积极目的，防御则具有据守的消极目的。但是，据守并不是单纯的防守，而是应在防守中进行积极的还击。只能把防御的目的看作是消极的，不能把防御的手段也看作是消极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克劳塞维茨还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因为防御有许多为进攻所不具备的有利因素，所以力量弱小的军队才能在运用它时增强力量并从中获得利益。克劳维茨在阐述进攻和防御相互转化的观点时认为，在现实中，进攻活动常常不知不觉地以防御为其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其终点一样，如果说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那么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他强调说，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由防御造成的优势下，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告终，是战争的自然进程。


　　战争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之分　克劳维茨指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普遍的制胜因素。数量上的优势区分为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就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但一个国家的兵力数量是既定的，绝对兵力的数量不一定比敌人占优势。因之，当战场上的兵力数量达不到绝对优势时，就必须力求巧妙地使军队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要想取得相对的优势，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在他看来，仅仅集中了兵力，构成数量上的相对优势，并不等于有了现实的胜利，还必须进一步找到敌人抵抗的重心。所谓重心，是敌人整体所依托的关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部位。敌人重心一旦受到致命打击，其整体就会失去平衡，趋于失败。他由此提出了两条打击敌人重心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一，在战胜和粉碎敌人上，军队始终是最可靠的第一步；第二，应尽量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或一个重 心，把对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或一次主要行动，把所有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


　　民众战争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民众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19世纪以来，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加强，民众战争成为不容忽视的战争现象。一般来说，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绝对的优势。民心和民意是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精神力量也只有在民众战争中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全国居民即使不在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民众战争中，虽然粮食、武器和弹药不可能有正规的供应，而是靠民众设法解决的，但这恰恰可以发掘出数以千计的，点点滴滴的，不进行民众战争就始终得不到利用的抵抗力的源泉。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民众战争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克劳塞维茨还具体阐述了使用民众武装的主要原则，如民众武装不宜对抗敌军的主力，只能从外部和边缘蚕食敌军；民众武装不宜凝结成反抗的核心，但必要时可作相对的集中；民众武装的作战应与正规军的作战结合起来；民众战争只是战略防御手段，不能用于战术防御；等等。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克劳塞维茨认为，理论不应当制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数学公式，也不应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无论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都不可能完全解决理论与战争实践之间的矛盾。理论应该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指挥官的指南，到处为他指明方向，使他们顺利前进；理论应该培养指挥官的智力和能力，帮助他们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考察战争，必须有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从研究、思考中取得，也可以通过战争实践取得，指挥官还必须把知识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合为一体，转化为真正的能力。克劳塞维茨认为，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他把经验比作土壤，把理论比作植物，提出应当在经验的土壤上成长和结出理论的果实。战争理论只能面向经验，只有通过对战争史例的研究，才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战争理论，要善于从战争史例的研究中认识真理。克劳塞维茨还认为，战争理论应符合时代的要求。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和战争理论，战争理论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国家、军队和作战方法的变化而改变，战争理论的建立必须考虑并具有时代的特点。但他同时又承认，受时代的特殊条件限制的战争理论，必然还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他还指出，在军事领域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