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名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位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约生于公元前484年，死于 公元前420年[1]。墨子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战争频繁激烈的时代，战争是当时社会 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墨家同当时的诸子百家一样，各自 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军事，探索战争问题。《墨子》一书就是墨子及其弟子在不同时期的言论汇集。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墨家学派多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手工业 者和小生产者阶层，他们大都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和军事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军事斗争经验。《汉书·艺文志》把当时的兵家分成四大类或者说四大流派，即兵权谋、兵 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家，并说“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道 者也。”墨家即是长于守城战术及守城器械的一个兵家流派。
墨家军事思想中最重要一个特点是提倡“兼爱”和“非攻”[2]，他们 反对当时大国兼并小 国、强国兼并弱国的战争。由于提倡“非攻”，他们主张“救弱”。“救弱”重在守御，所 以，他们重视防守。因此，重视防御战术是墨家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代学者俞 在《墨子闲诂序》中说：“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 ，是以非攻，是以讲备御之法。”[3]
墨子以其独特的思想和实践，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建立了一个有严格规章制度和严密组织 形式、带有一定结社性质的团体，从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墨子死后，墨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秦国，《墨子》一书中《备城门》以下诸篇(今存11篇，简称城守诸篇)即是战国晚期在 秦国的墨者所著，并首先在秦国流行[4]。这一点如今已得到学术界大 多数学者的认同。[5]
《墨子》城守诸篇成书的年代和墨家后学在秦国活动的情况与秦惠文王以后的这段历史有很 大的关系。据有关专家考证，秦国墨学的兴盛，主要是在秦惠文王时期。当时，秦频频向北方的义渠用兵，夺得义渠25城；秦昭王时期，又彻底消灭了义渠，始置陇西、北地、 上 郡三郡，并修筑长城以备匈奴。这些新开拓的地方都是秦需要加强守备的要地。因此，“惠 王、昭王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与城守诸篇的写作年代有很大关系”[6] ，换句话说就是，秦 惠文王时期秦对义渠战争的胜利以及秦防御北方边疆的战争实践是《墨子》城守诸篇产生的源泉。
城守诸篇主要论述墨家的守城战术，根据传世的《墨子》一书，城守诸篇包括：《备城门》 《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11篇，习称城守诸篇。实际上，《墨子》一书据《汉书·艺 文志》著录为71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墨子 》15卷，墨翟撰。至宋代有亡佚。现存《墨子》15卷只有50篇，佚失18篇。其中《备城门》以下佚失九篇。据清代学者孙诒让考证，这九篇中，其中六篇的篇目应是《备钩》《备冲》 《备堙》《备空洞》《备轱辊》《备轩车》[7]。以下，我 们主要根据现存的《墨子》备城门以 下诸篇探讨墨家学派的军事思想。
一、全面的备战思想
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战争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绵延不断。所以，中国古代 许多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都主张国不可一日无兵，人不可一日忘战。《周易· 系辞(下)》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左传·襄公十一年》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些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 得出的认识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春秋以降，强并弱大兼小的战争频繁激烈，所以提倡“非攻”和“救守”的墨家学派更是重 视战备工作。墨家认为，做好战备工作的重要一条是预为之计，事先谋划。《墨子·备城门》曰：“时召三老在葆宫中者，与计事得行，行德计谋合，乃入葆宫”。意思是 说，战前应 及时召集那些有经验有名望的老人，与他们在一起分析敌我双方情况，谋划战争过程中将可能遇到的不利或有利的情况，以便早做准备，尽量减少战争中意外情况的发生。如果守城将 领的计谋与三老相合，就护送三老回葆宫。这种“未战先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兵家的一个 传 统思想，所谓“用兵之道，先谋为本”。《孙子兵法·始计篇》开首就讲的是战前的谋划计 算，谓之“庙算”，它说：“夫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 ”《管子·七法》曰：“凡攻战之道，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 出乎境，是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
墨家学派提倡全面的备战思想，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做好迎战敌人的准 备。《墨子·备城门》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实际上是强调政治上上下一心，将士一心，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经济上粮草充足；军事上，城池坚固，守城器械精良，又有得力将帅指挥；外交上，能得到国际上 的救助。
在《号令》篇中，墨家再一次强调，“安国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 则劳而无功。人亦如此，备不先具者，无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将长；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公。”意思说，安定国家的途径应从利用地理条件开始，地理条件能够得到利用，就能成功，地理条件不能得到利用的就会劳而无功。人事的情况也是如此，必须事 先做好准备，否则就不能安定君主。官吏、士卒、百姓的思想不一致，责任全在他们的将领和长官。因此，各项赏赐、处罚以及治罪的实施，一定要出于公心，做到秉公执法，才能使 上下一心，共守围城。
为了夺取守城作战的胜利，墨家总结出了防守围城的14个必备条件，墨家认为，这14个条件 具备了，城池才可以守得住。这14个条件即“凡守围城之法，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 ；楼撕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 攻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亦不疑上矣，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8] 这14个条件 用现代语说就是：(1)城厚而高；(2)城外壕沟和护城河深而且宽；(3)城角的望楼得到修整；(4)守城的器械装备精良；(5)城内的粮食柴草足以支持三个月以上；(6)守城的人多并且 经过选练；(7)守城的官吏和民众团结和睦；(8)守城之将中，为国建立功劳者多；(9)国君讲 究仁道信义，人民安乐无穷；(10)守城民众父母的坟墓在此，因而拼死相守；(11)有富饶的 山 林草泽可以利用；(12)地形易守难攻；(13)守城军民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而对君主有大功；(14)国君的奖赏明确可信而刑罚严厉可怕。只要这14个条件具备，那么民众就不会怀疑君主的防守能力，城池才可以守得住。这14个条件一个没有，那么即使是善于防守的将领也守不 住。因此有学者说，这14条防守围城的原则“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综合了军事、政 治、经济、地理、人和、法制、将领、百姓、资源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因此不愧为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高明的战略战术。”[9]
《墨子·备梯》篇还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告诫为国之君者：“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 不约治；以少间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意思是，古代也曾有懂得守城方法 的人，但对内不亲抚百姓，对外不缔结和平，自己兵力少却疏远兵力多的国家，自己力量弱却轻视强大的国家，结果送命亡国被天下人耻笑。再一次强调了全面备战对于国家安危的重 要性。
《墨子·号令》主张国君应经常派使臣慰问赏赐镇守边疆的劳苦将士，询问将帅的军费是有 余 还是不足，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不是需要补充；考察边境的地理形势如何，哪些地方应该派兵据守。即“王数使人行劳赐守边城关塞、备蛮夷之劳苦者，举其守率(帅)之财用有余、不足、地形之当守边者，其器备常多者。”《墨子·杂守》云，平时要为战时着想，令人民预备三年的粮食等以供战时之用。曰：“令民家有三年畜(蓄)蔬食以备湛(久雨曰湛)旱岁不为。常令边县预种蓄芜、芒、乌喙祩叶，外宅沟井可 (填)，塞不可，置此其中 。”粮食蔬菜是战备的重要物资，墨家云城有五不可守，其中之一就是“人多食寡”，城 不可守。而芜、芒(即莽草)、乌喙、祩叶都是一种含毒的草本植物，战时将城外居民迁移进城 后，城外之井能填则填，不能填之则置毒草其中，用以毒害敌人。所以这种带毒的草 也要预先种植蓄积，以备战时急用。
除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做好防守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外，墨家还强调要对国 民进行国防安全意识教育，目的是让全国人民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墨子·杂守》说，统治者应经常对国民进行安危教育，“安则示之以危，危则示之以安”，即在和平安定时期要 向老百姓指出战争存在的危险性；战争时期，则要向老百姓说明努力杀敌立功求得和平安定的道理。这种提倡对国民进行国防安全意识教育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说明 墨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从思想上备战的重要性以及治乱安危的辩证关系。
墨家的备战思想全面而深刻，对于古代防御作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代条件下的防御 作战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全民皆兵的御敌思想
墨家主张，在进行防守作战时，要发动全城军民一起参战，坚守围城，以夺取防御作战的胜 利。这一点与商鞅法家思想有相同之处。商鞅是主张全民皆兵的，曰“举国皆责之于兵” [10]。《商君书·兵守》篇也是讲防御战术的。商鞅认为，在进行 守城作战时，要组织壮男、壮女、老弱为三军，使他们担当不同的战斗任务，即壮男荷矛持戟，位于战阵最前沿 ，壮女待命做好后备，老弱负责后勤以供粮草。墨家主张守御围城时，男女老 少齐上阵。《墨子·备城门》曰：“守卫之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 (御)。”如果敌人以十万之众围城，则进攻方向无非是从四面分四队进攻， 从当时的城池规模看，进攻者每面的最大攻击线当是500步约300丈，那么防守力量的配备当是“丈夫千人，丁女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至于 其他老小不能担当主要攻击方向防御作战任务的，让“其守于城上不当术者”，即守于城上 非主要防御区域。《墨子·号令》还对城守人员的武器装备做了规定：“诸守于城上者，什 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
对于城中没有参加守城作战的人也全部动员起来，按什伍编制，《墨子·号令》曰：“ 因城中里以为八部，部一吏，吏各从四人，以行 术及里中。里 中父老小不举守事及会计者，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苟往来不以时行，行而有他异者以得其奸。”意即将城中街巷划作八部，每部设置一个头目，每个头目带几个人在城中要道和街巷中巡逻，街巷中老少等没有参与守城的人和管理财物的人，按街巷分为四部，负责盘 查行人，捉拿奸细。
《墨子·备城门》还主张，凡城中军民，不论城上城下，都要实行什伍联保制度，即所谓“ 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前后左右，如城上”。如遭遇紧急情况，中军“疾击鼓者三，城上道 路，里中街巷，皆无得行，行者斩”，意即所有军人都要坚守自己战斗岗位，城中街坊里正 和居民中年长者要守护各街巷的进出口，部吏及时进行巡查，里正要陪同巡查各居父老所守的岗位和小巷中偏僻无人的地方。
墨家这种全民动员，全民武装，打人民战争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三、各种守城战术及其所体现的积极防御思想
《墨子·备城门》诸篇共有11篇文章，其中《备城门》《旗帜》《迎敌祠》《号令》《杂守 》五篇是总论性文章，综合论述了守城战术战具及军事法律制度、军事指挥信号、军事后勤制度等；其余六篇是专论守城战术的，这六篇是《备高临》《备梯》《备水》 《备突》《备穴》《备蛾傅》。
墨家针对当时种种攻城战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付攻城的种种防御战法，这些战法集中体 现了墨家缜密的防御思想体系。其总的防御方法是：首先在城外各种交通要道筑起工事以阻击敌人。在极为要害的地方，可以筑三个瞭望亭 ，三亭的位置按织女三星构成三角形，使三 个亭之间可以互相支援。这是守城一方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城外护城河中插上竹箭，插竹箭的地方宽一丈二尺，箭入水中要比水面低五寸以上，长短相杂。前排外面三行，外面的箭 尖向外斜，内边的箭尖向内斜。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是做好城门的修筑和防守。在城门外设置一个长二丈、宽八尺的悬门和一个能拉起放下的机械装置，悬门外面挖一 条深一丈五尺、宽相当于悬门长的壕沟。敌人攻城时，就把悬门拉起以阻断敌人进攻的道路。为防止敌人用火箭烧门，门扇上都要涂上泥巴，门闩要用铁或铜片包起来，还要准备好灭 火的器具。第四道防线在城墙上，即城墙上要准备好各种守城的武器装备和一支足以担当防守任务的守卫力量。[11]
现存《墨子》城守诸篇的六种具体的防御战法都是借墨子与其弟子禽滑 的问答形式展开论述的。《备高临》是讲如何对付敌人积土为高山、居高临下攻城的战术方法。禽滑 问曰：“適 (敌)人积土为 高，以临吾城，薪土俱 上，以为羊黔，蒙橹俱前 ，遂属之城，兵弩俱上，为之奈何?”意思是说，敌人用土筑成各种羊黔式的土山基址，与城相连属，兵士以大盾牌做掩护，从高台山上一起攻下来，一下子就接近了我方城头，刀箭齐上。我们该怎么对付呢 ?子墨子曰：“子问羊黔之攻邪?羊黔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守为台城， 以临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射之，技机藉之，奇器□□之，然则羊黔之攻败矣”。意思说，用羊黔攻城的战法是一种不明智的战法，足以疲劳士兵而不足以危害城池。对付这种攻法，守城的一方只需在城头上继续加高做成台城，对羊黔仍形成居高 临下之势。台城左右用大木编连起来，两旁各横出20尺，这种临时做成的台城又叫行城，高度为30尺，在上面用强弓劲弩射击敌人，凭借“技机”和精良的武器打击敌人，羊黔攻 法就必败无疑。
《备梯》是讲如何对付敌人用云梯攻城的战术方法，禽滑〖HTXL〗N[341]曰：“敢问客众而勇，堙资吾池，军卒并进，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意思是说，攻城一方士兵众多而勇敢，积土填满了我方护城河，攻城的云梯已经架起，进攻的武器已经装备好，士兵蜂拥而上，争爬我方城头，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呢?子墨子 曰：“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守为行城，杂楼相见，以环其中。以適(敌)广狭(窄)为度，环中藉幕，毋广其处……为爵穴、NF[F6]鼠，施答其外，机、冲、钱、城，广与队等，杂 其间以镌、剑，持冲十人，执剑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適 (敌 )，以鼓发之，夹而射之，重而射之，技机藉之，城上繁下矢、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汤(烫 )以济之，审赏行罚，以静为故，从之以急，毋使生虑，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大意是说，对付用云梯这种重 兵器攻城的战术方法是：守城一方可以在城上筑起行楼和杂楼，行楼和杂楼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两 者之间的部分要拉上防护用的遮幕。行城上女墙下的“爵”“煇鼠”外面要用东 西挡住，以免敌人窥见城上。供投掷用的技机，抵挡敌人冲撞的冲车，供救援用的行楼，临时用的行城等建筑器械，排列的宽度应与敌人进攻战线 的宽度相等。各建筑器械之间配置持镌和持剑的士兵，其职在斫杀沿云梯而上的敌兵，所以要选勇力者担任。 选视力最好者观察瞭望敌人。当鼓声发号施令后 ，立即用强弓劲弩夹射或重点集射敌人， 或借助技机向敌人投掷器械，或将箭、沙、炭如雨般倾泄给攻城之敌军，用城上预备的悬火反复投掷敌人，用滚烫的开水泼向敌人。以此来战，云梯攻法必败。
《备水》是讲如何防御敌人以水攻城的战术方法。敌人以水攻城的方法一般有两种： 有水之 地，则决堤以灌城；无水之地，则修渠引水以灌城。对于第一种水攻，首先，守城一方须清楚城内外四周的地势高低情况，如果“城中地偏下，令渠其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意思是说，城内地势低，就须开渠以疏水。地势越低越要深挖井，使其互相贯通如渠井，以便排泄城中之水。对于修渠引水之淹城法，守城一方法就要以“轒轀船”来破敌人之堤坝，“轒轀船”即以两只船并在一起，称为一临，十二临 为一队，每临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擅有方(锄头) ，剑甲 是瞀(鍪)，十人擅苗(矛)。先养材士，为异舍食其父母妻子以为质，视水可决，以临轒轀，决外 (堤)， 城上为射机疾佐之。”
岑仲勉先生说：“轒轀乃撕裂或使破碎意，故冲裂城垣之车曰轒轀，冲破堤防之船亦曰轒轀。冲破堤防须具大力，连环两船为一舫者 其故即在此。临轒轀之主要任务在决敌堤，故多揣锄类，锄堤之士不暇分身 抗战，故衣甲戴盔为消极的保卫，城上急佐以射机，盖助其拒敌。别为异舍以养其父母妻子 ，一方面似优待征属，另一方面似防其变。”[12]总之，以轒轀、勇士，加上城上弩射的佐助之 力，敌堤必决，水攻必败。
《备突》主要讲如何防守敌人从城上“突门”攻城的战术方法。岑仲勉先生说：“突 门是从 城内侧面对敌营而挖的一种暗门，挖掘时留五六寸的厚度不使其穿透城墙，从城外看不出来。突门内准备好烟火、大车轮及精锐之士。既可以打击攻城之敌，又可方便己方精锐出城偷 袭敌人。”[13]突门的设置，大率是“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 灶，灶入门四五尺。 为其门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门中。吏主塞突门，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涂其上，维置突门内；使度门广狭，令之入门中四五尺。置窑灶，门旁为橐，充灶状柴艾，寇即入，下轮而塞 之，鼓橐而熏之。”意即城内每百步设置一个“突门”，各个“突门”内都砌有一个窑形的 灶，灶砌在门内四五尺处。“突门”上装盖瓦，以防止雨水注入门内。应安排一名军吏掌管 堵塞“突门”，方法是，用绳索将木头和两个车轮捆住，上面涂上泥巴以防敌人火烧，用绳 索将其悬挂在“突门”，根据门的宽窄 ，使车轮挂在门中四五尺处。再设置一个窑灶，门旁安上一个皮风箱，灶中堆满柴火艾叶。 敌人来进攻时就放下车轮堵塞，点燃灶里的柴火，鼓动风箱，以烟火熏烤窒息来犯之敌。
《备穴》是讲如何防备敌人用打隧道破坏城墙攻城的战术。禽滑 问曰：“敢问古人有善攻 者，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城坏，或中人为之奈何?”墨子云，对付以隧道攻城 之敌，首先，“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適(敌)人，适人为变 筑垣聚土非常者，若澎有水浊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堑城内穴其土直之。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一丈 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中冥之以薄 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所在，凿穴迎之 ”，意即在城内建 立高楼，用以观察敌情，发现敌人有打隧道的迹象，立即从城内对着敌人的方向挖壕沟和隧道以防范它。假如不能准确判断敌人隧道的位置，就在城内靠城根的位置挖一个深约一丈五 尺的井，令陶匠制作一个肚大口小的坛子，用皮革蒙住口置入井中，派听觉灵敏的人伏在坛口静听地下传来的声音，以推断敌方隧道的位置，然后从城内挖隧道与之相抗。
其次是设置窑灶和制作瓦管管道放入隧道内，以用烟火熏烤窒息敌人。当我方隧道与敌方隧 道相通时，应立即用连板(编连起来的木板)阻挡敌人。连板上面打有疏密相间大小能使长矛通过的孔眼，以便用它来抢救敌人对瓦管的破坏；并从孔眼中伸出长矛以抢救瓦管。如果敌 人破坏瓦管使其堵塞，就拉着连板后退一节瓦管继续阻挡敌人。如果冲击敌方隧道，就用涂了泥的木材堵住敌人，不让敌人烧我连板。敌我隧道一旦打通，就立即命我勇士手持四尺长 的铁钩、短矛、短戟、弓箭和五尺长的金剑同敌人搏斗，这样敌人的隧道攻城就会失败。
同时，隧道中还要配备一种名叫“ ”的酒，如果敌人用烟火熏我方士兵，则以盆 盛 酒置穴中，以眼临“ ”上，可以“救目”，即保护眼睛。颜道岸先生说“在那个 时 代，墨家就知道酒精可以溶解有毒气体，和今日的防毒面具原理，极为相似。” [14]《备蛾傅》是论述如何对付敌人用人海战术强攻城墙的战术方法。禽滑 问子墨子曰：“敢问適(敌)人强梁，遂以傅城，后上先斩，以为法程， 斩城为基，掘下为室，前上不至，后射既疾，为之奈何?”意思是说，敌人很强悍，军法又严厉，以致像蚂蚁般攻城不止，同时在城下挖壕沟，筑土山，掘隧道。前面敌兵攀登不止，后面的箭一个劲地猛射，这种情况应该 如何对付呢?子墨子曰：依仗人多势众强行攻城，这不过是敌将恼怒发急情况下一种不明智的举措。对付这种战术，守城一方只需“为行临射之”，技机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烧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则蛾傅之攻败矣。”意即守方只要在城墙上面加筑行楼居高临下向敌 人射击，用“技机”投掷敌人，拔掉敌人攻城战具，用火把及烧烫的开水泼向敌人，用点燃 的一种名叫“渠答”的战具覆罩敌人，沙石如雨点般打向敌人，敌人的“蛾傅”战法就将失败。
以上是见之于《墨子》城守诸篇中的几种防守城池的具体战术，从中可见墨家对守城方法及 守城战具完备而具体的论述，这在先秦兵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墨家的这种城池防御战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影响很大。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墨家在论述防御战术时，并不主张单纯 的、消极的防御，而是主张积极的防御思想，这在城守诸篇中均有反映。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最有效的办法是寻找机会消灭敌人。因为 ，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最终保存自己。恩格斯说：“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 积极防御”[15]。二千多年以前的墨家学派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辩证 关系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墨子·号令》曰：“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守者也。”就是说，所有守城的一方，都应该以迅速歼灭敌人为上策，如果拖延持久，等待援兵到来，这是不懂得守城的方法。
《墨子·备城门》在谈到守城之术时说，守城一方应主动利用城门外设置的壕沟和悬梁引诱 敌人上当，即“去城门五步大堑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至，施栈其中，上为发梁而机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佻且北，适(敌)人遂入，引 机发梁，適人可擒。適人恐惧，而有疑心， 因而离。”意思是说在离城门三丈远的地方挖一 条大壕沟，地势高的地方挖一丈五尺深，地势低的地方挖到有泉水后再向下挖三尺即可，然后在壕沟上架设栈板，栈板上设置悬梁，装置机关，栈板表面铺上草木泥土加以伪装，似为 通道可以行走，两旁有沟堑不能翻越。然后派兵出城挑战，并假装战败逃回，引诱敌人走上木栈板，遂启动控制栈板的机关，使栈板倾斜，跌敌于壕沟，敌人便可擒到。若敌人恐惧生 疑，就会因此解围撤离。
《墨子·备梯》和《备蛾傅》篇在讲到对付敌人用云梯和用蚂蚁般攻城的战术方法时说到， 守城一方在用弩射、技机、沙、灰土、开水以及反复不断地投掷悬火使敌人感到疲惫不堪而准备撤退时，立即“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击溃师，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数出兵设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或(惑)，有此必破军杀将。”意即 下令敢死队出穴门击敌溃师。只是下令勇士和主将都必须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 入。并借此反复出兵设下埋伏，等到夜半三更之时，城上四面鼓噪呐喊助威，敌人必定疑惑不安，伏兵趁此机会袭击敌营，覆军杀将并夺取守城作战的胜利。
近代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名的《战争论》中说，“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 战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进攻中含有防御因素，防御中含有 进攻因素；整体为防御，其中一部分可以进行进攻；整体为进攻，其中一部分可以进行防御 ；进攻可以转为防御，防御也可以转为进攻。防御不能是单纯的防御，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而早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墨家军事学派就已经认识到了战争中进攻与防御这一对矛盾的辩证关系。故主张在防守作战中，以守为攻，主动出击并不断消耗和打 击敌人 ，逐渐转变战略态势，积极创造战略反攻的条件，以夺取防御作战的最后胜利。这是墨家对中国古代战略防御思想的突出贡献。
四、因材施能的军事人材思想
一切战争都要靠人来打，不管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概莫能外。人是战争与军事诸要素中 最具能动作用的因素，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墨子》城守诸篇对军事人材的选拔使用特别重视。
墨家认为，选拔使用军事人材，为其首者，当属守城主帅。《墨子·备城门》曰：“守者虽 善，［而君不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意思是说，守城的将帅有能 力，但国君不信任他，那么城仍然不可以防守；如果守帅没有能力而国君信任他，则城也是不能防守的。只有守城的人既有能力而国君又信任他，这样城才可以守得住。这里，墨家强 调了两点，一是国君必须选拔使用那些有才能的人担任守城的将帅；二是国君对守城将帅的信任必须专一，也即“尊用之”。因为，将得专任是克敌制胜的军事斗争的需要，是政治上 治军与用兵的需要。在战争条件下，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国君只有赋予将帅临机决断的权力，不从上制肘，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帅才能全力以赴夺取作战的胜利。而干涉将 帅的指挥权，或者不信任将帅，势必造成令出多门，使军心涣散，战斗力削弱，必然会导致战争的失败。
中国古代兵家历来把将帅视做国之柱石，君之股肱，三军之心脏。所以也都主张选拔德才兼 备、智勇双全之人担任主将，反对君主干预将帅的指挥权力。在这一点上，墨家与其他兵家学派的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墨家认为，作为守城将帅，也要注意选拔使用各种有才能的人担任下级军官。《墨子 ·号令》曰：“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厚重，口数多少”，意即县中应及时将 本县中的豪杰、智谋者以及在家居住的大夫官员的人品忠厚情况，百姓人数多少上报，以作为守城将帅用人的参考。对于在将帅身边工作的人，一定要推举那些“贞廉、忠厚、无害、 可任事者”，意即选拔那些正派廉洁、忠诚可靠办事公正并且有才能承担各种事务的人负责各方面的工作。
其三，对其他各种有才能的人，也应量才使用，使他们都能发挥其所长。《墨子·杂守》曰 ：现今世上“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门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纳之。”“ 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 下事 具矣。”意即现今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守城的主将务必要考察他们为何具备那种品性或特长，名符其实者便接纳使用他们，让人们各尽所能，天下的事情就能办得好；各负其责，职 责均衡，天下的事情就办得合理；分配的事情都是各人所家，天下的事情就办得合理；分配的事情都是各人所爱，天下的事情就完备了；强弱有定数，天下的事情就没有遗漏。在《迎 敌祠》中，墨家还主张守城主将应“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举屠、酤者置厨给 事，弟之”，使“百官共财，百工即事”，即将有才能的大夫和有专长的各种技师都集中起 来，按其能力分别其等第和职事，贤大夫和方技士、百工为一类；屠夫、酿酒人为一类，到厨房供事。使大小官吏都要供应战所需的一切财物，使所有有手艺的人都能各施其所长。
墨家这种坚持在人才使用上扬长避短，量才而用，优化组合以及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大小 之才各尽其用的人才思想是中国古代兵家在用人上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进步的人才观念，对当今社会仍有启迪意义。
史美珩先生说：“我国古代兵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积累了 许多宝贵经验。尤其是军事领域，由于斗争的特殊、尖锐、复杂与直接现实性，用人的确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所以兵家根据实践经验得出的用人之道，科学性 与民主性的成分较之其他东西尤多，可以说，它集中了我国古代关于用人经验方面的精华。 ”[16]墨家流派的人才思想当然也包括在内。
五、严号令、明赏罚的军事法律思想
《墨子·号令》篇集中论述了墨家的军事法律思想。
法律作为阶级社会一种特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其目的是要保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保证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顺利实现。军队是 国家政权的支柱，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法律是军队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步调一致、保持旺盛战斗力、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和军事利益的重要保障。
战国时期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所以墨家的军事法律适用于一切参加守城作战等军事活 动的军民。
《墨子·号令》曰：当大敌压境之时，首要的任务是制定一个城防章程，即“为守备程而署 之曰某程，置署术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意思是说在非常时期首先要制定一 个戒严章程，标题就是“某某章程”，在街道和交通要道两旁的台阶上，城门上到处张贴公 布，使往来行人都能看到并按照章程办事。
为了严明军纪军法，墨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禁令，有城池被围时的禁令，有守城的禁令，有军 营内的各种禁令。城池被围时的禁令是：“敌人卒而至，严令吏民无敢喧嚣、三NFDD1]( 聚) 、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 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大意是说，敌人突然来到，要严禁官吏和百姓大声喧哗，不准三人一堆，五人一摊或者两人以上一起奔跑、相视而哭、流泪、打 手势探问、互相指手画脚、互相呼唤、你拉我扯、打架斗殴、互相争辩、以及擅自察看敌人的动静，不从令者，一律处以死刑。根据军法中的什伍连坐法和上下级连坐法，同在一起的 人不能及时制止和报告，也要斩首。能及时制止和报告的，免罪。伍中有人翻墙投敌，同伍中没有及时抓住的，斩首。伯长叛变投敌，队吏要斩首；队吏将叛变投敌，队吏将要斩首； 叛变投敌的人，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都要处以车裂之刑。如果事 先发觉而未投敌的，免罪。因害怕敌人而临阵逃跑的，斩首；同在一起的人不能发现制止的，斩首；能及时发现和制止的，免罪。
守城禁令曰：“吏、卒、民不欲寇微职和旌者，断。不从令者，断。非(“非”为衍文)擅出 令者，断。失令者，断。倚戟悬下城，上下不与众等者，断。无应而妄喧呼者，断。总(纵) 失者，断。誉客内毁者，断。离署而聚语者，断。闻城鼓声而伍后上署者，断。人自大书版，著之其署隔，守必自课其先后，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断。离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 ，挟私书，行请谒及为行书者，释守事而治私家事者，卒民相盗家室、婴儿，皆断，无赦；人举而藉之。无符节而横行军中者，断。客在城下，因数易其署而无易其养。誉敌，少以为 众，乱以为治，敌攻拙以为巧者，断。客、主人无得相与言及相藉，客射以书，无得举，外示内以善，无得应，不从令者皆断。禁无得举矢书若以书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断，身 NFEF6]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赏之黄金二十斤。非时而行者，惟守及操太守之节而使者 。”文中，“断”是斩杀之意。据此，守城禁令大致有以下数条：(1)官吏士民仿制敌人服 饰和 旗帜的，处以斩杀之刑。(2)不服从军令者，杀。(3)擅自发号令者，杀。(4)延误军令者， 杀。(5)靠着战戟悬身下城及上下城不与众人配合者杀。(6)不响应号令而胡乱叫喊者，杀。 (7)放走罪犯遗失公物者，杀。(8)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者，杀。(9)擅离职守说闲话者， 杀。(10)听到城鼓声却在应鼓击过五次之后才赶往办事地点者，杀。(11)不在某办事地点擅自闯入者，杀。(12)带领部下离开自己岗位进入别人岗位，而该办事处人员不予捉拿者，或挟带私人书信 ， 替人请托成私，放弃城防之事去干私事者、偷取他人妻子婴儿者，一律杀头，绝不赦免。(13)没有通行证却在军中乱窜者，杀。(14)故意赞誉敌人，敌人兵将少而说成多，军纪混乱却说整肃，敌人进攻办法笨拙却说巧妙者，杀。(15)守城者不得与敌人交谈并借东西给敌人， 不得拾阅敌人射来的飞书，敌人用善意引诱，不得应答，触犯这一禁令者，父母妻子都要杀头，尸体还要挂在城门上示众。
有关戒严时期营中的禁令是：“人自大书版，著之其署忠(中)。有司出其所治，则从(纵)淫 之法，其罪 ”。务色漫正，淫嚣不静，当路尼众，舍事后就路，踰时不 宁，其罪 。喧嚣骇众，其罪杀。非上不谏，次主凶言，其罪杀。无敢有乐器，弊 (羿)骐军中，有则其罪 。非有司之令，无敢有车驰、人趋，有则罪 。无 敢散牛马军中，有则其罪 。饮食不时，其罪 。无敢歌哭于军中，有则其罪 。令各执罚尽杀，有司见有罪而不诛，同罚，若或逃之，亦杀。凡将帅斗其众失法， 杀。 凡有司不使士卒吏民闻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于市，死(尸)三日徇。”文中的“NCF32]”是以箭射耳的刑罚。依许慎《说文》：“ ，军法以矢贯耳也。”《左 传·亻喜二十七年》记楚军 法有贯耳之刑。故军营的禁令大意是：凡纵淫欲的，处以用箭穿耳的刑罚。蛮横无理欺侮别 人、吵吵闹闹不休不止者、在道路上故意阻碍行人者、分派的工作拖拖拉拉者、不按时就岗又不请假者，都处以箭穿耳的刑罚。对狂呼乱叫 扰乱百姓的，处以死刑。不当面向官吏进谏而乱发表不利言论者，处以死刑。军伍中不准奏 乐下棋，违令者处以箭穿耳的刑罚。没有上级命令，不准驾车奔跑，犯罪者处以箭穿耳刑罚。有不按时吃饭者，处以箭穿耳的刑罚。不准在军中唱歌号哭，违者处以箭穿耳刑罚。应 传令各级官吏切实执行处罚规定，该杀的一律杀掉。有罪却不处罚，官吏连同罪犯一起处罚。如果让罪犯逃走，就杀掉放走罪犯之人。凡是不能命名士兵如法作战的将官，都要处斩杀 之刑。如果官吏没有让士兵和百姓知晓军中禁令，一旦有人犯法，官吏就要代为服罪。凡是有人因犯罪在街上被斩首，一律要陈尸三天。
另外，《墨子·号令》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连坐法规。如军中连坐法规定：凡“卒民居城上者 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构之。若非伍而知他伍有罪，皆倍其构赏。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后，如城上。”家族连坐法规定 ，“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逮及父母、妻子、同产。”等等。
以上军法军令均详备而严苛，以致有学者认为这是商鞅法家之作。其实战国晚期以后，诸子 百家思想既互相抵触，又互相吸收，这是战国晚期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墨子·号令》无疑吸收了法家的一些严刑竣法思想，其中有的文词句意与《商君书》也有相同之处。另外， 《号令》诸篇都是秦国墨者所作，带有商鞅法家思想就更不足为奇了。
这些严酷的军法军令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维持军队的战斗力是有积极作用的。
古代将领治军的法宝不过赏罚二柄，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是靠这二者维持的。有关赏军功的法 令，墨家也有许多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墨子·号令》曰：在防守作战中，“其疾斗却敌于 术，敌下终不能復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 奉。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者，士人及 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爵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少无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三岁。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意思是说守城军民英勇战斗击溃敌人，并使敌人败退不能再组织进攻者，每队选出两名勇敢者，给予最高的奖赏；能打败敌人并使 其解围离开城邑一里以上，封赐守城将领为关内侯，赏赐土地30里；副将按规定赐给上卿的官职；丞、吏以及原来官职相当于丞的人赐给五大夫爵位；其他官吏、豪杰与谋划坚守城 池的，士人和原来官职相当于五官的，都赐给公乘爵位；参与守城的男子一律进爵二级，女子赐钱五千，其余不分男女老少参与防守的，不赐爵位，每人赐钱一千，免除三年赋税。墨 家认为，这些都是用以鼓励官吏和百姓坚守城防、打败敌人解除围困的措施。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墨家学派在提倡严法治军、物质鼓励之外，还比较重视精神鼓励。《墨子·旗帜》曰： “诸守柞格(一种障碍物)者三出却敌，守以令召赐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财物， 建 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意思是说，各个据守柞格的兵将，三次出战击退敌兵 的，守城主帅便传令他们到官署领赏，授予他们大旗。赐给他们百户的城邑和财物，把授予的大旗竖在他们的营署中，使人人都知道他们立有战功，此种大旗为“某人之旗”。
六、军事后勤保障思想
“军事后勤是指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物资需要的各种工作的总称”[17]。它对于军队的 生死存亡以及战争的胜负影响极大，历来是兵家关注的重点，孙武说：“是故军无辎重则亡 ，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18]作为善守御的墨家学派，对军 事后勤工作也十分重视。
《墨子·旗帜》篇曰：“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菅茅有积，萑苇有积，木有积， 炭有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铁(钱)有积；粟米有积；井灶有处；重质有居；五兵各有旗；节各有辨；法令各有贞；轻重分数各有请；主慎道路者有经。”擂 石、柴薪、茅草、芦苇、木材、炭、沙、松柏、蓬艾、麻秆、油脂、钱财、粮食等都是守城 军民作战和生活所需的重要物资，所以必须有足够的储存。另外，水井、炊灶都要有适当的地方，敌方重要的人质必须关押在安全的地方，各兵种都有各自的旗号，调兵遣将各有 符 节；法令有规定的条款；轻重等级各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主持巡查道路的官吏也各有划定的区域。
《墨子·杂守》曰：敌情紧急需疏散城外居民入城的同时，应把城外一切可以帮助守城的材 料 举数征发：即“粟米、牲畜、财物，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则使积门内。”当 敌人逼近时，“亟收诸离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佐守事者。先举县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长短及凡数，即急先发。”“寇薄，发屋，伐木，虽有请竭，勿听。入柴，勿积鱼鳞簪，当队，令易取也。材木不能尽入者，燔之，无令寇得用 之。积木各以长短、小 大、恶美形相从，城四面外各积其内，诸大木者皆以为关鼻，乃积聚之。”意思是说，当敌 人逼近城池时，应加紧收集边远地区的金器铜铁及其他可以帮助守城的物品，调查登记县中官府，官府中不急用的物品，木材大小，长短及总数，紧急送入城中。敌人一接近，就摧毁 房舍，砍伐树木。全部运进较近的城门内，放在易于拿取的地方。不要乱七八糟像鳞一样叠放。不便运入城的木材就地烧掉，以免为敌人所用。所有堆放的木材都要按大小、长短、好 坏、曲直分类堆放。从城外四面八方运来的财物仍按四面放在城内。所有的大木头都要凿好孔眼，以便易于搬运。
《墨子·杂守》篇还说，对所有征集到的军需物资如擂石、锋利的箭矢等，都要分别登记小 心部署归类，并且要有存放的准确数目，即所谓“蔺石、厉矢诸材器用皆谨部，各有积分 数。”
粮食是军需物资中的重要项目，尤其在城池被围的情况下。墨家对粮食的征集、管理、发放 等工作也十分重视。《墨子·备城门》曰，部队平时应多备干粮，以防雷雨天和紧急情况下使用，即“为卒干饭，人二斗，以备阴雨而使积燥处，令使守(岑仲勉疑“使守”为“吏卒 ”之误)为城内堞外行餐。”另外，估计到城内粮食不足时，应及时向老百姓征集粮食。《 墨 子·号令》曰：征粮时，“令民各自占家五种石斗数，为其期，在簿书，吏与杂訾。期尽匿 不占，占不悉，令吏卒微得，皆断(斩)；有能捕告，赐什三。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人券，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又用其贾贵贱、多少赐爵 ，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意 思说，令百姓自己估算能缴纳用做军粮的五谷数量，规定好缴纳日期，记账入簿，官府偿付相当价格的钱物。若过期缴纳，或者还未全部缴纳，就派官吏和士兵暗中搜查，如果搜出隐 粮不交者，要治罪。有知情举报者，官府赏给所藏军粮的十分之三，征收百姓的粮食、布帛、金钱、牲畜，都要公正估价，给主人开具征收证明，写清征书的数量和价值，等战事结束 后，一律按原价双倍偿还，想做官的，可以根据所征物的当时价格和数量赐给官做。不愿做官者，依法准许其接受爵位、或赎出其犯罪的亲戚。
另外，墨家主张，当城内粮食紧缺时，就应减少每人每天的粮食供应量，以节约用粮，计划 用粮。墨家仔细计算了每人每天粮食的供应量和日期，具体规定的节食办法如下：“斗食， 终岁三十六石；叁食，终岁二十四石；四食，终岁十八石；五食，终岁十四石四斗；六食，终岁十二石。斗食，食五升，叁食，食三升小半，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 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时，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于九十日之约矣。”意思是说，计每人每天吃一斗粮，一年需三十六石，计每人每天吃三分之二斗粮，一年则需二十四石；计每人每天吃四分之二斗粮，一年则需十八石；计 每人每天吃五分之二斗，一年需十四石四斗；计每人每天吃六分之二斗，一年则需十二石。计每人每天吃一斗，每餐五升；每天吃三分之二斗，每餐三升小半升；每天吃四分之二斗， 则每餐二升半；每天吃五分之二斗，则每餐吃二升；每天吃六分之二斗，则每餐一升大半升。每日两餐。在粮食紧缺时，则要按平时的用量进行减少，即前二十天按每人每天二升的标 准吃，次三十天，每人每天按三升的标准吃，再四十天，每人每天按四升的标准吃，照这样计算和实施，每人只要节约用粮九十天，在城池被围困的情况下，就不致有一个老百姓被饿 死。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墨家军事后 勤保障思想的突出特点是：(1)全面征集各种军需物资，平时就为战时做好一切物资准备工作，使军事后勤保障工作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之上。(2)全民动员，统筹安排，合理使用 后 勤物资，以保证守城作战的需要。(3)严密计划，厉行节约，以最小的物资消耗换取最大的保障效果。
从来的战争，攻与防都是两种最基本的作战形式。墨家对于防御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军 事法律、军事人才、军事后勤保障思想等论述之全面、详细、深刻在先秦兵家中是不多见的，对后世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岑仲勉先生说：“墨子这几篇书，我 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 19]张知寒 教授说：“墨子的这部‘兵书’，与主要研究大国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恰好成为古 代 军事史上的‘双子星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是同样重要的军事‘经典’”。 [20]
注释：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墨子·兼爱》《非攻》。
[3]孙诒让：《墨子间诂·俞序》。
[4][6]史党社：《墨子城守诸篇研究述评》，载《秦文化论丛》(七)，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5]蒙文通先生是第一个明确确认城守诸篇为秦国墨家著作的学者，他说：“自《备战门》以 下 诸篇，备见秦人独有之制，何不谓其为秦人之书?……推而明之，其为秦墨之书无惑矣。”( 四川《图书集刊》第3期第101页。)其后，为《墨子》城守诸篇作注的岑仲勉先生也认为， “城守诸篇至少一部分是秦人所为，殆以毫无疑问。”(见《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再序，195 6年再版。)197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后，又有一批学者通过对秦简与备城门诸篇的对比研究后，认为秦国墨学的兴盛，是在惠文王时，如李学勤先生说：“惠文王时，墨子 之后，墨者钜子有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国，阳城君因参预攻吴起获罪，孟胜殉难，传巨子于宋之田襄子。此后，秦惠文王时有墨者钜子腹 居秦，见《吕氏春秋·去私》。可见墨学的中心已经转入秦国……秦惠文王时墨学隆盛，墨者深受秦王宠信。据《吕氏春秋·去宥》原文，唐姑果进谗时在惠文王末年。 城守各篇或称公，或称王，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所著。篇中屡称禽滑 ，墨学这一派大约是禽子的徒裔。”(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企图有限公司，1994年12月第1版 。)
[7]孙诒让：《墨子闲诂》，《诸子集成》四，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
[8]《墨子·备城门》。
[9][17]李殿仁：《墨学与当代军事》，中国书店，1997年8月第1版。
[10]《商君书·画策》。
[11]墨家认为，守城的工具和武器主要有：渠答、籍车、行栈、行档、桔槔、连梃、长斧攻椎、攻锄、飞冲、悬(梁)批屈、连弩车、转射机以及戈、矛、剑、戟等。
[12][13][19]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第6月版。
[14]颜道岸：《三论墨子学派在军事科学和军事工程科学上的杰出贡献》，载张知寒教授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6页。
[16]史美珩：《古典兵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18]《孙子·军争篇》。
[20]张知寒：《略论墨子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见《墨子研究论》(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注：本书《墨子·城守诸篇》原文主要采用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书，译文主要参考吴龙辉《墨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0月第1版)一书。
作者：郭淑珍
来源：《秦文化论丛》第八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