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叶以降，可能导致有些皇帝倾向宦官；有些皇帝依赖翰林学士；但也有些皇帝仍然信任宰相，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这四方都各有各的“盘算”，并不一定永远都处于仇视对立状态。他们之间，又常分裂成几个小集团，在必要时常常也可以相互合作。
唐玄宗
常见的说法是：唐的宰相制度，前期是三省制，后期则是中书门下制。就制度面来说，这当然没错，但恐怕不足够。
名分宰相与实际宰相
前面所论的“宰相”，指那些以三省长官或以他官去出任宰相的高层官员。他们带有各种不同的使职官名，从唐初武德年间的“知政事”，到贞观年间的“参议朝政”、“专典机密”和“同三品”等，再到高宗至唐末的“同平章事”。为了方便称呼，这些宰相可统称为“有名分的宰相”，也就是那些经由皇帝正式委任，带有宰相使职称号的人。
但唐代的政治运作，却不是如此单纯（其他朝代也同样不单纯）。许多时候，特别是在武则天时代和唐中叶以降，真正掌握了“执政”大权的，往往不是这些“有名分的宰相”，而是另有其人。这些人没有宰相之名分，没有带任何宰相的使职称号，但却拥有实权，真正在“执政”或参与“执政”，并且得到皇帝完全的信任和支撑。在中宗武则天时代，这些人包括上官婉儿等人。唐中叶以后，则是袁刚所说“新三头”的另“两头”：翰林学士承旨和宦官（包括枢密使）。他们都无宰相之名，但却有宰相之实，我们不妨称之为“实际（de facto）宰相”。
上官婉儿（664年－710年），因聪慧善文得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
宰相并不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使职。在许多时候，皇帝周围还有一批其他亲信，也同样在出任各种使职，而且是宫禁中比宰相更为亲近的一些使职，例如唐太宗朝开始任命的各种文馆学士，以及各种名号的宦官使职，包括唐后期的枢密使。他们没有宰相的名分，但却往往拥有实权，变成实际宰相，特别是从唐宪宗朝到唐亡。
就亲近程度来说，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一种使职，应当是阉人宦官，特别是枢密使。照传统的理解，阉人宦官又称为“巷伯”，因为他们就住在宫中的巷弄间，掌宫内事，典出《左传·襄公九年》：“令司宫、巷伯儆宫。”枢密使的一大使命，就是宣旨于学士院和中书门下（宰相），出纳帝命。据袁刚的研究，“枢密以出纳干政，是唐后期宦官专政的最重要形式”。
跟皇帝亲近程度排第二位的，是翰林学士，因为翰林学士平日办公草诏和直宿的学士院，就位于宫禁内，靠近皇帝的便殿金銮殿和紫宸殿。元和以后，更设了翰林学士承旨一职，“或密受顾问，独召对”。韦执谊的《翰林院故事》说，德宗朝增设了东翰林院，于“金銮殿之西，随上所在而迁，取其便稳”。“此院之置，尤为近切。左接寝殿，右瞻彤楼。晨趋琐闼，夕宿严卫，密之至也”。李肇和韦执谊两人，都先后任职学士院，这应当是他们的亲身经验。
唐代皇帝与宰相的疏远关系
相比之下，宰相反而比翰林学士和宦官，跟皇帝较为疏远，因为宰相的议政办公地点，唐初是在政事堂，开元十一年起改为“中书门下”（唐文献中常省称为“中书”），两者都位于大明宫中朝宣政殿前侧，出了北部宫禁范围，皇帝一般不会到那里去。宰相跟皇帝见面的场合时间，也不如宦官和翰林学士那么多，不能像他们那样“朝夕见”，也不像翰林学士和宦官见皇帝那样常属“私密”性质。
唐宰相见到皇帝，常在仪式性、非“私密”的大朝会，如每年正月一日的元正大朝，每月一日和十五日的朔望朝参。至于每日或隔日举行的常参御前会议，并非只有宰相，还有许多其他五品以上的常参官参与。到德宗以后，这种常参也“不过是一种礼仪性的会见了”。所以，宰相若想见皇帝，可以请求，皇帝也可临时召见宰相。据谢元鲁的研究，在唐前期，这种会面“一般没有确定的地点，也未形成一定的制度，到唐肃宗以后，逐渐以大明宫的延英殿为固定的会议场所”。这就是唐后期文献中常见的“开延英”、“延英奏对”，也正是白居易《寄隐者》诗中所说的“昨日延英对”。但整体一般而言，唐宰相能够和皇帝接触见面的时间，仍远不如宦官和翰林学士之多，虽然少数得宠的宰相可能例外。
大明宫延英殿。自代宗起，皇帝欲有咨度，或宰臣欲有奏对，即于此殿召对。
主因在于宰相议政办公的地点，位在宣政殿前的政事堂（中书门下）。唐称这里为“中朝”（今人则多笼统称之为“外朝”）， 而皇帝、翰林学士及宦官，则都在宫禁“内朝”。翰林学士和宦官，才是真正处身于内朝，宰相只不过是在中朝（或今人所说的“外朝”）。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和接触，皇帝很容易对宦官及翰林学士产生“日久而生”的信任和宠信，反而不容易跟宰相滋生太多密切关系。
这令人想起在文宗朝，文宗任命李训为宰相时，也同样诏令李训在“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李训“三五日一入翰林”的作用，跟王叔文的“三五日一入翰林”一样，目的就是让李训身居宰位，原本不能常见到文宗，现在凭着“三五日一入翰林”的方便，也可以更常亲近皇帝。在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很受武宗的信任，宰相的权力大增，在晚唐少见地超越宦官和翰林学士。
唐肃宗后权力新三头：宰相、枢密使及翰林学士
传统上，历代帝王身边，除了宰相之外，还有不少文学词臣，随侍在旁，以供皇帝讲论文义、唱和文章、商较时政、批答表疏之用，都是很正常的事，不独唐代如此。这些词臣往往比宰相还要亲近皇帝。唐代李肇的《翰林志》对此历史背景，有非常清楚的叙述。“汉武帝时，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南朝梁武帝的文德省、士林馆、北齐的文林馆、北周明帝的麟趾殿等文馆学士，也都属于这一类。
皇帝“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听朝之隙，引入大内殿”，这几句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阁”和“大内殿”这几个字，表示皇帝和这些文馆学士会面的地点，位在宫禁深处皇室成员生活起居处，也就是“内朝”，远离宰相议政地点（政事堂、中书门下）。这种给“珍膳”的亲密待遇，恐怕连许多宰相都不能享有。
玄宗始建的学士院，也位于光顺门之北的右银台门内，邻近皇帝的便殿麟德殿等处，远离宰相议政的中书门下“南衙”。简言之，文馆学士从武后临朝开始，越来越得到武后和皇帝的宠信，常常成了他们在禁中接触最多、最亲密的文臣，参与决策，有时等于是实际宰相，如上官婉儿等人，掌权便长达二十年。宪宗朝成立的翰林学士承旨，权力更大了，跟宰相和枢密使构成袁刚所说的“新三头”。
高力士（690年－762年8月31日），是唐玄宗心腹太监之首。
宦官在唐初没有展现什么势力，但到了玄宗朝，高力士和皇帝的亲密关系，使他成了唐史上第一个实际的宦官“内相”，权倾天下，连宰相都要听他的话。肃宗时，宦官李辅国因为在安史之乱期间，照顾皇帝有恩，成了宰相，唐代第一位有名分的宦官宰相。从此，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但掌握了禁军神策军，而且还受命为一系列的二十四司内诸司使，如飞龙使、五坊使等等，构成所谓的“北司”，接管了许多过去原本属于尚书省的职务，和宰相领头的“南衙”相对。德宗以降，有好几位皇帝（顺宗、宪宗、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也有好几位皇帝（穆宗、文宗、武宗、宣宗等）是由宦官所拥立。宰相变得越来越没有实际权力。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趋势而言。特定的时代和环境，特别是在唐中叶以降，可能导致有些皇帝倾向宦官（或被宦官摆布）；有些皇帝依赖翰林学士；但也有些皇帝仍然信任宰相（如武宗之于李德裕），以达到他想要的目的。换句话说，这四方都各有各的“盘算”，并不一定永远都处于仇视对立状态。他们之间，又常分裂成几个小集团，在必要时常常也可以相互合作。例如，宰相并不一定就会抗拒整个宦官集团。宰相有时也会跟某些宦官“示好”（如李德裕之于杨钦义），来达到某个目标。（本文摘选自《唐代高层文官》，赖瑞和 著，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