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古代中国的“经验农学”与近代西方的“实验农学”的本质区别入手，重点阐述晚清知识阶层对近代西方农学知识的认知、提倡、引进、传播的过程，同时指出了晚清政府在农学启蒙中所确立的发展近代农业科技的兴农措施，促进了从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的历史性转变，推动了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经验农学；实验农学；晚清；近代农业科技
【作者简介】曹幸穗，男，1952年生，广西桂平人，农学博士。现任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农业科技史和经济史研究。
一、东西方农学体系之分异：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
在中国的传统农业哲学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天人合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在传统的“冷农具”即非电热机械农具的时代，这套理论是很成功的，它创造了数千年的先进农学体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仅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成为竟相效仿和广泛传播的先进农学文化。这种基于整体观察、外部描述和经验积累的农学体系，我们称之为“经验农学”。
但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欧洲各国于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大批知识精英开始为科学实验而穷思竭虑，乃至为创立新的理论学说而英勇献身。这种科学精神逐渐渗透到农学之中，经过大约二三百年的科学探索与学术积累，到18世纪，西方世界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农学体系。它与中国的传统农学的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把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而是将其动植物个体进行解剖分析；不是进行生物个体的外部描述，而是将其内部结构乃至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的细胞结构进行研究，以便发现生物个体生命活动的本质；不是依赖于长期的生产经验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比如实验地或实验室）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并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这种基于个体观察、内部剖析和科学实验的农学体系，我们称之为“实验农学”。
从本质上说，经验农学的出发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协调，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对自然界的生产要素的利用；实验农学的出发点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人为地创造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生产要素以提高产量或品质。举例说，经验农学在作物栽培时只利用自然界存在的有机肥和矿物肥，而实验农学由于掌握了植物体对各种化学元素的需求而人工合成化肥；在进行作物育种时，经验农学只依赖于发现适合育种目标的自然变异植株并采取“一穗传”的办法育成新品种，这种办法的缺陷是自然变异出现的机率很低并且具有非受控的随机性；而实验农学则由于掌握了生物遗传变异规律而采取人工杂交育种的办法，能够依据事先确定的育种目标进行杂交选育，在短时间内育成符合生产上适用的新品种。总之，尽管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都有长处与短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由于经验农学与实验农学在农业生产的实效性上的差异，近代西方的农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占主导性地位的科学体系。这就是西方农学被东方各国纷纷学习利用的历史背景所在。
二、启蒙：中国对西方近代农学的认识
早在明代后期，通过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中国知识界已经接触了西方农学的一些端倪。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就设了专章来介绍“泰西水法”。但是，由于清朝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断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失去了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机会。当近代力学三大定律的发现者牛顿（1642-1727）于1665年在剑桥大学数学系接受毕业论文答辩时，我们的康熙皇帝却仍然以“子击磬于卫” 之类的陈旧题目，举行让人感到窒息的“乙巳开科取仕”。那些饱读诗书的莘莘学子一直热衷于“科场赶考”，以至出现“范进中举”那样的乐极生悲。当著名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在19世纪中期进行植物杂交试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变异定律，从而使生物育种产生划时代变革时，我们的农学家们还在推行以千百年传统农学为基础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科学的整体落后必然造成农学的落后。中国终于从一个原来的文化先进国逐渐变成了后进国，从一个经济强盛国变成了落后国。直到1840年发生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已经暮气沉沉的古老帝国才为之一惊，为之一震！
随着外忧内患的日益严重，中国社会各界经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剧痛。当紧锁的国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炸开之后，觉醒的中国士绅阶层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但是，“夷人”之长在哪里呢？中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工商业。于是，人们都热衷于兴办洋务，练兵、开矿、通商成为一时风气。这时候，知识阶层“鲜有留心农事者”。经过一个时期的“富国强兵”的艰苦探索，国家依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这才促使社会贤达们回过头来关注作为传统社会基础的农业，把目光转向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介绍与引进。
说起对西方农学的启蒙，我们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魏源。这位在当时颇有声名的开眼望世界的思想家，在他的不朽著作《海国图志》中，用极为赞美的词句对西洋的先进农业作了这样的描述：“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设机关，有如骤雨”。 稍后一点的另一位思想家王韬也在一次致江苏督抚李宫保的书信中提出，要购买和仿制西式“火机之纺器织具”和“犁耙播刈诸器”。 其后，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一批经济思想家也积极主张引进西洋农业科技，以改变农业技术的落后局面，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
在近代农业科技启蒙中，历史伟人孙中山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思想遗产。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学术界很少关注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对农业科技启蒙的贡献。1879年，13岁的孙中山前往夏威夷随兄孙眉生活，进入当地的学校读书。后又回国在广州、香港等地学医。于1892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这长达10余年的西方式的正规教育中，孙中山不仅掌握了近代医学的专门知识，而且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农学，也有广泛的兴趣。1891年他尚在香港学医时，就写出了《农功》一文。 孙中山在该文中对西方国家先进的农政管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作了介绍，指出西方农业不仅得益于技术进步，而且还在于“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这表明他的农学关注点已经超出了他之前的农学启蒙思想家。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最初的农学启蒙思想家只是关注西方近代农学的物化成果，较少介绍农学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孙中山具有丰富的西方社会生活经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因此他的农学视野显然比他的同辈启蒙思想家要宽阔得多。他甚至向清政府建议道：“派户部侍郎一名，综理农事，参仿西学，以复古初。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之一切善法”。孙中山还指出了发展农业与发展工商业的关系：“以农为经，经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后来清政府果然成立了“综理农事”的农工商总局，并且也选派了农科留学生，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是否与孙中山的首倡有关。
1892年，26岁的孙中山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由于受到当时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他曾于1894年写了一封长达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在解释“地尽其利”时孙中山说：“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他甚至向封疆大臣李鸿章直言：“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唯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筹富国之一憾事也！”他还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仿效西法获得成功为例子，说明只要清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国家富强就可以指日可待：“其日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可是，李鸿章并没有理会青年孙中山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建议，没有“玉成其志”。正是由于上书提倡改良而不被清政府所采纳，加上目睹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 从此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农学启蒙更直接更有效的形式之一是创办学术刊物和翻译介绍农业科学著作。借助这种最具社会传播扩散力的媒体手段，早期的农学启蒙在知识阶层和开明士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6年，以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蒋黻等人为倡导，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务农会。他们在务农会章程中写道：“农据四民之一，虽与工商并称，然必地面生材饶裕，方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则农实为工商之本。循流溯源，则农尤先务。”因此，他们一批同仁“立会海上，讲求此事，将以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 上海务农会在成立次年的1897年，即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农业学术刊物《农学报》。该刊一直到1906年停刊，十年间共发表了国外农业译文700余篇。此外，上海务农会还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收录农学译著171种，介绍了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先进国家的农业科技、农政法规、农业教育、农业经济以及农业时事等内容。此外，江南机器制造局以及广学会、新学会社等团体，都组织译刻了不少农业教材。尤其是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游学之余，他们还以自己在国外的所学所闻，翻译了当时的许多农学新著。所有这一切，都从不同的侧面增进了晚清社会各阶层对欧美及日本先进农学的了解，为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事业的诞生起到了助产催生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农学启蒙过程中，除了少数在海外留学的青年学生，早期的农学启蒙思想家们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群体，都没有接受过西方近代农学的的系统训练。他们只是从不同来源的分散的知识信息中，依稀地感觉到西方农学的先进。因此，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农学，是一种表象化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技术，比如农业机械和作物良种等等。他们还没有揭示农业科技与整体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揭示近代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没有揭示农业科学技术内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构，等等。当然，他们的先知先觉般的提倡，对于沉浸于历史传统中的古老中国，对于承袭了数千年积淀的农业技术，依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如同暗夜中的一缕亮光，燃起了一种全新的希望。
历经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的洗礼，面对日渐沉沦的国势，1895年，发生了一起历史上很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晋京考试的青年知识分子，抱着救国图存的满腔热情，集体上书朝廷，鼓吹变法。其中提到国家农业变革时，首先就是主张效法先进各国的农业科技和农政管理。《公车上书》中写道：“外国讲求树艺，城邑聚落皆有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入会则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优劣，旌其异等。……吾地大物博，但讲求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 梁启超更具体地说到，改良中国农业，应当“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 罗振玉在他的一篇论述农业改良的文章中也提到：“农业移植改良，日本之成效固昭昭矣，我国亟宜加意于此，而期农业之进步。” 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也上书皇帝，请求谕令全国设立农会，以“广开风气，维新耳目”。
由上述的农业改良启蒙过程可以看到，起初只是舆论意义上的对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兴农兴邦的社会潮流，成为维新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农学启蒙的结果，就是促使光绪皇帝于1898年接连发布了关于推行农业变革的上谕。5月16日发布的上谕中说：“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垦者尚多，著各省督抚督饬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许空言搪塞。”在这则上谕中更特别指出：“上海近日创设农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时隔一个月的6月15日，再次发布上谕：“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为用。著各省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新法者，必将立予优奖。……所有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7月5日，再次发布上谕，命令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要求各省“皆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者试办，以为之率。”
随着光绪皇帝关于农业变革的谕令的颁布，中国开始仿效先进国家的农政管理经验并推行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完成了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以后，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科研教育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实施。历史由此翻开了一个新纪元。
三、体制化：晚清政府的兴农举措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标志，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一是国家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专司其责，实施对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规划、管理、指导；二是建立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由财政拨款兴办并接受国家行政管理；三是有专职的农业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们领取财政薪俸并为国家的农业发展服务。以这三点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农业科技体制化，是自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农业变革的上谕开始的。作为当时的变法内容之一的兴农措施，虽然由于变法维新运动很快被清廷顽固派推翻而有所挫折反复，但近代农业依然按照它的特定轨迹在前进，它始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壮大。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主张，决定实施变法。当时维新变革的骨干分子康有为登殿上疏，建议变革后的中央政府设置12个职能部门，其中之一就是综理农业事务的“农局”。后来决定仿照日本农商省的建制，改称农工商总局。1898年7月，光绪皇帝谕令：“训农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不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等人奉命负责组建。但事隔不到两个月，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变法维新的一切设施，农工商总局也被撤销。到1903年，清朝政府再次倡行新政，复设一个商部，其中的“平准司”主管“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殖之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理农事的机关。不久又以名实相符为由，改称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的设立，农业科技体制化有了行政管理上的保证，使之得以在全国上下普遍推行。
刘坤一负责制定了当时的农业科技事业框架性规划。他在一次奏折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选派农科留学生。“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二是译刻外国农书。“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三是设立农务学堂及试验场。“应先于省城设农务学校，选中学校普通毕业者肄业其中，并择地为试验场。”四是垦辟荒地作试验场。“今宜查明（荒地）实数，除已报垦纳粮者不计外，亦造册给照，宽期升科，即以此田作为试验农学新法之地。”
在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日本的农业变革成就很自然地成为中国仿效施行的样板。当时无论是启蒙思想家还是清朝的达官要员，都提出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和做法。正如张之洞在谈到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主张以去日本学习为主，认为“事半功倍，莫过于此，”并列举了五点理由：“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中国与日本）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因此，当时的农政机关、农业试验场、农业学校的规制章程，基本上都是日本建制的翻板，乃至于延聘外国农业教师和农业专家，也以日本为首选。
四、新纪元：晚清的新式农学遗产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启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新纪元。如果我们舍去晚清社会在农学体制化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而仅以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间界碑，盘点清算晚清社会给后代所留下的农学遗产，那么可以看到这么一些统计的数字：
农业教育方面，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在安徽省成立了一所私立高等农业学堂，但是没有史料证明这所私立高等农业学堂在革命的当年已经招生。此外还有一所当时的最高农业学府——京师大学堂农科，但是这个农科（1910年改称农科大学）招生很少，1910年只招收了17名新生，1913年的毕业生人数为农学科25人，农艺化学科17人。农业教育的另一方面是农科留学教育。据不完全的史料统计，辛亥革命时，中国的农科留学生人数是：留学日本112人（其中各级农业学堂58人，帝国大学农科54人）；留学欧洲各国12人；留学美国51人。
农业科研方面，设有国立的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还有省立的如山东农事试验场，保定直隶农事试验场，江西农事试验场，奉天农事试验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清廷厘订官制时专门设立了一个“劝业道”的机构，归督抚领导，其职责是掌管全省农、工、商、矿、交通数端。因此，各省劝业道实际上也兴办过一些农事试验场或类似于试验场一类的机构。到辛亥革命时，全国约有各级农事试验机构40余处，其建制、规模、经费来源则多种多样。总的说，清末的农学遗产中，农业科研的成效似不如农业教育那样显著。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已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先声，留下了可以写入史书的业绩。
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就是清末引进了国外的许多农业科技的物质成果。如新式农业机具，作物良种，牲畜良种，以及化肥农药等等。这类引进，除了抽水机在一些地方有了实际上的应用外，大都只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在生产实际中应用，但它们的兴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有人作过统计，晚清时期，中国各地先后引进国外农作物品种40余次，涉及棉、稻、麦、花生、玉米、烟草、马铃蓍及各种蔬菜、水果等。作为生物物种资源，也许它们在后来的农业科研中起了今天所无法估量的作用。
由于农业科研成果的试验周期长，推广环节多，应用面分散，因此在晚清未能有实效，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评估清代的农学遗产，应当看到，对于近代农业科技的确立，清代做出了它的历史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成了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
本文系作者在2002年在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稿，发表于《古今农业》2003年第二期，转自近代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