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以一种全景扫描、细节刻画的生动描述，用解密档案的方式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中共五大——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方城在致力于展示历史过程、揭示历史本质的同时，还在致力于挖掘历史的审美内涵，并且通过文体的创造表现历史的美学物质。
瞿秋白之问：“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大会继续在黄陂会馆进行。4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作报告的第二天下午，恽代英走进会场，发现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用手抬抬他那副标志性的银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话没说完，头已埋进了小册子里。
1926年12月汉口特别会议以后，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领导权和农民问题方面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1927年2月，瞿秋白有一段时间没到中宣部上班，大家以为他病了，原来他在家里熬了一个多星期的夜，系统整理他从1923年到1926年间所写的理论文章，回顾分析大革命以来党的重大决策的变化。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应对一场不可避免的争论。
1926年一二月间，瞿秋白就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写了近二十篇理论文章。他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不会“天然”地落在无产阶级手中。稍后，他又在病榻上写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文，明确指出正确领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理是当务之急。
然而，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导下，仍然对国民党右派一再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是，瞿秋白和党内部分同志不得不用各自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8月，瞿秋白写成《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
1927年2月，瞿秋白又用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长文，但只点了彭述之的名。这篇7.6万字的文章，就是此刻放在中共五大代表座位上的那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一个月后，瞿秋白奉命从上海来到武汉。这是他故地重游。当他踏上江汉关码头时，这里已不再是英国租界了！此时的武汉已是大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迁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也陆续来到武汉。瞿秋白到武汉以后，一方面参与中共五大的筹备工作，一方面担任中宣部部长，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他将那本在上海写成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油印成册，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
在中央讨论起草陈独秀报告的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问题看法分歧，发生了激烈争论。瞿秋白的主张一再遭到陈独秀的反驳，彭述之随声附和的发言则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瞿秋白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将已经印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散发到会场。在小册子里，他表白了自己沉重的心情：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泰然自若地走进会场，看到怒气冲冲的彭述之正重重地拍打着他的小册子，愤激地说：“这是见了鬼！”瞿秋白当然理解彭述之的冲动，因为这本小册子点了彭述之的名，把他的主张称为“彭述之主义”。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说：中国革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使革命毁于一旦；一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使革命走向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彭述之虽然也说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却认为这种领导权是“天然”的。因为他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认为“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既是“天然”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
针对彭述之的论点，瞿秋白辛辣地反驳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小组会上，彭述之针对瞿秋白的论述不无讽刺地说：“我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若有若无的鬼！”瞿秋白立即反驳：“不管如何，彭述之在客观上还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不是人，而是若有若无的鬼。既然前提定了，那我们就得正视现实，当前革命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作记录的羊牧之看见瞿秋白脸色雪白，但声调高昂地质问：“我们党内就有那么像彭述之那样的人，只知和鬼联合，而反对和人——和广大工农群众联合，把中国革命领导权双手捧给鬼，这才真是见了鬼！”（《忆秋白》，第84页）
彭述之主张“抑制农村阶级斗争”，“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
瞿秋白针锋相对，在小册子中明确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在小册子的最后一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它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地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地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瞿秋白对彭述之的批评，得到党内不少同志赞同。李维汉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党的五大上，秋白把小册子散发给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我也得到了一本。小册子指名批的是彭述之，实际上批的是陈独秀，因为这两个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我和湖南代表团的同志表示赞同秋白的观点。”（同前注书，第242页）
正当大家对瞿秋白的小册子议论纷纷时，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张太雷宣布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讲话。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十一个基本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曾经在共产国际详细讨论过。因此，虽然共产国际代表还未听到中国同志的意见，还是可以就这些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这是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第二次讲话《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开场白，语气里透露出一种盛气凌人的权威和专断。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局部失败的形势下，罗易仍对革命的危机严重认识不足，一意孤行地认为革命形势处于高潮。他在这天的讲话中说：“革命形势已经提出了下一个时期是低落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快要到来的时期将是一个衰退时期的理论，在共产党内没有市场。”“在国际形势方面，没有什么迹象预示在即将到来的时期里，中国革命会趋向低落。相反，形势有利于革命的高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国际形势并不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那末共产国际的决议就与实际情况不符了。”
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罗易更富于想象力：“我们就要求所有有关国民革命目前和将来的决议的通过，都要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自觉参与其事。……共产党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应该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组的工作来实现。……使国民政府的每项决议都必须经过工农同意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通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365～385页）
罗易在讲话中多次批评陈独秀报告的观点。
陈独秀说，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低落时期。罗易说，革命的下一个时期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
陈独秀说，谁去上海就是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罗易说，认为谁去上海就是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这种论断是错误的。
看来，罗易对陈独秀的报告并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和瞿秋白的不满意又明显不一样。
除瞿秋白以外，向陈独秀的报告开炮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维经斯基等人。蔡和森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513页）以团中央书记身份出席中共五大的任弼时，则批评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据史料记载，当时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刚发二十几本就被勒令收回
在出席中共五大的所有代表中，数毛泽东住的地方离武昌会场最近。他在都府堤41号的家离武昌第一小学仅一路之隔、百步之遥。然而，“近水楼台”并不一定“先得月”。恰恰相反，曾经出席中共一大并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二把手”的毛泽东，这次不仅“未得月”，而且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继彭湃之后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袖，因此和彭湃一样，被称为“农民运动之王”。所以，1926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时候，陈独秀马上想到了毛泽东。后来，他又当选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负责人。在筹备中共五大的时候，他提出将湘鄂赣粤四省农协联席会议形成的关于“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和“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却被陈独秀否决。他感到非常沮丧。
或许受到瞿秋白散发小册子的启示，毛泽东也想把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代表。他把《报告》交给大会秘书处后，秘书处油印了300份。5月2日分组讨论，秘书处负责人周唯桢安排余义明发给代表。余义明找来一个藤提篓，将《报告》装在提篓中，刚发了二十几份，就被彭述之发现了。彭述之命令余义明立即停发，并将余义明带到陈独秀跟前。陈独秀大为恼火，责问余义明：“是谁让你发的？”余义明胆怯地答道：“是周唯桢同志叫我发的。”彭述之一气之下，勒令立即如数收回。余义明赶紧找来龚士希和自己一起收回了已发出去的《报告》，全部交给了彭述之。
毛泽东失望了。他扬长而去，此后再也没有参加会议。
迷茫中，毛泽东登上蛇山，心情苍凉。回首北伐以来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对中央在农民运动上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忧心忡忡。
自1926年11月在上海就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以来，毛泽东就和总书记陈独秀有着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制定《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运发展的重点、原则及与国民党左派的协作配合关系，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除广州外，应以湘、鄂、赣、豫四省为重点，其次要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全面展开。这个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知道，要实现这个计划，是不能在上海的亭子间纸上谈兵的。于是，他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12月，他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距离日远，会使联合战线破裂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会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陈独秀还在会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陈独秀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
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是，会议在陈独秀主持下，没有讨论毛泽东的建议。
毛泽东没等汉口特别会议开完就离开了武汉。他要到长沙参加湖南第一次工人农民代表大会。
12月1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湖南第一次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上，他多次发表演说，充分肯定湖南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严厉驳斥“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
此后，毛泽东花了32天时间，走了1400多里，对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2月12日，毛泽东带着在湖南调查所得的农民运动第一手资料，裹一身风雪回到武汉。身怀六甲的妻子杨开慧，和毛泽东一起带着儿子岸英、岸青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4月，小儿子岸龙出生。8月，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离开武汉。从此，一家人再也没有团聚。
此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非常繁忙，白天要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农协的工作，夜晚还要在煤油灯下整理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记录，撰写给中央的报告。
这时，杨开慧正临近分娩，身边又有两个孩子。每天清晨，她都要细心地擦拭昨夜被熏得焦黄的煤油灯罩。然后，把毛泽东昨夜写好的《报告》文稿用毛笔抄写在红线条的十行纸上。
毛泽东在《报告》中开门见山：“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赞扬农民在农村大革命中办的14件大事，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16页）
毛泽东明确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报纸连载。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于是，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又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两章。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则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就在毛泽东的《报告》单行本出版的时候，杨开慧在医院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岸龙。
这天上午，毛泽东从武昌坐轮渡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六个问题，重点讨论了中共五大会议的议程。下午，他赶回都府堤，参加武昌农讲所的开学典礼。当毛泽东匆匆走进产房时，小岸龙来到人间已经三天了。
毛泽东实在太忙了，在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期间，他还身兼数职：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负责全国农协工作，肩负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在农讲所，毛泽东不仅要亲自参加制定农讲所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聘请教师，还要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农讲所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等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上，使学员通过在讲习所的短暂学习，既提高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又掌握从事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毕业后的农讲所学员如星星之火，播撒在广袤的农村大地，发动农民、武装农民，领导农村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黄麻起义及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在武汉帮助毛泽东寻找农讲所校址并与之并肩战斗的董必武，1966年重访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曾追怀往事，题诗一首：
革命声威动地惊，工农须得结同盟。
广州讲习垂洪范，更向华中建赤旌。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和邓演达、陈克文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和《对全国农民宣言》，明确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乃国民革命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这两个提案虽然获得通过，但全会未能拿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办法。
在土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就巩固农民政权、没收和分配土地等问题发表意见，具体阐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则、方法和步骤。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解决农民问题的建议，大都没能实现。
在全国农协，毛泽东除主持制定发布一系列文件指导各地农民运动以外，还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第二期北伐的北伐军进入河南指导战区农民运动。
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和差异，毛泽东在工作中常常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之中。本希望党的五大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没想到又处处碰壁，劳而无功。
生平第一次，毛泽东有一种回天无力的凄楚。烟雨苍茫之中，毛泽东站在蛇山的黄鹤楼遗址前，极目四野，心潮澎湃。
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是古代诗人经常登临题咏的地方。唐代诗人崔颢曾在此题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千多年来，黄鹤楼屡毁屡建。清光绪十年（1884年）又遭大火，仅剩下一个铜顶。睹物怀古，触景生情，毛泽东万千思绪化作词句，一首《菩萨蛮》从胸中喷涌而出：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几十年后，毛泽东如此追述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的确，人们从这首词中读出了苍凉，但也分明感到了奔腾在诗人心底的沉雄和愤激。
（本文摘自《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方城主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
《中华读书报》（2011年06月29日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