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抽要】18—19世纪是清王朝统治的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在云南广泛种植，引起了云南民族传统农业的巨大变迁，促进了清代云南的山区开发及民族经济的繁荣。但云南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半山区、山区的植被随玉米及马铃薯的推广逐渐减少，地面覆盖变成农作物后，地表土壤的附着力和凝聚力大大降低，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田亩荒废，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
【关键词】云南；玉米；马铃薯；生态史；影响
【作者简介】周琼，女，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
Abstract：The l8th and l9th Century are the mid and late part which Qing Dynasty rules．At that time，High production crops such as corn，potato，widely planted in Yunnan，which caused the Yunnan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went to vicissitude，and the promotion have settled the generation of Yunnan’s mountainous area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prosperity．But Yunna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also had the significanl vicissitude．The vegetation of region halfway up the mountain，and the mountainous area reduces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corn and potato’s promotion．After the ground cover turns the crops，the surface soil adhesion and the cohesive force reduced greatly，which resulted in the serious soil erosion，silting of stream．And the fields have left uncultivated，the natural disaster was frequent．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me under the enormous influence，SO experience and lesson need to be learn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Yunnan，maize，potato，ecological history，influence
18—19世纪是清王朝统治的中后期，历康熙后期、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这是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开发深入推进的时期，也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受中原影响最大、最深入的时期。此期在云南农业经济领域发生的影响最大的事，就是高产农作物的传人及广泛种植以及随之出现的半山区、山区水土流失的加剧及生态变迁。
明清时期在云南广泛种植的高产农作物主要是指玉米、马铃薯、甘薯和番薯，目前学术界谈到清代云南山区广泛种植的高产农作物，多指玉米和马铃薯，忽视了明末传人的番薯和云南早已有之的甘薯【1】。学术界对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的路线、时间、传播及种植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争论，成果颇丰【2】。很多学者对清代云南山区开发中广泛种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高产农作物给予了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开创性的学者当数方国瑜【3】，木芹【4】、潘先林【5】等踵其后。一些涉及云南传统经济、农业、农作物品种栽培及部分军事史的论著中也有相应论述。玉米、马铃薯、番薯和甘薯在云南的种植及其对云南农作物地理分布面貌引起的重大变革，是伴随清代云南人口增长，并逐渐向半山区、山区广泛拓垦而出现的。番薯【6】和甘薯（甜薯）虽较适合高寒瘠薄山地的种植，在云南山区开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限于史料，此处仅对云南史料记载较集中的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及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18～19世纪玉米及马铃薯的广泛种植及历史作用
15世纪末，玉米开始传人中国，16世纪见诸文献【7】，明末清初，玉米传人云南。清朝中期即17世纪的雍正、乾隆年间以后，开始大规模在云南种植。
马铃薯原产南美西海岸的智利和秘鲁的安第斯山区，栽培历史达千年以上，印第安人称“巴巴司”。1570年西班牙人从南美引入马铃薯，二百多年后传遍欧洲，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福建《松溪县志》是中国最早记载马铃薯的史籍【8】。马铃薯从南洋或荷兰引种台湾后传播到闽、广等地，在部分地区又被称为荷兰薯、爪哇薯，但马铃薯引入后不像甘薯那样引人注目，19世纪中叶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卷六“阳芋”条里才较具体地描述马铃薯的植物学性状。据王军考证，雍正九年（1731年）云南《会泽县志》中就有马铃薯的记载。清初，云南各地马铃薯的种植情况不详，道光以后受到普遍重视，在各地方志中才有记载。
在18—19世纪的云南方志中，玉米及马铃薯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玉米在大部分地区称玉麦、御麦、玉蜀黍、包谷、苞谷、玉高梁、玉膏粱、玉秫，部分地区称包麦、苞麦【9】；马铃薯一般称为洋芋、阳芋、土豆、山芋等，又称为山药蛋、地蛋、荷兰薯、爪哇薯。两种作物适合在高寒贫瘠的山地上种植，产量高、营养丰富，尤其是维生素B、C含量较高，“玉蜀黍本为温暖两带的农作物，但滇中荒凉高原，不适于麦作之地，而玉蜀黍均能产生。”【10】“洋芋亦名马铃薯……云南栽种不知始自何时，旧时以为有毒，名不甚彰，旧志均无记载，虽性适暖地，但寒冷之区亦能繁殖。”【11】更由于这两种作物的生产和耕作技术简单易学，得到迅速推广，成为山区人民的主食，加快了云南山区开发的进程，使山区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方国瑜论曰：“玉蜀黍和马铃薯两种农作物……有以下特点：（1）对土壤的适应性强；（2）适宜于温度较低的气候；（3）适宜于高原或高山地区，海拔三干公尺之地亦可种植；（4）农作投付的劳动力较少而产量高；（5）营养成分丰富，宜作主要食粮；（6）用途广，用作主食或副食以外，可作饲料、造粉、酿酒。有这些优良的条件，是山区的两件宝。”【12】“玉米和马铃薯传至云南，迅速成为山区的主要农作物，促使云南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云南农业经济史上的一次大飞跃。”【13】
玉米和马铃薯的普遍种植成为明清云南人口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高产农作物的栽培推广、耕地面积的扩大、单产的提高和复种指数的升高，所以中国粮食总产量在清代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是清代人口空前增加的物质基础。”【14】云南各民族人口数量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出现了增长，也为山区移民提供了可能性。清代云南山区开发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人口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其趋势是由坝区逐渐向山区开拓，居民成分和文化素质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形成坝区多为汉人，山区多系苗夷少数民族聚居的状态。随着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品种的传播和山区耕地的垦辟，汉族人民大批进入云南，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山区经济，加速了人口自然增殖。”【15】
玉米和马铃薯作为粮菜兼用的救荒作物，对土壤的适应性强，适宜于温度较低的气候，也适宜子高原或高山地区，海拔三千公尺之地亦可种植。玉米是喜温短曰照作物，具有耐旱和适宜干旱地和山地栽培的特点。马铃薯耐旱耐瘠薄，喜冷凉的气候，适宜于高寒山区种植，在土壤贫瘠、缺乏灌溉的丘陵和高寒冷凉山区不适宜水稻种植，甚至不适宜玉米生长的地方，种植马铃薯亦可获得较高产量。而云南海拔高差大和生态垂直变化的立体农业特点，又使马铃薯可多季栽培，这对解决山区人民的温饱和发展山区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玉米、马铃薯传人后，因其农作投付的劳动力较少而产量高，营养成分丰富，用途广，除用做主食或副食以外，还可做饲料、造粉、酿酒，同时，其生长习性、单产产量高的特点与云南山多田少、山地瘠薄硗确及干旱少雨的地理气候特点相适应，受到了山区半山区各民族的青睐而迅速推广，成为云南山区半山区各少数民族主要的生活来源，为民族人口的繁衍、山区的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史继忠《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中称其为“生不择地，陂陀荦确之区，有土数寸，插之即活。殆苍苍者苦民之瘠，以贻之嘉种”，清李拔《请种包谷议》力请扩大玉米种植，认为玉米“但得薄土，即可播种”，对土壤要求也不严格，“乘青半熟，先采而食”，能济青黃不接时的食粮危机，”大米不耐饥，包米能果腹”，与水稻、小麦相比，玉米有“种植不难，收获亦易”、“种植简便，容易贮藏”的特点。故玉米自明朝传入后，各地民众就“积极种植，相互引荐，使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代替了原来种植的比较低产的庄稼”【16】，清代中期，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种植，“l8世纪云南的许多府州县志中均有玉麦和苞谷的记载了，则知得到推广，山区尤甚。”【17】随着种植的普遍及品种的改良，玉米和马铃薯的种类及品种逐渐丰富，18世纪中后期，逐渐有了种类上的差别，能够从颜色、大小、高矮等方面区分其品类，这从各地对其记载的文字史料中可看出大概。
玉米和马铃薯尤以滇东北、滇西北、滇西、滇南等多民族聚居的冷凉山地种植较多。”（玉蜀黍）于昆明、富民、昭通、东川、镇南、滇西一带亦多种之，又泸西、宣威、平彝、沾益等处田地较少，半属荒原，几于遍莳苞谷，而一切生活无不需之，亦可知其重要为何如矣。”【18】在种植地迅速成为山区民族的主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传统农业的发展。“明末清初，玉米和马铃薯传至云南，迅速成为山区的主要农作物，使云南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云南农业经济史上的一次飞跃。”【19】“这些山区丘陵地带，在清代中期以前，大多还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就在大批农民进入山区发展生产的同时，适合山地种植的玉米也迅速得到推广，并且成为这些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20】清云南巡抚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记：“玉蜀黍子古无征，（云南志》曰玉麦，山民恃以活命”，“阳芋【21】，滇黔有之，疗饥救荒，贫民之储”。雍正间云南粮储道和巡抚、乾隆间的云贵总督张允随曾说：“云南山多田少，穷岩峻阪，断莽荒榛之间，所栽者，荞、苞、燕麦、青稞、毛稞，皆苟于救命之物。”【22】
滇东北因地理及气候条件的限制，水稻等粮食作物一直难于推广，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玉米和马铃薯传入后，迅速成为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巧家因各地气候有寒温热之分，农产物之种类亦因地而异……玉蜀黍除极寒之高地不宜种植、产量颇少外，凡寒温热各地段俱普遍种植，产量超过于稻，其种可分为黄红白花四种……成为农家之主要粮食，亦间有用作酿酒煮糖者”【23】。镇雄也广泛种植，“包谷，汉夷贫民率其妇子垦开黄山，广种济食，一名玉秫”【24】。会泽等地成为贵州流民租山种植玉米之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戴玉安至会泽县属小河寨地方，与黔民王士如同租王明刚山地，搭房栽种苞谷。”【25】昭通多山的地理条件较适合玉米和马铃薯的推广。“昭之区域，平原少而山梁多，故种稻开垦之田尤未及包谷之广焉。”【26】“昭地土质五谷俱宜……至其黍属，仅有玉蜀黍，土名包谷，亦分黄白红花乌数种，红者人鲜知之，又有名黃小米者……包谷则不限产地，功用皆同，昭民饔飧所赖，则黍较稻为倍蓰焉。”【27】云南府知府黄士瀛对昭通生产条件作了较好概括：“卑府曾在昭通任内，子一切地方利弊，时加留心访查，缘昭通冈峦接续，间有平坝可种稻谷，其余只堪种包谷、荞麦。”【28】当地民族在种植过程中，逐渐熟悉了玉米和马铃薯的生长习性及种类，据其颜色味道而将其分为不同种类，种植范围逐渐从山区半山区扩大到坝区。“芋之属，昔产高山，近则坝子园圃内与有种之，磨粉及为菜品之用，凉山之上则恃以为常食……红洋芋、脚杆芋，形如
脚板，又呼洋洋芋，圆而长，味极甘美，近时城乡种此者多。”【29】“包谷之属一名玉麦，陆地山坡均产之。”【30】甚至坝区的水田也因水利废弃而改种洋芋、玉米。“昭属边隅，归化较晚，且四境之内，东南狭窄，只三十里，而西北稍长，多山，其地土质瘠薄，唯与河道相近者乃浚作田，及山溪之间，亦蓄水作田，在初设郡时，未尝不极力经营堰闸，以促进农业。逮鸦片盛行，西北一带良田均改为地，不种稻而栽包谷，鲜用秧水。”【31】昭通的龙洞汛闸灌溉的两干六百亩田地，乾隆四十五年村民捐资公建的水闸废弃后，“闸下水田概改陆地种包谷”【32】。
玉米在滇西北中旬（今迪庆藏族自州香格里拉）等高寒地区也逐渐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33】，鹤庆州（今大理鹤庆县）也有种植，物产志中就有“玉麦（一名包谷）”【34】的记载。滇西缅宁（今临沧）的玉米和洋芋种植也很普遍，当地人能据花色将玉米区分为三类：“玉蜀黍又名玉米，名玉麦，有饭糯二种，红黄白三色；马铃薯，俗名洋芋。”【35】
滇南威远（今景谷）、开化（今文山）、广南、普洱等地区也是玉米的广泛种植区，尤其是汉移民大量流入定居的地区，种植更为普遍。“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种苞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36】“此次清查，乾隆、嘉庆以来迁至滇南各府所谓‘流民’，开垦山地，种植包谷之类，作为主要食粮。”【37】开化府在乾隆年间就已广种玉米，其物产志中就有种植玉麦的记录
二、玉米和马铃薯种植与区域生态的变迁
在认同玉米和马铃薯的广泛种植在云南农业史上的重大影响及深化云南山区开发的作用之时，不可忽视的是，高产农作物在山区的普遍种植，也引起了种植区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加剧，山区生态环境受到了较大破坏，不仅对平坝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造成了巨大；中击，还影响到各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各地的农业生态条件一步步退化。玉米和马铃薯的广泛种植对生态变迁的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看：
第一，造成半山区、山区植被的减少。在民族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玉米、马铃薯以强劲的态势和实力击溃并驱逐了山地上各种原生或次生的植被，将林地变成了自己的家园。“以往研究者往往只是片面强调这些流民开发山区，推广玉米之种植，增加民食之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只是短期性的，其长期性的灾害却未曾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具体说来，大量流民开发山区的后果是造成生态的严重恶化，使得大面积的耕地生产力下降，至少在此后长时期内，中国粮食产量低于其应有之水平。”【38】这种现象在流民进入较多的地区，如开化、广南、普洱等府尤为显著。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二月，云贵总督伊里布、巡抚何煊奉文稽查流民时奏：“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苞谷之类。此等流民子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39】此期流入三府种植玉米的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据记载，开化府有二万四千余户、广南府有二万二干余户，其普洱、元江、临安三府亦有记载，无合计数字，唯此三府志书所载，总计不少于四万户。”【40】
在山地上种植玉米、马铃薯、番薯时，首先要砍去树林、除去杂草，才能得到肥沃的工地。“他们的祖先从原籍带来了（或很快学会了）包谷种植技术，斩荆披棘，铲草烧荒……把一片一片的原始森林变成包谷林，原来是野兽出没的高山峻岭，也由人类进住了……玉米、红苕和洋芋一齐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衍。”【41】这使种植地的森林植被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中国历史上森林之被破坏，以明清为烈，而其中尤以乾隆嘉庆两朝最甚，其主因有三，第一，明清是人口的高速增长期，而乾嘉两朝最甚……第二，政府的政策不当……造成山区生态破坏的第三大因素是玉米之引种。”【42】”更进一步的山地开发，是明代中叶以后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以后的事……明清时期山坡地的大量开发，使得南方山区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摧毁，水土保持发生问题，清代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常有河川淤塞及洪水泛滥的现象，便是这一山坡地无限制开发过程的反映。”【43】
清末民初李学诗《滇边野人风土记》描述景颇族刀耕火种的农业情景时，记述了玉米耕种对森林的破坏情况。”耕种为唯一职业，凡稻谷、玉蜀黍皆种山地，每年冬季砍伐森林，春暮干燥则焚烧之，候冷熄后，以竹签戳洞播种”。一些学者对玉米、甘薯等农作物对森林的挤压情况评论道：“也许人们难以想象，流民向深山进军的武器竟是玉米和甘薯这两个小玩意……人们剥去葱茏青山的绿色外衣，所换上的就是玉米和甘薯的枝藤……森林资源在这场运动中成片成区地被毁坏……以上现象并不是某一山区的特例，而是全国经常出现的事实。”【44】山地在植被良好时，通过林冠阻滞和工壤渗透，可在土壤中涵蓄一定水量，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洪水数量，起到防止和减轻水灾的作用，并能补给和保护水源。山地植被被高产农作物挤走后，在暴雨多发的夏秋季节，土壤层多被；中刷，“山无茂木则过雨不留”，山洪暴发时毀田堆沙，遇晴不久，因森林的水源涵养功能散失，即出现水源干枯的现象，旱灾随即降临。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十三就记载了这个普遍存在子山区耕地上的现象：“山洪常发，其故有二：一由天，一由人……由人者，山棚是也，俗名番薯厂，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荃尽革根，兴种番薯、包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草根既净，沙土松浮，每遇大雨，山水挟土而下，与发蛟泛黃无异。发蛟乃一方偶有之事，山棚则旁山郡县无处不有，湖郡山洪，无岁不发，溪河逐渐增高，好田低洼如故，以致水患益大。”
个别地区保存完好的原生态环境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作物与天然植被是互相竞争土地的……人口增长后，就要增加耕地，垦殖的结果就会减少天然植被覆盖的面积。天然植被如森林及草原，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过量铲除后就会导致生态恶化。”【45】植物群落在与玉米、马铃薯对表土的争夺中败北后，因耕种方式不尽合理，地力下降，出现了令时人感惜不已的景况。“蒙乐山中多上古不死之木，大径数尺，高六七丈不等，山夷不知爱惜，经年累月入山砍伐，候其木质干燥，放火焚之，而于其地种包麦，一亩有数亩之收。十年八年后土薄力微，又舍而弃之，另行砍伐。惜哉惜哉厂【46】植被的大量破坏使人烟密集的城镇乡村附近的濯濯童山越来越多，“（缅宁）县境极目童山，除附近乡村之一部分山地可耕外，余均无人开垦”【47】。
第二，加剧山区、半山区水土流失。玉米、马铃薯、甘薯等在山地种植对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已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重视，种植区发生水土流失及其他生态破坏的原因，主要是由植被及地理条件决定的。玉米、马铃薯在山区的推广普及，地表植被大量砍烧，地面覆盖从原来的自然植被变成单一的农作物后，地表土壤的附着力和凝聚力与自然植被覆盖相比大大降低，水土流失便频繁发生。“山区种植的作物中以种苞爸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最大，这是因为种苞谷之地刨土深，根系入土深，土壤被雨水；中刷流失最为严重……清代中期后南方山区的粮食作物以种植苞谷最多……玉米的种植加剧了山区的水土流失。”云南大部分生态较脆弱的山地在植被被破坏后，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便频繁发生。水土流失时间较短的地区，四五年之内，山地土层变薄，肥力下降，甚至变成石山硗确之地；流失时间较长的地区，开垦五六年后，坡地松土被雨水；中走，只留下条条水痕和水沟水道，水土流失从面蚀发展到沟蚀，进一步影响了山区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山区的曰益贫困【48】。
云南石灰岩分布比较广泛，这些地区土壤极易分化，加上云南夏秋季节雨量集中，多大暴雨，产生的径流量大，山区坡陡流急，侵蚀力极强，在植被破坏的山区就极易出现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同时，云南大部分山区地面崎岖，几乎都有坡度，种植高产农作物的山地也都是具有一定斜度的坡面，这种山坡只有密集的天然植被才能保护地表不被雨水冲刷。草木被铲除后，坡面完全裸露，农作物对地表的保护远不能与森林相比，雨水对地表的冲刷力极强，“凡是被开垦的山区农地，多则五年，少则三年，表土损失殆尽，岩石裸露，农田便不堪髏用……造成了永久性的山区水域水土流失的问题，其后果是下流河州快速地被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淤塞，或是平原良田被沙土掩盖。”【49】云南山区凡是裸露的土地，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面蚀、沟蚀等水土流失的现象，尤其是七八月暴雨及山洪暴发时，裸露的山地受侵蚀的危害就更为严重。
玉米和马铃薯根系入土虽深，对土壤却缺乏强固的附着力，因耕钟时刨土深，地表土壤变得异常疏松，一遇雨水山洪，很容易被；中刷而走。据现代南方各省区土壤普查资料，以红黄壤、石灰土、紫色土为主的山地丘陵区，大部分土层厚度为0．5—1．2米左右，平均年侵蚀課度为2—10毫米，在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山地地表土壤被冲洗的年限大致在50—450年之间【50】，每流失一吨土壤，就会带走大量的有机物及矿物质营养元素，如氮有2．55公斤、磷1．53公斤、钾5．42公斤【51】。而在清代的生产力水平及人们毫无生态意识的条件下，种植高产农作物根本不可能对山地地表形成防护，也没有可能对已出现、正在出现和即将出现的严重水土流失采取任何措施。“山区中地力贫瘠，种植条件不良……明中叶自外国引进玉米品种以后，中国农业史上出现了个重大的转折点……导致乾、嘉两朝大量流民涌进山区……到人迹罕至的无主深山里，以最野蛮的方式，破坏了森林，种植蓝靛及玉米，尤以玉米为主。在高坡度的山区里铲除了天然植被，改植农作物，会立即导致水土流失，几场大雨就可以使岩石裸露。”【52】
云南种植玉米的山地多是铲除植被后新开垦出来的，这些山地都有一定的坡度，不仅对地表土壤的生态破坏力度大，水土流失发生的几率更高。云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在清代发生了重大改变，半山区、山区水土流失、工壤退化现象普遍出现，水土流失又导致了坝区水利设施的淤塞、耕地因泥沙冲压而荒芜，这些现象都与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广泛种植后加大了山地土壤裸露的空间面积有密切关系。“洁中叶各省流民开发山区，种植玉米，采伐林木等活动……闽广、云贵以及华北各省无处无之……毫不夸张地说，清中叶lOO余年，中国生态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的破坏。其破坏的方式是经由下面几个步骤，第一，清初残留下来的一些森林，除了边陲地区者，在短短的时期内消失殆尽。第二，到处留下一片片的禿岭，在没有植被保护之下，一遭雨水；中刷，便泥沙俱下。第三，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下游河川淤塞不畅快，水灾的频率因而增加。第四，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到平原上的良田了，使平原上的耕地缓慢沙化，生产力下降。”【53】因此，随山地刨种岁收的交替进行，水土流失年复一年地进行，云南山区半山区耕地失去的土壤和养分岁岁发生，嘉道年间，山地瘠薄硗确的面貌就定型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故高产农作物的种植虽然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但这是相对于高产农作物种植前及种植初期的粮食总产量而言的，若将种植区域的产量作纵向比较就会发现，部分地区的玉米、马铃薯种植到一定时期后，因土壤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固定耕地面积上的单位产量下降，蓝勇将其称为“亚热带山地的结构性贫困”，这对种植区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威胁，结构性贫困“表珥为三种旱地农作物，特别是玉米、马铃薯的大量种植，并向中高山推进后，高于25度的陡坡上垦殖，造成农业生态的破坏，水土流失加六，土坡肥力递减，使种植业的产出越来越少。清代中叶三种农作物的推广往往是以砍伐森林来种植的”。“明清时期玉米、马铃薯、红薯的传入和推广除了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外，还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是为清代‘人口奇迹’创造了基本条件，使南方亚热带山区形成了结构性的贫困，制约了亚热带山区……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影晌了资本原始积累，……影响了社会进步。”【54】
第三，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的次数和频率日益增加，山洪暴发。玉米、马铃薯推广种植后，人烟稀少的山区虽然得到了较深入的开发，但因开发方式的不恰当及不合理，生态破坏严重，巨木丛生之地成为逐渐退化的粮田，生态的破坏引发了环境灾害，“乾隆壬辰（1772年）银江水大发，冲坏民田无数，左所营粮田；中坍数百亩，田底坍出大木二株，大径数尺，长六七丈，色黑而坚，乃数千万年前物。”【55】
云南大部分山地并未有相应的措施保护，一经开垦之后，植被尽除，坡地尽成松土，一遇大雨，山水涨发，沙随水下，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害。“稀疏林地、迹地和荒草地，尤其是幼林地是水土流失发生频度和强度均较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坡度是影响水土流失大小的另一个重要因子。我国红黄壤地区在地貌组成上以山地丘陵为主，这为水土流失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从理论上讲，坡度愈大，水土流失发生的可能性和强度也愈大……土壤侵蚀主要集中在坡度小于等于15度的坡地上……起伏和缓的广大低丘冈（台）地，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特别是过度采薪和铲草积肥等掠夺性土地经营活动，植被逆向演替剧烈，因而水土流失相当普遍，有的地区水土流失还相当严重……裸露是发生剧烈物理风化的前提。”【56】清代云南山区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正是这种理论在历史时期的证据，半山区、山区大量已垦辟的耕地因而不能长期稳定地使用。“（建水县）城四十里则有麦塘三沟，在县西石屏州东南界，消泄泸江河源之水，为奸民李鹏等候开垦堵塞……今已迷失故道，时有冲决之患。”【57】
泥石流等环境灾害的频繁暴发，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山区、半山区大量植被被铲除垦为耕地后，“山无茂木则过雨不留”，地面渗透力减弱，雨季地面径流增强，山洪暴发，毁田堆沙，但遇晴不久即水漁千枯，易发生旱灾。“过度开垦，特别是山区、水域的滥垦，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更多的水旱灾患，清政府一向强调的开垦有益至此已走向了反面。尽管清政府后来对围湖造田、辟山开地多次发布禁令，但已无法控制，甚至愈禁愈加严重，这就造成了农业的危机。”【58】
总之，18—19世纪云南玉米、马铃薯等山地高产农作物的广泛种植，既促进云南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山区开发的深入，但也导致了一些生态问题，森林植被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由此又引起河流及7K利设施的严重淤塞，更导致了河边山脚甚至坝区肥沃的田地大量被泥沙冲埋而荒芜……当然这些严重的环境灾害不能全部都由种植玉米和马铃薯承担，但它们的扩大种植确实引发了一系列的人口与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限制和阻碍了云南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历史经验及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注释：
【1】番薯既不是马铃薯，也不是甘薯，三者是截然不同的作物。此限篇幅和主题，三者的区别和考证将另文研究。
【2】这些成果虽农业经济和农作物品种研究中重要、基础性的内容，学术价值较高，一些农业史、经济史论著也进行了论述，研究概况见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4年2期）。
【3】方国瑜：《清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方国瑜文集》第三辑；《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引文版本同，略。
【4】《十八世纪云南经济述评》，《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方国瑜主编，木芹编写：《云南地方史讲义》（下）第四章《云南农业经济的一次飞跃·玉米和马铃薯》。
【5】潘先林：《高产农作物传入对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影响》，《思想战线》，1997年第5期。
【6】又称红山药、红芋头、芋头、地薯、玉薯、山芋、地豆、番瓜、香芋、红薯蓣、番薯蓣、番储、番茹、番蓣、番芋等。
【7】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玉米在中国有三条传播路线：一是西北路，经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二是西南路，经欧洲传入印度、缅甸再传入中国的西南地区；三是东南沿海，经中国商人或葡萄牙人由海路传入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
【8】部分国外文献提到荷兰人斯特儒斯在1650年访问台湾时见有马铃薯的栽培。
【9】崇谦等：宣统《楚雄县志》卷四《食货·物产·谷类·包麦》；李毓兰：光绪《镇南州志》卷四《食货·物产·谷品·苞麦》。
【10】《新纂云南通志》卷六十二《物产考五。植物二·玉蜀黍》。
【11】《新纂云南通志》卷六十二《物产考五·植物二·洋芋》。
【12】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页。
【13】方国瑜主编，木芹编写：《云南地方史讲义》（下），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3年印，第l76页。
【14】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清代人口大量增长的原因分析》，人民出版社，l988年版，第394—395页。
【15】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第二章《历代人口状况·云南古代人口的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0页。
【16】佟平亚：《玉米传入对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今农业》，2001年第2期。
【17】木芹：《十八世纪云南经济述评》，《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
【18】《新纂云南通志》卷六十二《物产考五·植物二·玉蜀黍》。
【19】木芹：《十八世纪云南经济述评》，《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
【20】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所编《清史论丛》第七辑，第87页。
【21】即洋芋（马铃薯）的别称。
【22】《滇云历年传》卷十二。
【23】[清]陆崇仁修，汤祚等纂：《巧家县志稿》卷六《农政·辨谷》，1942年铅印。
【24】光绪《云南通志》卷七十《食货志·物产四·昭通府》。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曰大学士管理刑部等事物舒赫德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所编《清史资料》第七辑（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十一《云南》，第95页。
【26】卢金锡等修，杨履乾等纂：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五《农政志·办谷附杂粮》，1937年铅印本。下引文版本同，略。
【27】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四《财政志·田亩》。
【28】[清]黄士瀛：《禀请谕饬昭通府属栽柘养蚕文》，见[清]谢体仁纂修道光《威远厅志》卷三《风俗》，南京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本重抄。下引文版本同，略。
【29】符廷铨纂，杨履乾编修：民国《昭通志稿》卷九《物产·植物·包谷之属》，1924年铅印本。下引文版本同，略。
【30】民国《昭通志稿》卷九《物产·植物·芋之属》。
【31】民国《昭通县志稿》卷三《民政志·土地》。
【32】民国《昭通志稿》卷二《食货志·水利》。
【33】段绶滋等修：民国《中甸县志稿》卷中《生活职业·农业》，1939稿本。
【34】[清]杨金和等纂修：光绪《鹤庆州志》卷十《物产》，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35】民国《缅宁县志稿》卷十一之一《农政·办谷附杂粮》。
【36】道光《威远厅志》卷三《风俗》。
【37】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
【38】[美]赵冈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56页。
【39】道光《威远厅志》卷三《户口》。
【40】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l984年版。第376页。
【41】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清代人口大量增长的原因分析》，人民出版社，l988年版，第394—395页。
【42】[美]赵冈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27页。
【43】刘石吉主编：《中华文化新论。经济篇·民生的拓垦》，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5次印行，第117页。
【44】周荣：《康乾盛世的人口膨胀与生态环境问题》，《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
【45】[美]赵冈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l页。
【46】道光《景东直隶厅志》卷二十八《杂录》。
【47】民国《缅宁县志稿》卷六《民政·土地》。
【48】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49】[美]赵冈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63页。
【50】史德明：《保持水土，拯救土壤》，《中国水土保持》，1985年第4期。
【51】陈开泰：《嘉陵江流域水利开发研究概述》，《长江志季刊》，1957年女第l期。
【52】[美]赵冈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27页。
【53】[美]赵冈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62页。
【54】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年4期。
【55】道光《景东直隶厅志》卷二十八《杂录》。
【56】张桃林主编：《中国红壤退化机制与防治·红壤退化过程与机制》中国农业出版社，l999年版。
【57】民国《续修建水县志》卷一《山川·堤堰》。
【58】彭雨新编：《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序言《清代土地开垦政策的演变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