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莫斯科沉睡了70多年的文件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堆里沉睡了七十多年，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当时的中共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手写原始文件，随着档案解密和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眼界的扩大，被党史研究专家发现并带回国内。
2009年7月，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准备在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完成纪念馆扩、改展工程。为此他们派出了几位同志赴俄罗斯莫斯科开展有关历史资料的查询、征集。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大力支持下，带回了一批宝贵档案和历史资料，《李大钊同志略传》就在其中。
这一原始文件没有显示作者是谁，背后还有相关批示，也没有显示批示人姓名，并且写作时间、用途等等都没有显示。另外，文稿关于李大钊同志的生平也有个别不确之处。对这一文字原件，李大钊纪念馆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当程度、很有水准的考证。不过，很少人知的，是在它的背后和很深处，有一扇门，“一条小路弯曲，通向迷雾远方”，有着和关联着苍凉悲壮、惊心动魄的历史（中共党史）故事。我们从这一原始文件和相关党史研究人员的考证开始，走进这扇“门”，沿着这条小路走，看里边——远处有什么。
《李大钊同志略传》写在16开的方格稿纸（20×25）上。每页20行，每行25个字；共4页。全文约1760字。内容如下：
李大钊同志略传
大钊同志，为辛亥革命时代的国民党员，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钊同志为国民党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员，长期不倦地领导北方数省的国民革命运动。
大钊同志，为“五四”反日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启者，他是中国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开创人之一，北方党的组织者，为党内最优秀的最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领袖，他是不断的中共中央委员。
大钊同志，为中国国民革命事业，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事业，被匪贼军阀张作霖所绞杀，死状惨不忍睹。大钊同志的光荣牺牲，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无可补偿的沉痛损失。
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冀东沦亡区域），前清时，留学于日本，富民族革命思想；性沉静，善为说词，交游很广。民国成立后，大钊同志，被北平晨报社聘为编辑主任。晨报当时为激进报纸，当袁世凯宣布洪宪时，该报首先竭力痛斥，披露日本军阀的威胁与阴谋；后对于“西原借款”和“二十一条要求”，更是不遗余力的攻击，宣布该借款和要求，将陷中国于沦亡。
大钊同志的声誉，卓绝一时。
不久，大钊同志被国立北京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兼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大钊同志便投身北大，日与学者为伍。成为震动全国而有伟大历史意义学生“五四”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钊同志当时与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直接参与了这一新文化革命运动，北大成为这一运动的骨骼和支柱。
一九二Ｏ年，大钊同志已开始共产主义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一九二一年，积极参加党的第一次大会工作。当时，大钊同志在北方领导党的工作，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反动思潮，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大钊同志除在北大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外，在学生中普遍成立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除北大外，他还在中大、医大、法大、工大以及其他大、中学兼课，北平为全国文化中心，革命影响和种子迅速传遍于全国。
当共产国际向中共提议，只有民族统一战线，只有国共合作，方能广大开展革命运动时，大钊同志最积极的拥护和赞助这一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在这方面，依靠他的名誉和声望，依靠他的智识和能力，特别是当他游俄归来时，对国共合作、对于树立民族统一战线，曾有最大的功绩。对于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的北上，以及中山逝世的前后，所有的重大政治上的筹划，策略上的决定，实际工作上的措施，大钊同志是其重要的主动者，起着最伟大的作用。大钊同志，同国民党右派西山派作了最无情的斗争，而为国民党左派革命分子的围绕者和领导者。
大钊同志，很能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他往往设法联合许多同盟者和同路人，只要他们今天表示帮助革命，哪怕这些同盟者和同路人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他善于利用革命后备军。例如一九二四年，在北方所采取的联合国民军打到直系曹、吴军阀之策略，结果，因民众的赞助，国民军一时取得了北方多省的政权，而同时北方的革命运动亦随之而有广大的发展。
大钊同志最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切同情，最明白苏联政府是世界上唯一的以革命友谊的关系对待弱小民族的国家，他不仅对于第一次中俄复交运动有极大的努力，而且他和中国共产党终于使国民党在改组的纲领上、在孙中山个人的思想上，明白承认“联俄”是最有利于中国民族革命斗争的政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全中国人民，在实际上完全看清楚这一政策的伟大效果。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北京，实行最反动的统治，大钊同志不避牺牲，坚毅不倦地，继续在北方工作。领导北方群众进行反奉系的斗争，同时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嗾使，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通敌出卖，大钊同志及其他同志乃被匪贼张作霖所逮捕。大钊同志在囚禁审讯中，激昂陈辞，志不稍屈。社会一般人士敬佩大钊同志之为人，群起抗争；大钊同志个人之知交旧友亦多为之奔走营救，而大钊同志终于同其他同志不久便被张贼命令所绞杀。北平民众闻者多泪下，全国各地亦到处举行盛大的追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忘大钊同志。在目前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大钊同志的生平，他的奋斗，他的精神和遗教，更是具着生动而永不磨灭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承继大钊同志的意志，胜利的完成大钊同志未竟的光荣的事业。
在最后一页的背面，还有对该文稿审定和处理过程的一些文字，写有：
陈刚同志：（用铅笔书写）
阅过可用，要将他出席国际大会事加上。（用钢笔书写）
请今天加好，交XPEZA带回，以便付印。（用铅笔书写）
从原件看该稿是誊清稿，改动很少，只有个别地方有所文字添加，是为了更明白、准确地表达要讲述的内容。本文作者在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处改动甚为重要，是将原文中的“任应岐师长”改为“任应岐烈士”。
文件较多谈及李大钊同志与统战和军事的关系。我们知道，因为革命需要，李大钊同志当时结识了甚多的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旧军队的上层人员。但文中为何特别、单一的提到李大钊与一位叫任应岐的旧军队上层军官的关系？又为何特意郑重地将任应岐“师长”改为“烈士”？李大钊纪念馆研究人员认为是文献作者自己所改，但原件文字就不长、是“誊清稿’，再从文献审阅者相关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审阅者所改亦很可能。
既然是作者和审阅者所改都可能，那么，由旧军队“师长”特意改为“烈士”，是严肃的政治断语，使原用语性质改变并且突出，显然是因为当时有着深刻的某种必要，例如要明确、准确表达不能淹没中共烈士的事实、明显含有对烈士的敬意等。
关于审批文字中的XPEZA字样，李大钊纪念馆研究人员未做解读。此短语既非俄文，也非英文，语意不详。从文意看，似指此文件作者，又似文件传递人，目前无法确解。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事迹广为人知。大部分读者初读起来会觉得这份略传跟我们见过的许多文字一样平常、熟悉，不会有特别之感。然而，往往在这种平常、熟知的文字中，却蕴藏着党史上甚为重要的信息，隐隐透出解读一些历史谜团的路径、线索。我们仔细看：
文中关于李大钊同志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关系的叙述，与我们以往的印象有什么不同？怎么谈统一战线时特意又有较多军事方面的叙述？
一、文件写作时间？时代背景怎样？是谁写的？在文件上修改、审批的人又是谁？
二、文件特别提到李大钊联络民国旧军队任应岐，任应岐是谁？从“任应岐师长到任应岐烈士”，为什么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知道任是烈士的人仍这么少？既然那么早——任应岐在李大钊同志生前就进入了李的视野，既然到此文件写作时任应岐已经是党内高层知晓的烈士，——中共党组织和这位任姓将军之间，当时和以后似有故事，这故事也许很有趣和很有意义？
二、纪念馆的考证
要解答这些疑问，我们可从已知的最基本的线索入手。《李大钊同志略传》带回国内后，李大钊纪念馆专家学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他们的考证，澄清了多项史实，还矫正了原文中史实叙述的某些不太准确的瑕疵。因此，考证本身（除一些细节仍有误认误记）应该说是很有水平的，为后续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纪念馆的考证收获有：
1、关于文件的写作时间，初步断定为在1935年底最晚是1936年初。
依据有这样几点：
一、《李大钊同志略传》指出：“目前处于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在目前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大钊同志的生平，他的奋斗，他的精神和遗教，更是具着生动而永不磨灭的意义。”
二、《李大钊同志略传》指出：河北乐亭当时是“冀东沦亡区域”。
河北省乐亭县地处冀东区域。日军在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吞并全中国，首先夺取冀东。1933年初，兴兵攻占长城各口。驻守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冀东人民的支援下奋起反击，都因国民党政府不予援助而失败。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日本侵略军签订“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作非军事区。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签订“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使得殷汝耕组织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就完全陷于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冀东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三、《李大钊同志略传》改定：“任应岐烈士的部队”。
原文本写作“任应岐师长”，特意将“师长”二字划掉，改作“烈士”。
而任应岐将军牺牲于1934年11月24日。
1934年11月9日晚8时，正当任应岐、吉鸿昌在（天津——本文作者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接待桂系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时，突遭国民党特务吕一民等二人开枪枪击。刘少南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法租界工部竟将任、吉扣押，于16日引渡给国民党51军军法处。22日凌晨，任应岐、吉鸿昌又被秘密转押北平。蒋介石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下令杀害。任应岐临终写道：“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吉鸿昌临终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24日下午1时，任应岐、吉鸿昌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四、从《李大钊同志略传》的批示中提到的陈刚在莫斯科的时间断定。
在《李大钊同志略传》最后一页的背面，还写有对该文稿审定和处理过程的一些文字：陈刚同志：（用铅笔书写）阅过可用，要将他出席国际大会事加上。（用钢笔书写）请今天加好，交XPEZA带回，以便付印。（用铅笔书写）
陈刚（1906-1967）原名刘家镇，又名刘作抚。四川富顺人。1925年入北京中国大学，1926年参加“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西城区委工作。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营救出狱后1928年8月到上海，转赴江西参加创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写成《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30年秋中共中央指派为提款委员，化名易尔士。1931年5月回上海负责党中央与国际、国内交通联络。1932年与何叔衡之女何实山结婚。1933年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交通局负责人。1935年和孔原秘密前往苏联，1935年7至8月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化名陈刚，后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底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干部部负责人，1938年9至11月列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到东北，1948年12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内江地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
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情况是：1935年3月中共代表团由20多名同志的组成，由陈云（史平）与陈潭秋（徐杰）、魏拯民（冯康）、曾山（唐谷）、杨之华（杜宁）、饶漱石（梁朴）、赵毅敏、何实山、周和生（高自立）等在上海会合后，前往海参崴，但在1935年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时，已是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
略早从上海出发的孔原（陈铁铮）、陈刚（刘作抚）、滕代远（李光）等先期到达莫斯科，与原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林育英（张浩）、杨松（吴绍镒）、吴玉章、李立三、吴克坚等一起出席了会议。会后，张浩奉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会议精神，其余大部分同志，或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或留在苏联学习。陈刚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
（此处李大钊纪念馆同志所作1935年3月份中共代表团由20多名同志组成的考证稍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陈云1935年3月正在长征路上，红军过了泸定桥以后才有“陈云出川”回到上海，这已经是７月份的事了。此外，1935年3月，因国内深为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也并无一个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准确名单。还有，“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下同。本文作者注）
五、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曾于1935年底1936年初起草《毛泽东略传》，赞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伟大的天才军事家”等，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63-71页）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把写作、宣传中共领导人物作为既定的工作，《李大钊同志略传》是列入其中的一项。由此断定《李大钊同志传略》的写作时间最晚也应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
2.关于李大钊与任应岐
李大钊与任应岐的关系，过去很少提及（现在《略传》中只是简略而概括地提了出来），致使对任应岐将军的烈士称号长久未能定论。此番《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发现，不仅可以用来论证《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写作时间，而且得知在那时已经明确地称呼任应岐师长为烈士。
《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写有：“大钊同志，很能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他往往设法联合许多同盟者和同路人，只要他们今天表示帮助革命，哪怕这些同盟者和同路人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动摇不定的。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和矛盾，他善于利用革命后备军。”“领导北方群众进行反奉系的斗争，同时并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
任应岐（1892-1934）字瑞周，河南省鲁山县人。18岁在淮阳师范读书，后在镇嵩军阚玉琨部任下级军官。1918年3月,胡景翼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在陕西树起靖国军旗帜,率部回攻西安,驱逐亲北洋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陈求援于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时在镇嵩军的任应岐,和隶属于陈树藩部的樊钟秀（1888-1930，字醒民，河南平顶山人）商定，里应外合,突攻潼关,使镇嵩军大败,樊、任所部2000余人加入靖国军,为“护法”运动在北方打响第一枪。1918年秋,孙中山委派于右任在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将部队扩编为五路,樊钟秀为第二路司令,任应岐为第二路团长。1922年9月，豫西成立河南自治军推任应岐为司令。1923年11月,陈炯明叛军自惠州进攻广州,形势万分危急,孙中山命樊部驰援,使广州转危为安。任应岐参与平定陈炯明叛乱有功，为建国豫军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1924年10月,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皖两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署两路北伐军分途北上。以程潜为援鄂总司令,率部取道湖南北伐；樊钟秀军属东路，归谭延闿指挥，自江西北进。后因江西战场形势变化,樊钟秀军在赣中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入赣、湘边界,经鄂、皖入豫西休整。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的噩耗传来,樊钟秀、任应岐等悲痛万分,为实现孙中山遗志,始终保持“建国豫军”旗号,任应岐在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一职时发出通电：决心率其所部“易地不易心。”（1927年1月16日）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的“附录”中有1926年10月1日的北京通信《北方军事政治状况》一文，其中可以找到有关任应岐及其部队的几则资料：
①“河南军事调查表（一）
任应岐（土匪）：李有才旅、王化佛旅、张德胜旅、马少山旅；樊醒民约二万人、梁寿恺旅约一万人等最与民党接近者。”（《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第464页。）
以括号注明为“土匪”，指1926年春，任应岐所部驻地贫瘠，粮械无着，樊钟秀于山西溃败，无暇他顾。任应岐无奈接受鄂军寇英杰改编，被寇委为陆军第十师师长，下辖四旅，但其得不到鄂军供给，成了一支自谋生计的队伍。樊醒民即樊钟秀，此时樊部近四万人，正在豫西南阳、鲁山、郏县一带休整。此表是以与民党接近与否，把河南军事力量以其政治态度分成了：最与民党接近、次与民党接近、态度不明三类，此为最与民党接近类。任应岐的部队最与民党接近的表现，是能容纳国民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如郑尔拙（1906-1936，字养斋，化名郑重。山东菏泽人），在1926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赴武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人员训练所受训后，就被分配到任应岐部队工作。
②“河南军事调查表（二）
师号：第十师；师长：任应岐；标记：应；兵额：9000；枪数：8000；成分：旧樊部；战斗力：平常；驻地：许昌酃城周家口；任务：驻防”（《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第462-463页。）
这两则资料说明此时任应岐的活动，已经纳入了李大钊的观察视野，才会发生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联合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
1926年9月间，北伐军的先锋部队拿下汉口，与樊钟秀部队建立了联系，从湖北跨过边界推进。与此同时，任应岐率9000之众，高举“樊”字大旗，在豫南大地给予吴佩孚的部队以毁灭性打击。刘世如在《1934年天津国民饭店枪杀案中另一位将军》一文，介绍任应岐生平，资料翔实，遗憾的是未涉及与李大钊的交往。我们只能推断《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写作者，定然十分了解有关的事迹，否则不会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指出李大钊“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这是在《李大钊同志略传》全文中唯一地、指明道姓地举出的具体事例，更特别将原来已经写上的“师长”改为“烈士”。
从李大钊的军事政治状况的分析和论说中看到，李大钊策应北伐的军事谋略是全面而精当的，并且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完全地付诸于实施。李大钊为冯玉祥国民军所策划的、在北方打响的南口战役，目的在于把奉、直、晋各派军阀的军事力量牵制在北方，使力量相对弱小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
正如李大钊在《奉军最近军事计划》（1927年1月）对河南军事态势的分析：
“惟河南方面，在奉方则认为十分危危，盖忠吴（吴佩孚）之军饷械缺乏，无作战之能力。而靳、魏之辈复倾于南，奉方虽正积极拉拢豫中各军，使其打先锋抵御国军，然成效如何，尚不可知。且国军冲至郑州，与党军、樊军并靳、魏等会合一起，势必不可轻侮，而奉军则又不能不入豫与之交战，既无必胜之把握，自非经过重大之牺牲不可。然牺牲之结果，未必能驱除党军、国军、樊军、靳、魏等军数大势力于豫境之外。今日奉方之于河南，真可谓忧心如痗，寝馈难安者矣。”（《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第175页）这里的樊军，正是任应歧以所部9000之众，重创了在河南的吴佩孚部队，这是记录于北伐战争的史册之中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也正是李大钊策应北伐军事谋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著作中也说到任应岐，如《毛泽东文集》注释：“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三、文件背后的一条小道
李大钊纪念馆的研究同志对文件的考证是严肃认真的，也是高水平、收获大的。但关于文件的作者和文件背后的批阅批示者，没有给出答案。其中认为陈刚是“审定者之一”一句，也似答案眉目未清。
沿着李大钊纪念馆党史研究同志的考证，本文的考证和“阐述”或称深度叙述，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李大钊略传和纪念馆党史研究者的论证，传出的党史信息和党史知识，相当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是：
1.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李大钊同志生前，至少思路已接近成型。即三大法宝几乎与党同时诞生，同时起步。
2.李大钊本人不仅是中共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不仅是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还是军事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在李大钊全集里，军事情报工作清晰展示，历历在目。读者可以明了，李大钊还是中共早期情报战线的领导人。
《李大钊同志略传》里以近身描写的笔法，写了李大钊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并将李大钊同志的性格特点都写得真实朴素又鲜活。关于李大钊是最早的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创始人和引路人，我们在此稍作一些考介。
1922年8月，在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西湖会议或称杭州会议，参加者只有7名领导人，他们是李大钊、陈独秀、高君宇、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西湖会议没有“南湖”会议因启航那么出名，也没有遵义会议因转折那么严峻，但它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湖会议，是第一次国共切实合作的肇始，是中共统一战线从思想到实践的肇始。一般党史书籍记载的是，共产国际主张国共大力合作，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以降，一致激烈反对，后来才趋于合作。但有识的学者记载：
李大钊同孙中山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
龚书铎、黄兴涛《李大钊与孙中山》
我们顺便介绍的是，西湖会后，高君宇在湖边见到了没参加会议但也到了杭州的毛泽东和刘仁静，并告诉了他们会议内容。这个历史细节，不出名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国共早期堪称轰轰烈烈的合作，对近代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专门研究这一专题，但提起读者思考的是，国共两党早期的真诚合作、特别是中共这一时期与国民党真心交下的朋友，许多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独特的作用。可以说，李大钊烈士的独特品格和统战思想，是留给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遗产”，甚至一定意义上说，本文以后将写到的党中央和红军在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夜路里，李大钊同志也是“指路人”之一。
关于文件里写到和李大钊纪念馆党史研究者注意到的李任关系。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最精警的一笔，是将“任应岐师长”改写成“任应岐烈士”。甚至到今天，这都是一则“新闻”，因为知道任应岐是中共烈士的人极少。任应岐烈士，是20世纪初在中国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无数献出宝贵生命的党员先烈中的一员。他的生命结束于1934年11月24日的北平天桥刑场，时年42岁，罪名是“参加中共，危害民国——”。他当时和曾经的公开身份，与并肩就义的另一位将军吉鸿昌一样，是民国军队中的军长。他二人均为河南省人，早年从军，从士兵开始，沙场冲杀，与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贺龙、叶剑英、陈赓等人一样，在旧军队、在黑夜里摸索过，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理想，最终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两人有甚多相同之处，都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宽带束腰，声若洪钟。据记载，在刑场，当行刑人宣布死刑时，“两人闻之相视均有色变，但再无其他”“过度”反应，当场写下遗嘱。吉鸿昌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任应岐写有，“大丈夫有国不能报，有志不能申，痛哉”。
所不同的是，吉鸿昌烈士以民族英雄，优秀（中共）党员载入史册，而任应岐的名字七十年里不仅湮没无闻，长时间中还背过“反动阵营的分子、阶级敌人”名声，最多是“爱国将领”。在他的河南故乡，他的亲属像《集结号》里的谷连长一样，“连国民党杀害他的罪名都已讲明是他参加了共党，明明是烈士，怎么就在党的队伍里没有影子呢”，艰辛奔波，寻找他由旧军人改信仰共产主义后的组织线索，岁月无尽，年复一年。这个组织线索，我们后面将讲到。
四、谁是文件的审阅者
文件既写于1935年初和年底之间，最晚1936年初，而任应岐、吉鸿昌两将军牺牲于1934年冬天，我们这里将那个时代背景与《李大钊同志略传》文件相关的“历史的天空”再稍详细展现一下。
1934年，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江西中央根据地失陷，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开始了铁流万里的悲壮长征。
1935年初，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推行新生活运动。这一时期，在白区特别是上海中共地下党被捕人数最多，至春夏，达4000余人。国民党召开新一届代表大会。会上，在白区抓捕共产党的特务机构领导人陈立夫得票数超过了在江西剿共“最成功”的蒋介石。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接连被捕叛变。总工会、文委、共青团、军委、特科均有多名人员被捕。“从嘉兴南湖驶出的红色小船”，此时正是驶进黑风暴铲型礁10级巨浪漩涡之间。在上海，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断了联系的没有被捕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员们，仍在不屈不挠，虎困犹斗。
这就是党史上的“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大致缩影。
1934秋到1935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枪林弹雨的长征路上。春天，到达贵州乌蒙山赤水河，面对国民党30万军队对3万红军的血腥围追。2月到5月，四渡赤水。5月后，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再稍后一些，一年后西安事变发生，两党再次联手，全民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那么，任应岐和吉鸿昌两将军的英勇牺牲，与这时代背景是什么关系呢，以往党史记载不详。我们还是从考察文件的写作者和批阅者是谁谈起。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李大钊同志略传》的写作者和在文稿上写下审阅意见的人是谁。
在当时的党中央机关（以及中央局机关）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能力写作李大钊略传这样材料（时李大钊同志已牺牲八年）的人员，只要不是向忠发、顾顺章这样的以工人阶级四个字为盔甲的混世好汉，应为不少。从文中看，略传作者对李大钊同志相当熟悉，字里行间深现着对李大钊凝重的感情和哀惜。符合这一条件，文件不论写于上海还是莫斯科，都有合适的作者，例如陈刚即其中之一。李大钊纪念馆研究人员对陈刚的研究介绍是基本准确的。此时的陈刚，是党中央地下交通局局长，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那么能够在略传上写批示给他的审阅者，应该是他的上级，是更高一级的领导人。他是谁？
先来看看《李大钊同志略传》的用途。我们认为，这份略传可能有几种用途。
1.是用于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办的《救国报》和《救国时报》的稿件。
2.应共产国际工作需要撰写。
3.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撰写的材料。
4.其他
先看第一种情况。根据“请今天加好——以便付印”的审阅意见，我们判断这很可能是用于有时效性的印刷出版物的稿件。《救国报》是创刊于1935年底的《救国时报》的前身，报馆在巴黎，编辑部在莫斯科。如是稿件，那么文件背后的批语，就是编辑审文意见。《救国报》和《救国时报》的编辑（包括总编辑），有吴玉章、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林达生、赵毅敏、吴克坚等多人。按“写作时间不会超过1935年年底”来看，此文如发在《救国报》上，《救国报》仅出了15期，《救国时报》也新创不久，那就有案可查。而《救国报》和《救国时报》上如没有，当然也不能说明此文件不是当时的稿件，只不过它被赞许可用后最终未能见报，而是留在了档案里。它的命运为何如此，也值得思考。
按编辑部和作者关系以及编辑工作技术和流程，审稿编辑对相关稿件，最好应是对相关情况较熟悉的人。从《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对“任应岐师长”改为“任应岐烈士”的情况看，作者和审稿人当时即对任应岐烈士的详情很清楚。而任应岐是我党先烈，知情人极少且长期深为隐密，在上述《救国报》诸编辑中，我们认为深知其详者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林达生。这位林达生，相关情况我们将在后面叙述。
再看第二种情况，在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内，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多位中共领导人都撰写过或由别人代写过“个人略传”，以备档案保存、研究和宣传（李大钊同志已牺牲，略传由其他同志撰写）。
第三种情况，是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代表团会上交流的材料和文件。陈刚已在苏联，作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他的上级特别是相关上级，能对陈刚以这样方式下指示的，只能是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两人。特别是，如果这份文件写于1935年底，那么就是“八一宣言”在《救国报》上发表，向全世界公布之后。此时的王明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正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此时的康生，政治态度和王明完全一样，并且同样是陈刚的上级，同样也管文字工作，因此也可能是那位文件批阅批示者。
现在，我们看另一条线索，文件作者或审阅人当即将“任应岐师长”改写成“任应岐烈士”，正是这两个字的差异，使后人的考证思路出现了拐弯。因为王明、康生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先后离开中国，任应岐成为烈士以及相关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王、康远在国外不知详情，即使后来知晓也是二手且辗转多时（介绍一个当时的中共国内同志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状况的时代背景情况，1935年夏，王、康从莫斯科给国内同志下指示，因电信中断，由苏联相关人员作信使秘密带到上海，其中有让某负责同志赴苏参加国际七大语句，而该“同志”早在江西根据地被捕叛变已半年）。
在这之外，符合文件相关线索的，在陈刚赴苏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国内出发地上海，还有一个人。他也是陈刚的上级，他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入党，是1923年起李大钊同志身边的紧密战友，并且还是真正联系任应岐、亲历任应岐等同志战斗牺牲过程的领导人，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最后一任书记，名叫刘仲华。今天的读者对刘仲华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聂荣臻元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他。《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写道“——在上海，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刘仲华，又名刘子华，是军委机关搞情报和联络工作的，在艰苦复杂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的表现很好，工作是有成绩的。恩来、富春同志和我，在情况紧急时，都到过这个联络点得到掩护。蔡和森同志的儿子蔡博同志一直由这个联络点的房东太太抚养长大。全国解放后她把蔡博送来北京，蔡畅同志还请她吃过饭。解放战争时期，刘仲华同志跟李宗仁的南京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和我们的谈判，还给我带来了一封李宗仁的亲笔信。刘仲华同志解放后担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革中去世。”
刘仲华的身份和对任应岐的熟悉，对李大钊同志的熟悉等条件都对上了，但还是有问题。我们已经说过，读者也已经知道上海处在国民党深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电信已中断，相互间联系只能通过秘密交通，不是最紧急和最紧要的信息，不可能随身携带，更不可能从上海写好，冒险携带至千山万水外的苏联，有中共重要干部张浩、阎红彦、潘汉年从苏联秘密回国时，连密码都是心中默熟然后秘密穿过无数艰险难关回到内地为证。这时间，刘仲华正在上海而不在莫斯科，按不可能上海写好带至莫斯科的情况（除非此期间他到过巴黎或莫斯科），因此，我们将他当作一个如果有特殊情况，亦可能的文件批阅者。
考证至此，先停一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才是文件批示的最大可能者。这个人曾经在中共党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有与李大钊同志一同工作的经历，此时也是陈刚的相关上级，也从头到尾知道任应岐的英勇牺牲，此时也正在苏联（他在上海中央局担任重要职务以及和孔原、陈刚等一同赴苏，即使不是同一条船和同一次车，前后相隔超不过一个月），赴苏后担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来由于复杂原因，他几乎人间蒸发了。直到1953和1957年、苏共和中共分别为他平反。半个多世纪后，2005年中央媒体“永远的丰碑”主题宣传，以“忠烈之心感天地的革命者”为题，简要介绍了他，他叫武胡景——
武胡景，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县。1921年夏，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不久结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4月，任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同年夏，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书记和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8年秋，根据党中央指示，武胡景回国到山东工作，先后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中共青岛特支书记，同年12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党中央调武胡景赴济南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和组织整顿工作。4月不幸被捕，在敌人没有了解其真实身份时，他与邓恩铭、杨一辰等建立狱中党组织，共同领导狱中斗争，并于4月和7月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杨一辰和武胡景等6位同志先后成功越狱。脱险后，武胡景等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狱中斗争情况和越狱经过，党中央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1930年1月，党中央委派武胡景赴顺直省委工作，任唐山市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2月，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1月，党中央调武胡景到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参与领导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担任代理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斗争。1935年，武胡景奉党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时年37岁。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据新华社电）
关于武胡景烈士，有一点，“永远的丰碑”里没有介绍。他还有一个化名，叫林达生，就是我们上述的，在《救国报》和《救国时报》作重要编辑的林达生。他们是同一个人。还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个“林达生”编辑，是中共在苏联肃反时期牺牲（被错误杀害）的烈士中职务最高者。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特科老战士陈养山同志撰文愤怒揭发康生，写到康生残害赴苏特科人员的深重罪行，特别重要谈到的就是他。
五、未能实现的中原暴动
我们谈到的刘仲华和武胡景，两人与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都有密切关联。两将军牺牲前，在紧张筹备着一件重要事情，本处做一介绍。
吉鸿昌由早期中共党员宣侠父、南汉宸介绍入党。关于任应岐入党有两种线索，一为由老共产党员刘仁介绍；另一种，从他进入李大钊同志的视野，到中共党组织和他取得联系，以及他和中共直接和间接的密切关系，以及加入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来看，入党介绍人应是刘仲华或刘仲容。刘仲华和刘仲容在中共党史和秘密战线中，是不只因为名字相近的生死战友。二人并肩战斗多年。他二人的名字解放后一起出现在公众媒体，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欢迎李宗仁属下程思远先生的宴会上，排列顺序是：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李克农、罗青长。一直到1965年，李宗仁“总统”归来，国共领导人欢笑相聚的人群里，亦有两人的身影。任应岐进入李大钊的视野，先是共产党人郑重与其联系，其后与其联系的，极大可能是刘仲华。他是中共最早从事军运、统战和情报工作的人员之一，当时主要活动于河南、西北和华北、西北军和其他军队上层。另外，这一时期任应岐身边密友中，有刘仲容的父亲、著名的民国老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央特科的老朋友刘承烈。由此可以得出，任应岐生前加入的中共组织，和吉鸿昌一样，是上海中央特科。1934年，两将军牺牲前后的特科主要领导人是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当时，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缓解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危局，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领导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工作和特殊战线的斗争。吉鸿昌、任应岐参加的筹备精心，从南方到北方，联系多方各界的中原大暴动就是其中之一。暴动领导人及参加者，除任应岐、吉鸿昌及全国各方将领外，中共方面参加领导者，有宣侠父、南汉宸、柯庆施、朱其文等多人。这一行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发觉，由蒋介石亲自布置，何应钦、郑介民联手行动而被扼杀。
在“永远的丰碑”主题宣传中，就有参加领导这一大行动的“中央特科成员”宣侠父：
宣侠父，1899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宣侠父受党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因政见不同，触弄校长蒋介石，被开除学籍。1925年春，经李大钊推荐，宣侠父和一批共产党员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后随国民军二师西征到兰州。“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在南京、山西晋城、河北张家口等地联络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5月，他促成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担任同盟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34年春，宣侠父与吉鸿昌、南汉宸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年夏，被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到香港联络抗日反蒋，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9月开始任18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938年7月31日，被特务秘密杀害。
关于南汉宸，世人皆知是老共产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对其当年在隐蔽战线上参与领导这场大暴动一事知者甚少。南汉宸，山西洪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早期在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是中央特科成员，并曾任中央特科平津地区分支机构负责人和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在华北地区隐蔽战线建立了地下情报网，并在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在统一战线和组织武装暴动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这一时期，吉鸿昌、任应岐和南汉宸、宣侠父、柯庆施、朱其文等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筹备并在天津密议，原计划是，先拉出吉鸿昌在江西剿共前线的旧下属部队，撤至中原后，再联合任应岐旧部等地方军队，组织十万人的大暴动。暴动成功后，将部队转移至西北与杨虎城部联合，开辟轰轰烈烈的西北反蒋抗日新局面。事过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这一行动的时间、规模、组织者、领导人等情况，可以看出，如果这一行动成功，几乎是内容稍有不同的小一些的“西安事变”。其对江西红军战局的缓解，对中央苏区的支援，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改变，对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尽早形成，其将载入史册的是什么？
这一页几乎完全被埋没的历史，相关记载还有：
1934年4月，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为加强在北方实施中原大暴动的组织，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南汉宸为书记，成员有宣侠父、柯庆施、朱其文、吉鸿昌。随后，南汉宸前往山东泰安拜会冯玉祥将军，共策抗日大计，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冯玉祥（徐维列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碾生、邓哲熙、宣侠父和南汉宸。南汉宸任秘书长，主要任务即是联络全国各地反蒋抗日部队宣传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南汉宸、宣侠父、吉鸿昌等一方面邀集西北军队中有反蒋抗日思想的将领苏雨生、邢肇棠等人到天津，集中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河南、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方面派地下党员茹志章持南汉宸信前往西安联系杨虎城统一行动。杨虎城表示同意，并当即交给茹志章一大笔现金，嘱其转交南汉宸做经费。正当紧张奔波，积极准备暴动时，党内出了叛徒告密，引起国民党方面极度警惕，开始撒网捕杀暴动主要领导人。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获悉敌人阴谋后，立即通知天津南汉宸，要求五人小组立即撤离。在吉鸿昌应该撤离时，南汉宸发现他还未走，即要求他马上撤离。但吉鸿昌因已与李宗仁的代表约定接洽一批军火，坚持待事情办妥后，再赴上海与南会合。据纪念南汉宸同志的相关文献中记载，南汉宸急由津浦线乘火车赴上海，列车到达浦口，在等待长江轮渡的机会，南下车给吉发了一封电报：“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列车进入上海站，南刚下车，就看见一个戴墨镜的人。以往的记载是南汉宸认出这个人是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这里我们要稍作说明，此时周恩来已在长征路上，南汉宸所见“机要秘书”应是周在上海中央机关时的身边工作同志。此时上海军委特科密切领导这一大行动，此 人应是武胡景、刘仲华派往车站紧急联系南的特科人员。南汉宸知道他是来接应自己的，便径直向站口走去。接应者在后面紧跟着他，并乘涌向车站出口的人群混乱，塞到他手里一个火柴盒。出站后，南从火柴盒里得知“吉和任被捕”的消息，毫不犹豫又立即返进车站，登上了返回天津的列车。途径泰安时，他下车直奔冯玉祥公馆。冯将军听讯后亦大惊，与南汉宸商定，三日内亲自下山参加营救。南汉宸又奔走于于学忠、鹿钟麟等国民党要员中，恳请他们参加营救吉、任两将军。在上海和其他渠道，特科也在全力行动。由于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抓的大案和有很高级别的防范，各方所有营救行动均未成功。11月24日，吉、任两将军在北平就义。
六、不是尾声
关于《李大钊同志略传》这份珍贵文献的考察，和关于李大钊同志与统一战线、军事和情报工作这个题目，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只能叙述到此了。读者可能有遗憾，不少问题我们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前边说了，在这一莫斯科档案背后，确是路径幽长、迷雾弯曲。读者愿意的话，请跟我们再往下稍走着看。
关于1934年-1935年这段岁月，我们要说的还有，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正处高峰，而中共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由此，李大钊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军事、情报工作的思想和经验有多么宝贵。我们现在已知的是，为挽救江西苏区的危局，按照周恩来等党中央重要领导的指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特科的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欧阳新、南汉宸、宣侠父等许多同志，在相关资源被“左”倾路线几乎破坏殆尽的境况里，冒着巨大危险拼力开展统一战线、情报战线工作，由此任、吉两将军的英勇牺牲才特别悲壮。
关于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的就义，以往党史书籍文献记载和民间流传，有吉鸿昌将军命令行刑特务拿椅子来，“我为抗日死，要堂堂正坐下”。又命令特务走到他正前方，“我为抗日死，不能背后挨枪，我要看着你们开枪”，以及吉将军手执树枝当笔，写下了气壮河山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但关于任将军现场的记载很少。我们前边说了，有记载，任亦留下了“大丈夫有国不能报，有志不能申，痛哉”的沉憾。跃马横枪终黄土，我们不是“客里空”，不能编写出任将军最后看着高墙外的蓝天白云消失时心里想了些什么。但蒋介石在日寇大进、亡国阴影已经破我国门时，还卑鄙杀害抗日猛将——吉任两将军如重上抗日战场，岂止会如猛虎出山——可以断定，任应岐和吉鸿昌此时心境是绝对相通的。所不同和鲜为人知的是，任应岐与蒋介石关系较吉鸿昌更早，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或许更“深”。早在上世纪20年代，驰援广东护卫孙中山的征战以及北伐时立下赫赫战功的“豫军樊钟秀部”，指挥官正是任应岐。因为那时就认识任将军，所以蒋校长、蒋总裁、蒋委员长在多年后亲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时，还训斥过几十名属下高级军官：“北伐时豫军一万多人能（从外地）一直打到河南，你们现在什么样子……就不能……”
大海长天起波澜，英雄不问身后寒。留下千古绝唱和千古遗憾的吉、任两将军，都化成了历史。蒋委员长也早已成为历史。烟波浩渺的史海中，有一个任将军不只是身后寒，其生前就发生过的不知到死时仍未知晓、还是早已知晓并痛悔无比，而蒋介石却早就相当知晓并有深刻记忆的细小泉眼。
从时间看，这个微小的泉眼故事后不久，恰是任应岐将军和中共上海中央军委(特科)和北方局有了深入联系的岁月。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妄猜想，有待历史真实详情浮上水面。我们知道的是，在这个小泉眼故事中，蒋委员长扮演的是一个收获了“半座江山”而踌躇满志的角色，5年后，国共拼争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个蒋委员长沸水煮鱼惬意等食的夜晚，同样的故事被历史轮回般地重演了一次，结果是中共中央和红军游鱼出釜底，摇头摆尾长驱而去。这次是他至死不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中共绝险逢生的故事了，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们有可能详细讲述。还有，故事开头，有可能在这里——
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任应岐将军和蒋介石总司令之间，有过一个共同的熟人，叫蔡孟坚。蔡孟坚是谁，无论80后、90后，无论脑筋如何急转弯，可能都是一片茫然。但说起顾顺章，可能00后有的都朦胧知道。对，就是在1931年4月24日，抓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负责人、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那个蔡孟坚；就是在惊心动魄的金陵之夜和黄浦江之夜，国共两党的惊险搏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个蔡孟坚。其时，蔡任国民党武汉少将侦缉处长。顾顺章自诩特工首领，被传为特工奇才。但他至死不知的是，蔡孟坚能抓住他，绝非等闲者，他是国民党的最高级特工之一。半世纪后，已是九旬老耄的蔡孟坚披露过一些史料，他写下了《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和其他记述，讲他抓捕顾顺章，显示当年的“得意之笔”……
“可能改变历史”，这是蔡孟坚的自诩，但历史的事实是，无论蔡孟坚们和他的蒋委员长还是庞大的国民党军队，终究没能改写中共历史。天网之恢，他们至死不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不是人们都早已知道的发生在1931年4月那个顾顺章被捕的夜晚，也不是著名的金陵之夜和黄浦江之夜。这个小泉眼故事时间更早，发生在1930年的河南许昌，蒋冯阎中原大战中的历史拐弯处。
……
（本文为作者《夜路指北》写作序列中的一个部分。后续章节本报将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9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