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唐代，岭南是贬谪文人的主要流放地。由于其生态环境与北方完全不同，文人非常关心该地是否适合生存，因此他们必然会对该地区的环境形成自己的认识。本文通过考察《全唐诗》及其他相关史料，希望深入了解文人的岭南意象。这种意象主要表现在该地环境恶劣，毒物种类繁多。如果身在此地，随时都有生命之忧。其形成是岭南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人自身遭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关键词]唐代文人；生态环境；岭南意象
【作者简介】李荣华（1978—），男，陕西蒲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天津300071）。
【原文出处】《鄱阳湖学刊》（南昌），2010．5．55—6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生态史研究：以生活方式和风俗为中心”阶段性成果（osJJD770121）。
唐帝国建立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北交通条件的改善，岭南与中原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与北方地区相比较，岭南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是贬谪文人的主要流放地。但是南北生态环境完全不同，文人非常关心该地是否适合自己的生存，因此他们如何认识、评价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他们的岭南意象）也就值得探讨。以往学者的研究多注重岭南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1】而探讨文人群体的岭南意象则相对较少。【2】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通过考察全唐诗及其他相关史料，来研究文人的岭南意象及其形成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唐代文人岭南意象的表现
唐代文人笔下的岭南，环境恶劣，毒物种类繁多，如有瘴气、含沙、毒草、毒蛇、蛊毒、鳄鱼等。他们不断地书写这些毒物，以表达内心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担忧，从而使其岭南意象充满悲剧色彩。
（一）“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史书中对岭南之瘴的最早记载。大约是在东汉初年或者稍早时期（左鹏，2002：260）。与此同时，中原人士在南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瘴气杀人的观念。到了唐代，这一观念依旧流行。《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中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欲任命卢祖尚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先答应，后“以旧疾为辞”。唐太宗不得已，派杜如晦去宣旨，他也坚决不去。卢祖尚之所以抗旨，原因是“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中，当陈少游被任命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时，他不愿去，原因亦是“南方炎瘴，深怆违辞，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旧唐书》卷41《地理志》中载，北流县“鬼门关”以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人们十分畏惧该地的瘴气。
文人通过诗歌也表达了他们对瘴气的恐惧：“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3】沈佺期离开京师后，曰渐衰老，原因恐怕就是岭南之瘴的影响。宋之问的“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4】、张均的“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5】以及李德裕的“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6】等诗句也反映丁他们恐惧的心态。总之，岭南炎瘴的环境使文人有如临地狱、生不如死之感。
（二）“含沙缘涧聚，吻苹依林植”
含沙，又称蜮、短狐、射工、水弩等，即今天的恙虫病，是由恙虫立克次体所引起的急性发热性斑疹寒状传染病（萧墦，2005：268）。据《诸病源候论》卷25《蛊毒病诸候》记载，含沙主要生活于水中：“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因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人人家，或遇道上牛马等迹内即停住，其含沙射人影便病。”因此宋之问指出“含沙缘涧聚”【7】，张祜也指出“溪行防水弩”【8】。来到岭南的文人为了躲避含沙，一般晚上活动于水边，“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9】，“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10】。由此可见他们对含沙的恐惧。
吻草即野葛，又名冶葛、钩吻、胡蔓草等。其蔓生，所以“吻草依林植”。【11】它含有剧毒，“野葛，毒草也。……其毒多著于生叶中。不得药解，半日辄死”，【12】主要毒性成分为钩吻素子、钩吻素寅、钩吻素卯等。人中毒后，症状为呼吸麻痹，轻者呼吸困难，重者呼吸停止直至死亡（江苏新医学院，1986：1666）。岭南当地人的风俗之一就是利用野葛制作毒药：“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或以涂马鞭头控上，拂着手即毒，试着口即死。”【13】《旧唐书》卷186《王弘义传》中记载酷吏王弘义与来俊臣罗织罪名，陷害他人时，常以野葛狼毒来比喻自己所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可见，北方地区的人们对野葛并不陌生。因此，当有人前往岭南之时，送别之人会让他时刻提防野葛，这从元稹的送别诗《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中强调“毒草莫亲芟”【14】可以看出。总之，在时人看来，前往岭南一定要小心野葛。
（三）“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
关于岭南蓄蛊之风，唐前期诗人宋之问较早注意到，“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15】不过，唐中期以后这一地区蓄蛊成风，“益虫群飞夜扑灯”【16】，“人多药户生狂蛊”【17】。《岭表录异》中也记载“广之属郡及乡里之间多蛊毒”。【18】该地之所以多蛊毒，当时之人认为是与湿热的环境分不开的，“在唐以后的史料，都显示出南方多蛊毒，甚至北方无益毒。这种观念固然受到古人以为南方暑湿而孕育毒物的想法有关，但是隋代以前，蛊毒基本上也在北方出现”（范家伟，2004：153—154）。岭南蓄蛊的传统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联。
面对岭南蓄蛊之风，人们指出如果前往此地，必须防备，“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19】其预防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用银来检测，“畏药将银试”【20】，“试蛊看银黑”【21】。银变黑则证明含有益毒。不过在今天看来，只有当蛊药中含有硫化物时，才能使银的表面产生硫化银，从而变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蛊毒都可以通过银检测出来。二是用药物来预防，元稹指出可以用雄黄来预防，“夷民喜聚蛊，秘方云，以含银变黑为验，攻之重雄黄”。【22】备急千金要方》卷24《蛊毒》中对此方也有记载：“蛊毒千品，种种不同，……所以出门常须带雄黄麝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人，养生之家大须虑此。”面对着蛊毒，时人不得不谨慎小心。
（四）“悬蛇结虺如葡萄”
岭南的蛇种资源极其丰富。柳宗元的“悬蛇结虺如葡萄”【23】、李贺的“竹蛇飞蠹射金沙”【24】、李绅的“丹蛇玄虺潜矮蛇”【25】以及“瘴岭冲蛇入，蒸池蹑虺趋”【26】、黄滔的“时闻雷雨惊樵客，长有龙蛇护洞门”【27】等诗句可以说明。《岭表录异》卷下中也指出该地有金蛇、蚺蛇以及两头蛇等。【28】在这些蛇种当中，威胁最大的当属虺。关于虺与蝮蛇的关系，东汉应劭认为虺就是蝮，有剧毒：“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则割去其肉，不然则死。”唐人颜师古同意郭璞的看法，认为蝮和虺不是一种：“《尔雅》及《说文》皆以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种蛇。其蝮蛇，细颈大头焦尾，色如绶文，文间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针，大者长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类也。以今俗名证之，郭说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29】蝮蛇主要生长在南方，虺到处都有。它们之所以有毒，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与太阳之气分不开的，“炎蒸结作虫虺毒”。【30】在王充的《论衡》卷23《言毒》中，“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虫则为蝮蛇、蜂、虿；在草则为巴豆、冶葛……”炎热的环境是有毒的，其所孕育的万物必然含有毒性。这种认识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有失偏颇，但是却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观念。
（五）“鳄鱼大如船，牙眼怖杀侬”
岭南的古鳄有马来鳄、湾鳄等。其中，马来鳄分布在内陆的河水中，湾鳄分布在沿海岸和潮汐带（何业恒，1997：54；曾昭璇，1988）。在唐代，潮州、梅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等地鳄鱼分布比较广泛，西江谷地、潭江流域等珠江三角洲边缘山区则相对较少（曾昭璇，1980）。
鳄鱼严重影响着岭南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潮州一带。韩愈在《泷吏》一诗中写道：“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行当何时到，土风复何似。”泷吏特别提及当地的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31】《旧唐书》卷160《韩愈传》中记载，当韩愈到达潮州，“询吏民疾苦”，当地吏民一致认为“郡西湫水有鳄鱼，乱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韩愈“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并呪之，“……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技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自此以后，潮州再无鳄鱼之害。实际上，鳄鱼依旧生存在该地，并不因韩愈的威逼利诱而逃离。《岭表录异》卷下中载，李德裕被贬到潮州，路经鳄鱼滩时，“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窟宅也”。【32】鳄鱼依旧威胁着当地人的生命。“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矫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33】此外，在汀江一带也栖息着凶猛的马来鳄（文焕然等，1979：8）。“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沤泄，藏石走瀨，连舻糜解；有鱼焉，锯齿锋尾面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恶溪”。【34】恶溪之所以得名，原因之一就在于该地有食人的鳄鱼。总之，鳄鱼已经成为岭南环境恶劣的象征之一。
由以上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对岭南十分恐惧，而韩愈“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这句诗正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态，可以充分表现其岭南意象。
二、唐代文人岭南意象的形成原因
文人岭南意象的形成，一方面与岭南的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这一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满足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但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他们发展生产的动力，从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致使其生态环境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毒物众多。另一方面，也与文人自身的遭遇有关。被贬谪到该地的文人通过书写当地恶劣的环境以表达他们内心的失落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一）岭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唐代岭南的气温高于现在（何业恒，1999），湿润多雨。《隋书》卷31《地理志》中记载岭南二十余郡“土地下湿”。宋之问也指出韶州一带“日夜清明少，春冬雾雨饶”。【35】今日岭南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1500—2000毫米之间，以夏雨为主，北部春雨多于秋雨，南部秋雨多于春雨（任美锷，1992：247—250）。
地貌上，岭南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和盆地所占不大。其东、西、北面以山地丘陵为主，南面以平原和谷地为主。地势北高南低，向沿海地带倾斜。水资源方面，该地河流众多，珠江为最大的水系，东江、西江、北江从三面汇来，在下游构成河网稠密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逐步形成的，唐宋时期，已经完成大面积的水下堆积，由汉晋时期辽阔的海湾演变为岛屿洲潭的地理景观（周源和，1987：62）。总之，岭南地貌复杂，水资源丰富。
岭南湿热的气候、复杂的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一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以《岭表录异》为例，可以看到当地人的各种食物资源。其中，动物性食物有蚝蛎、水牛、羊、鹿、猪、鸡、野象、鸮、鹧鸪、跳蜒、嘉鱼、鲎鱼、黄腊鱼、竹鱼、乌贼鱼、魿鱼、虾、石矩、瓦屋子、水蟹、蛤蚧、蜈蚣、蚂蚁等，植物性食物有山橘子、山姜花、桄榔、荔枝、龙眼、橄榄、枸橼子、椰子等。这些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丰富了当地人们的饮食文化，满足了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童恩正在探讨华南农业起源时指出，这一地区植物资源的丰富，特别是水生动物的易得，使得狩猎采集或捕捞的经济较易维持，因此该地区在很长时期保留了几种不同经济类型。尤其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部落而言，农业生产的不足很容易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充，他们感受不到改进生产的压力，其农业生产方式也就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童恩正，1989）。到了唐代，当地的农业生产仍然以“火耕水耨”为主（吴建新，2006；陈伟明，1992）。由此可以看出岭南的资源、环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岭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态环境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这一地区植被茂密（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1982：21—22），适合瘴气、含沙、蛊毒、毒蛇等毒物的生存。首先，就瘴气而言，“从自然环境来说，瘴气是热带森林气候的表现之一，其特点是云雾多、湿度大、闷热。这种环境，枯枝落叶多，土壤中含腐殖质多，水中含腐殖酸等也比较多，微生物生长繁殖迅速，饮食稍不注意易生疾病”（文焕然，1992）。在《岭表录异》卷上中，“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36】瘴气的形成不仅与湿热的环境有关，也与茂密的森林资源有关。其次，就含沙的传播媒介恙螨而言，它主要孽生于阴暗、潮湿的丛林边缘，溪沟、江河沿岸的灌木杂草丛中以及鼠类出没的场所（萧墦，2005：268）。岭南潮湿的环境、丰茂的植被为其生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第三，关于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37】岭南湿热之地适合各种毒虫的生长繁殖，从而奠定了当地之人蓄蛊之风的物质基础。第四，关于毒蛇，“悬蛇结虺如葡萄”。【38】今天的岭南是我国蛇种甚多的区域，主要毒蛇有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眼镜王蛇、尖吻蝮、烙铁头和竹叶青等。对于唐代的岭南而言，其生态环境未发生较大改变，毒蛇的数量也就可想而知。第五，关于野葛，“阴森野葛交蔽日”。【39】《唐本草》注云：“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闾巷皆有。”【40】可见岭南野葛资源极其丰富。此外，该地区也适合鳄鱼的生存。鳄鱼主要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河流、湖泊和多水的沼泽中，也生活在靠近海岸的浅滩之中。以唐代岭南鳄鱼的分布情况来看，它们的生存环境没有受到当地人们生产活动的影响。总之，文人对岭南所形成的认识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当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的。
（二）文人群体岭南意象的形成
自秦汉以来，在南北交往的过程中，华夏社会逐渐形成岭南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生存的观念。到了唐代，这种观念表现得更加强烈。
唐代流放各级官员的地方主要有岭南、黔中、剑南以及江南东、西两道、山南东、西两道、关内道、淮南道等。其中，岭南道是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根据两《唐书》所载，有名有姓且有具体流放地者共211人，岭南道就有138人，约占流人总数的65％。如果加上那些被流放到岭南但只有人名而五更具体的流放地或者有地名而无人名的，那么被流放到这一地区的罪人远远高出其他地区而位居榜首（王雪玲，2002）。一般而言，官员被流放之地属于恶地。刘禹锡在《读张曲江集作并引》中写到：“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41】唐德宗贞元年间窦参被贬之时，“其窦参等所有朋党亲密，并不可容在侧近，宜便条疏，尽发遣向僻远无兵马处，先虽已经流贬，更移向远恶处者”。【42】由此可以看出，岭南在唐人心目之中属于“恶地”、“不毛之地”。
据有关学者对《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诗人的粗略统计，唐代岭南籍作者31人，南迁岭南作者234人，因此南迁文人的作品构成了岭南诗歌的主体。对于这些文人而言，他们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其理想抱负更加难以实现，然而在该地又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于是，在掺杂着屈辱、焦虑、企盼、恐惧的巨大心理压力之下，他们势必会形成一种深重的悲伤与忧惧的心理，从而使其笔下的岭南意象充满着悲惧之感（罗媛元等，20080韩愈被贬至潮州后，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长久，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五日。”【43】柳宗元也表达出相似的情感：“今抱非常之罪，居夷僚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44】相反，当张悦遇赦，返回中原之时，“见花便独笑，看草便忘忧”，【45】喜悦之情毫无掩饰。所以，文人对岭南恶劣环境的书写就不足为怪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唐代文人看来，岭南环境险恶，毒物众多，如有瘴气、含沙、野葛、蛊毒、毒蛇以及鳄鱼等。如果来到此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种意象的形成是岭南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人自身遭遇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地丰富的物产资源满足了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他们发展生产的动力，从而延缓了经济的发展，相应的其生态环境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这一地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成为贬谪文人的主要流放地。文人不断书写该地恶劣的环境以此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愤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之情，而“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这句诗恰好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态，可以充分表现其岭南意象。
注释：
【1】见蔡良军（1992）、王承文（1998）、朱立智（2001）、周智武（2003）、马强（2006）、吴建新（2006）等。
【2】罗媛元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文人的岭南诗歌意象，主要有《岭海和瘴疠》、《客与囚》以及《虞翻与尉佗》等。见罗媛元等（2008a；2008b）。
【3】【9】沈佺期《入鬼门关》，《全唐诗》卷97，第1050页。
【4】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全唐诗》卷51，第626页。
【5】张均《流合浦岭外作》，《全唐诗》卷90，第985页。
【6】李德裕《到恶溪夜泊芦岛》，《全唐诗》卷475，第5397页。
【7】【11】宋之问《早发大庾岭》，《全唐诗》卷51，第623页。
【8】张祜《寄迁客》，《全唐诗》卷510，第5803页。
【10】刘禹锡《莫徭歌》，《全唐诗》卷354，第3962页。
【12】刘恂《岭表录异》卷中，第15页。
【13】张鷟《朝野佥载》卷1，第4页。
【14】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全唐诗》卷406，第4525页。
【15】宋之问《入泷州江》，《全唐诗》卷53，第651页。
【16】韩愈《永贞行》，《全唐诗》卷338，第3791页。
【17】陆龟蒙《奉和袭美寄琼州杨舍人》，《全唐诗》卷625，第7186页。
【18】刘恂《岭表录异》“补遗”，第38页。
【19】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全唐诗》卷440，第4898页。
【20】袁不约《送人至岭南》，《全唐诗》卷508，第5771页。
【21】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全唐诗》卷406，第4525页。
【22】元稹《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全唐诗》卷406，第4524页。
【23】柳宗元《寄韦珩》，《全唐诗》卷351，第3931页。
【24】李贺《黄家洞》，《全唐诗》卷391，第4406页。
【25】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全唐诗》卷480，第5463页。
【26】李绅《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全唐诗》卷480，第5460页。
【27】黄滔《寄罗浮山道者二首》，《全唐诗》卷705，第8109页。
【28】刘恂《岭表录异》卷下，第32-33页。
【29】班固《汉书》卷33《田儋传》，第1848页。
【30】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全唐诗》卷480，第5463页。
【31】韩愈《泷吏》，《全唐诗》卷341，第3825页。
【32】【33】刘恂《岭表录异》卷下，第27页。
【34】柳宗元《愚溪对》，《全唐文》卷585，第5906页。
【35】宋之问《早发韶州》，《全唐诗》卷53，第654页。
【36】刘恂《岭表录异》卷上，第3页。
【37】刘恂《岭表录异》卷上，第3-4页。
【38】【39】柳宗元《寄韦珩》，《全唐诗》卷351，第3931页。
【40】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0，第291页。
【41】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并引》，《全唐诗》卷354，第3974页。
【42】陆贽《奏议窦参等官状》，《全唐文》卷474，第4843页。
【43】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全唐文》卷548，第5554页。
【44】柳宗元《答周群巢饵药久寿书》，《全唐文》卷574，第5805页。
【45】张悦《喜度岭》，《全唐诗》卷88，第976页。
参考文献：
[1]（汉）班固.1962.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
[2]（唐）刘恂.1983.岭表录异[M].鲁迅，校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3]（唐）张鷟.1979.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
[4]（宋）唐慎微.1993.证类本草[M].尚志钧等，校点.北京：华夏出版社.
[5]蔡良军.1992.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路线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志的转移[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6]曹寅，等.1960.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
[7]陈伟明.1992.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J].东南文化，（2）：244.
[8]董诰，等.1983.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9]范家传.2004.六朝隋唐医学的传承与整合[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0]何业恒.1997.马来鳄、湾鳄[C].//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1]何业恒.1999.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12]江苏新医学院.1986.中药大辞典（下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3]李建民，主编.2005.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命与医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4]罗媛元，等.2008a.岭南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唐诗意象创造[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5.
[15]罗媛元，等.2008b.唐人在岭南诗歌意象中的书写[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0）.
[16]马强.2006.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重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17]任美锷，主编.1992.中国自然地理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
[18]童恩正.1989.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J].农业考古，（2）：68.
[19]王承文.1998.六祖慧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20]王雪玲.2002.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81.
[21]文焕然，等.1979.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22]文焕然.1992.两广南部及海南的森林变迁[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101.
[23]吴建新.2006.汉六朝隋唐时期岭南农业文化的特色——兼述冼冯家族的兴起与岭南农业文化的关系[J].农业考古，（4）：86.
[24]萧璠.2005.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C].//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命与医疗）.李建民，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5]曾昭璇.1980.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J].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
[26]曾昭璇.1988.论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情况[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
[27]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1982.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8]周源和.1987.珠江三角洲的成陆过程[C].//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9]周智武.2003.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
[30]朱立智.2001.浅谈隋唐时期岭南的对外丝绸贸易[J].岭南文史，（4）.
[31]左鹏.2002.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C].//唐研究（第8卷）.北就：北京大学出版社.
On Literati’s Lingnan Images in Tang Dynasty: In Vie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Li Ronghua
Abstract: Lingn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where the banished literati were exiled in the Tang Dynasty. As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different with the north China and the literati were concerned if it was suitable for survival， they necessarily forme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s about its environ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plete Tang Poetry and other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will help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literati’s Lingnan images， which mainly showed us a harsh environment and various toxic substances in Lingnan， where there might be living anxieties for people who lived in Lingnan. Its formation wa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amo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ingnan and the literati own experiences.
Key words: literati in Tang Dynas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ngnan images
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