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是我一直神往的学府，这所1897年创建的大学与更早成立的东京大学并列为日本最著名的大学。与东京大学相比，它更让日本国民看重的是纯粹的学术品格。崇尚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和批判精神是京都大学引以为荣的光辉传统，维护大学自治、维护教师言论自由、维护生态环境更是公认的京大师生对日本社会的贡献。人们常说，东京大学是政客的温床，而京都大学则是学者的摇篮。京大为日本贡献了全部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东大无与。这是京大又一亮点。若谈到汉学，那么京都大学更有东京大学无法比拟的骄傲，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小川环树、入矢义高……这一串响亮的名字不仅意味着令世界汉学瞩目的丰厚业绩，更意味着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标志着日本近代汉学成立的京都学派。迄今为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近代日本汉学史，一半篇幅要留给京大！以至欧美学术界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研究汉学，可以不去中国，但不能不去京都大学。
京都学派的传统以文献学研究和实证方法为基础，融文史哲于一体。而在文学方面，又文学、语学兼重，诗词曲文并举，创作和批评通擅。前几辈学者的文史兼长，博通古今自不必说，即以如今健在的文学部名誉教授清水茂先生而言，知识面之宽和涉及学术领域之广，在日本也是罕有俦比的，他能通数种文字，能做诗词古文，翻译过《韩愈诗集》，他的论著上及考订古文字声韵，下至评论夏衍《上海屋檐下》，令编译他文集的中国学生蔡毅惊讶不已。我读过先生两篇字学论文《说青》、《说黄》，考究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所指称的实际颜色，征引文献之广和涉及各种知识之富，让我佩服之至。在这么个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的学府执教，谁都会感到自豪，同时感到压力。
汉学自古以来原是日本学术的主流，明治维新后西洋学大兴，汉学中衰，虽出现过吉川幸次郎这样的一代宗师，也未能振起而恢复到本世纪初的兴旺程度。随着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落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渐下降，中国文化也日渐失去他的吸引力。近年，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许多国家大学都增设了中文系，日本也不例外。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汉学研究却呈弱化的状态，一方面汉语老师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高层次的汉学研究人才却越来越不好找工作。京大文学部的中国文学研究室，也失去以往唯我独尊的地位，降为一个和其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一样的普通专业，长期以来只有兴膳宏、川合康三教授和平田昌司副教授三位先生，1997年底才增聘了木津祐子副教授。同年，我受京大研究生院之聘，作为中国文学专业客座教授，担任了一年“中唐文学研究”的特别讲义。一年间与三位先生共事，得到他们不少关照，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经过一年的接触，我对三位先生的为人和学问略有了解。我感到，无论从学问修养还是从学术成就来看，他们都是当今日本汉学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
从表面上看，三位先生性格、风度相差极大，很少相似之处（如果有的话，那大概是对学问的神圣态度），一如他们的服饰风格：兴膳先生常穿深色服装，川合先生服装颜色多变，平田先生多穿浅灰西装。相比之下，兴膳先生较肃穆凝重，沉默寡言；川合先生则平易随和，略无崖岸，说话较快，表情丰富；平田先生严谨持重，有板有眼，话不多而言必中肯。但三人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各有各的有意思之处。
兴膳先生有着一双眼框深陷的眼睛，面部轮廓峭硬如削，不类一般日本人的脸型。《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曾戏言“兴膳宏先生怕有胡人血统”。说起来，兴膳先生的家世还真有个奇异的传闻。据兴膳先生的学生木津祐子说，兴膳这个姓，在日本极其罕见，它的来历有个很有意思的“传说”：明末清初大动乱之际，长崎的大商人受一位出身高贵的中国贸易伙伴（明遗民）所托，收养了一个婴儿，实为明废帝的皇子。孩子长大以后，承袭商人之名，取“末次兴善”的“兴善”为名。后来丰臣秀吉将“兴善”改为“兴膳”，延续至今。兴膳先生是九州福冈人，这个地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中国的深刻渊源。尽管兴膳先生本人对这三百年前的故事总是笑为“传说”，但周围的人却相信他与中国的另一番缘分正在于此。
我第一次见到兴膳先生是在1990年的南京唐代文学会上，我的印象他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不太和人搭话，有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当时不止一个人有这种感觉，甚至有种传闻，说兴膳先生很傲气，不太瞧得起别人。事实证明这是错觉，其实他是个挺谦虚的人。只不过很注意服饰的郑重，而且不善寒暄，很少主动和人搭讪，所以就给人崖岸高峻的感觉了。1997年我在中国文学专业任教时，以兴膳先生无论在学术上在年龄上都属前辈，所以平时说话时、喝酒时，态度都是恭恭敬敬的，但他却总是用同事的平等态度对待我。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六月参加京都大学第十二届中国文学会，临开会前，一个学生在会场上找到我，告诉我兴膳先生致开幕词时要介绍我，怕我听不明白，特地让她来转告，让我留神起立，以免失礼。由这小事，就可见他待人多周到。
据钱鸥说，兴膳先生以前是很严厉的，在学生面前很少露出笑容。但近年他好像变了一些，变得平易亲切不少。的确，我也很少看到兴膳先生笑，但相信看到他笑容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动人。他的笑容有种和平日的严肃极不和谐的淳朴，纯真得有点像少年。但这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和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时刻，我见到过几次，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在酒桌上，和他的学生们，还有我，一起在他熟悉的居酒屋（日式酒馆）喝酒。兴膳先生是日本学术界有名的海量，据说从来没人见他醉过。我呢，酒量不算大，但属于“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流，倒也能凑兴，所以在国内学术界薄有虚名。日本大学的活动以研究室为基本单位，每年四月新生入学有“迎新会”，十二月祝新年有“忘年会”，加平时送同学出国留学之类，都是全研究室师生在酒店会宴。京都大学中文研究室在吉川幸次郎先生主持时，就有师生一起喝酒的传统，至今不辍。我在一年中，每逢这种机会都能和兴膳先生一起喝酒，但因为座次是抽签决定的，所以常不能坐在一起。有一次正巧与兴膳先生坐一起，就导致我一年间惟一的一次酩酊大醉的经历。那天是送绿川英树同学赴南京大学留学，兴膳先生特别高兴，我们不停地互相劝酒，频频干杯。酒单上凡是我没喝过的酒他就点，小一两的杯子，不知干了多少，到三次会唱歌时我就不支了。那时兴膳先生因路远，已先打道回府，并不知道。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日本酒的利害。
但更有意思的两次喝酒，是跟兴膳先生到他常去的酒馆喝酒。日本人喝酒喜欢上熟悉的酒馆，店家对常客（日语叫常连）也特别亲切。兴膳先生常去的酒馆在有名的酒店街木屋町，老板娘和兴膳先生同乡，也是福冈人。两次都是兴膳先生请客，一次是沾钱鸥的光，为祝贺她拿到博士学位，另一次则是重逢叙旧。在这样的酒馆喝酒，兴膳先生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亲切、随和、平易，但语调仍保持那认真，指着新上的菜告诉我：“这是萝卜啊！”语气词很强调。当想起什么问题，他知道简单但有点趣味时，他提问的同时就露出了那种少年式的淳朴笑容。这样的机会不很多，所以我相信很少人看到。更少人知道的是兴膳先生会唱歌，而且唱得相当不错。第一次，在居酒屋喝了以后又去酒吧，那儿有卡拉OK，兴膳先生唱了《寅次郎的故事》主题歌“男人辛苦”。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竟会唱不少毛主席语录歌，那是六十年代他在北京学的。有一次我和幸福香织随便说到，这位兴膳先生的门生竟惊讶得像是听到海外奇谈。酒馆里的兴膳先生彷佛是另一个人，不，应该说是他的另一半，由此我看到一个学者、老师以外的兴膳先生，一个认真、友善、爱喝酒、心地淳朴的男人。
其实平时我和兴膳先生很少交谈，我知道日本的大学老师都很忙，所以没事我是不找他们聊天的。兴膳先生给我的印象不善寒暄，偏偏我也是不会寒暄的人，所以平时在学校遇到只是点头致意，不多说话。有两次兴膳先生送我书送我酒，也是放下东西，匆匆说两句话就走。我也感觉，有时面对兴膳先生不知说什么好，尤其当我清楚地意识地这一点的时候，就更不自然了。只有喝酒的时候例外，那时说什么都很有意思，唉，酒真是个好东西。
兴膳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的《文心雕龙》和六朝文学研究著作早已译成中文，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耳熟能详，但他学术中另外一些内容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兴膳先生走上研究中国文学之路，是很偶然的，说来有趣。1957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当时一年级新生是宇治校舍学习，周围很荒凉。开学式学部长吉川幸次郎先生来作了讲演，内容是杜甫诗，吉川先生对《倦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两句的分析，深深打动了他。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本来他还没想定读什么专业，吉川先生的讲演立时让他作出了决定。这段经历他曾在怀念吉川老师的文章里叙述。
兴膳先生是《文心雕龙》第一部日文全译本的译者，他的翻译至今被视为经典译本。他翻译这部名著时，年仅二十八岁。这份业绩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诗品》、《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的日译，还有专著《陆机·潘岳》、《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隋书经籍志详考》（合著）、随笔集《异域之眼》等，可以说是著述丰富。人们都知道兴膳先生中文好，而他法文之好，却鲜有人知道。兴膳先生青年时代就对本世纪中叶新思想的发源地——法国十分憧憬，后来他在1986年、1994年两度赴法国讲学，终于圆了昔日的法国梦。他到法国讲学，不是讲日本文学，也不是用日语讲课，而是用法语讲中国文学。这就好比要我们用日语去讲法国文学，或是用英语去讲日本文学，大概不是件容易的事吧？他曾翻译过不少法国汉学论著，最新出版的是弗朗索瓦·朱利安的《无味的礼赞》（与小关武史合译，1997年）。朱利安是当今法国研究中国思想和文学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我读过他的《迂回和进入》中译本，是一部杰作。
我对兴膳先生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毕竟接触较少，相比之下，我更熟悉川合先生。他的性格、风度和学术特点都与兴膳先生截然不同。就从服饰上说，兴膳先生任何时候都是西装笔挺，即使喝酒时也保持端正的仪表，从不失态。有次炎夏之夜在讨论会后的恳亲会上，他的领带有点松弛，竟令举座皆惊，相视诧异。而川合先生穿着虽也讲究，却要呈现为随意的效果，所谓极绚烂而归于平淡，就是那种追求。兴膳先生哪怕在酒馆，仍然看得出是名教授。一次喝酒时旁边坐下两个喝得半醺的男子，一聊起来，一个是钱鸥任教的同志社大学出身，他颇带敬畏地问钱鸥，那位是你老师吧？又和另一位嘀咕些什么，看神情是觉得兴膳先生是个人物。的确，兴膳先生就有这个气度。但川合先生就不同了，出了大学，大概少有人能看出他是名教授。长长的头发，西装总敞着，很少打领带，说起话来眉飞色舞，那风度实在不太像是教授，倒像是艺术家。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有这种感觉，说不出为什么。后来看到音乐杂志上一张小泽征尔指挥时的照片，才猛省，原来他的发型和表情很有点像小泽征尔。就为他的发型和装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就颇为滑稽。
那是1997年1月16日，我由北京飞往大阪，川合先生驱车到关西机场来迎接。我们只是通信，没见过面，他怕我认不出他来，事先寄下两张近照。不想我启程时照片还没收到，到了关西机场只好凭着感觉找。本来我倒是看过他在中唐文学会上的一个中景，但走到接机大厅，四顾并没有那照片上模样的人。大厅里暖气很热，我满头是汗，便脱下棉衣，守着行李车顾盼寻觅。当时我穿牛仔裤、运动鞋，大概是一副老学生模样。始终没有人过来搭话，只有个裹着件黄色风衣，长发覆颈，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坐椅子上等人，他不时看看我，我也不时看看他，显然都不像是各自的目标。眼看大厅里人已散尽，再没有像川合先生的人了，我走向那个男子，他也起身迎过来，我试探地问你是不是在等中国来的人，他问你是不是蒋寅先生，那情形真可以套句唐诗：对面相看不相识，试问客从何处来？当时双方的好笑可以想见。日后得知，他寄给我的照片正是穿那件黄风衣的，为了让我好认，他硬是忍着热没敢脱。
川合先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喜欢谈天，喜欢钓鱼，喜欢音乐，他的客厅、书房和研究室都有音响，我每次到他研究室，音响都放着古典音乐，而开车时则放流行歌曲，常是若干年前流行的歌手，像中岛美雪、五轮真弓、松谷任由实之类。我喜欢五轮真弓就是从坐他的车开始的。
川合先生性格爽朗，没有老师的架子，所以学生都喜欢跟他接近，有什么心事也爱找他说。在中唐文学会里，他是发起人之一，年龄、地位也最高，自然会处于领袖位置，但他的言谈举止根本看不到一点领袖和长者的派头，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每逢读书会，他就开着他那辆子弹头面包车，把我带到聚会的京都女子大学。散会时就带上顺道的朋友和学生，听着流行歌曲，开车回家。日本的大学教授都很忙，不光课多，还要担任不少教务工作，做研究得挤时间，和中国教授比，那是够紧张的。但川合先生从来就好整以暇，给人游刃有余的感觉，课没少上，论文没少写，还少不了各种应酬，他都应付自如。他实在是个很干练的人，这从他的洒脱不拘的外表有时看不出来。
川合先生的学问就像他的为人，洒脱而通达。他治学不像一般日本学者喜欢守着一个问题挖深井，他的知识面和兴趣都非常宽，善于思考和把握问题，他的论著涉及的面相当广，既有《隋书经籍志详考》（与兴膳先生合著）那样的传统学术研究，也有《中国的自传文学》那样独开生面的探索。他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西方的和东方的——使他能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联想到许多相关的问题，并作出综合性的分析。他的中唐文学研究能从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寻常的深度，而那些个案研究得出的具体结论反过来又充实了他对中唐文学的宏观认识，这样不断地反复和互相渗透，他对中唐文学的把握就越来越全面而深入，当他将自己的基本看法浓缩在《文学的变容——中唐文学的特质》这篇短文里发表时，我们就获得一些新鲜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他将中国学者视中唐为古代诗史转折点的看法推广到整个古代精神史和文学史，认为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意识的许多方面都有特别的意义。他在《中国的自传文学》中，首先就文人的自我意识问题对上述看法作了初步的阐述。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日本学术界广受好评，友人蔡毅的中译本不久即可问世，相信他高瞻远瞩的视野和独到的文本解读，会让中国学者对许多名作产生新的看法。
从和川合先生的日常交谈中，我能感受到他的艺术感觉和悟性，他对理论思考的重视和对学术潮流的敏感，在日本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他和松本肇教授合编的《中唐文学的视角》体现了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崭新学术品格，那就是多层次、多视角地审视文学现象，并加以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全面认识。目前，川合先生又主持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观念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个选题无疑是站在学科前沿的，与近年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学”遥相呼应。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里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川合先生正是一位“预流”的学者，他对学术潮流的敏感，使他的研究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
要说川合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是很多的，但在日本学者中显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当初让松本肇强烈地感觉到的一种独特的个性——一种坚定地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把握的眼光，他认为这是迄今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不曾看到的，它让人体会到一种论“文学”的快乐。的确，我读日本学者的论文也感到，它们经常在清理问题周围的材料方面花费很多篇幅，而正式进入问题时，往往刚触及问题核心便草草收束，给人序幕刚拉开就匆匆落幕的印象。当然，这也许与外国人对文学语言的微妙之处难以把握有关。但川合先生的论文不是这样，他研究韩愈文章的叙事、白居易诗的语言、李贺诗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并将他们放到中唐文学的总趋势中来认识。这是真正意义的文学研究。学生们听川合先生的课，也总是从中领略到文学的魅力。蔡毅译完《中国的自传文学》，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川合先生的文笔如行云流水，特别灵动，译成中文绝对难以传达原文的风神。我也译过川合先生的文章，深有同感。
与兴膳、川合两位先生不同，平田先生的专攻是中国语言学。我曾听朋友称赞平田先生是天才，虽然他给人的印象和通常人们对天才的联想不太吻合，但我相信朋友的话一定是有根据的。起码就现代汉语说，我敢说平田先生是日本学者中修养最好的人之一。你跟他说话，一般是不太会意识到自己在和外国人说话的，他不光熟练地掌握汉语的正确表达，而且能说地道的口语、方言和一些俗话、俏皮话，最难得的是能体会中国人对汉语的感觉，这是很不容易的。有次在学校遇到他，正好我刚读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他说起我的感觉。我觉得陆键东太爱用“生命”、“历史”、“命运”、“文化”、“灵魂”之类的字眼了，有点大而无当，他说陆键东的语言很像电视片的解说词，两人会心大笑。陆键东的语言实际上就是《河觞》的文体，人称“苏晓康体”。那不就是电视片的解说词么？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河觞》，但对语言的那种感觉是中国人也要佩服的。
平田先生是京都大学中文专业第一个到南京大学留学的学生，他的专攻是汉语，很留意方言，曾做过南通方言、吴方言、闽北方言研究，但用力最深的还是安徽徽州方言，1998好文出版社刊行了他主编的《徽州方言研究》，其中休宁方音词汇语法部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平田先生的语言研究与传统的路子，与一般中国学者的路子都不同，常着眼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这一点和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研究有些接近），更推广到与文化的关系。比如他的汉语史研究，着重研究方言、韵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又研究早期佛经翻译文本对印度韵律的处理，以究明四声论是否与梵赞有关，都是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1997年11月，我参加他主持的“纪念王国维逝世七十周年词曲说唱文学微型讨论会”，听他对休宁方言“笑话儿”中两种叙事的分析，觉得很有意思。他根据实地录音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讲述，研究了叙事中文言白话夹杂，文语口语夹杂的现象：文言和文语都出现在描绘的部分，白话和口语都出现在叙述部分，与话本小说的文体相似。这无论对民间故事流传方式及形态的研究还是对休宁方言研究，都是富有参考意义的。他报告中不时用休宁话叙述故事，维妙维肖。
平田先生虽以语言学为专攻，但他关注的经常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内容，也许语言只是他接近文化，进入文化研究的一个门槛。所以他的方言研究常与地域文化相关，论著中处处显示出超越语言的省察和对文化的关注，他对送灶这一北方习俗南渐过程的考察便是一例。他为研究徽州方言，几乎每年都要到休宁去做调查。他对休宁和它怀抱的文化传统深有感情，看到当地人拆下房屋建筑上的砖雕、金属造型等，放在家门口当文物卖，他十分痛惜。要知道，那都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徽式传统建筑啊！他痛感，徽州文化正在没有文化的徽州人手中败落，为之悲哀而又无奈。我总觉得，平田先生在三位先生中虽然最年轻，却最有传统的文人情调，他思考问题和评价历史人物格外带有一种人文的关怀。我曾以为他是经院学究气很浓的学者——初和他接触或看一两篇论文，是会有这种印象的，但逐渐熟悉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如果你读过《学人》第十辑上的《读陈寅恪〈四声三问〉》，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他对陈寅恪两次亡国体验的揭示和剖析，足见他对陈寅恪理解之深，那第二次亡国体验迄今未见中国学者中有人意识到。
平田先生其实也是个风趣的人，虽然他给人的感觉是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说话语调平缓，一板一眼，但仔细琢磨，他的话里都有味道。而且认真一旦成为风格，在某些场合，反差的效果就会使那认真转化为一种幽默。比如，他会在一个四川学生的录音电话里留言：“我是平田。我有辣的辣椒，你如想要，请来电。”十分地道的公文体。过几天，他又来电话：“辣的辣椒来了。”平田先生平时对学生是很严厉的，教训起来决不留情面，你想，当你听熟了的那个认真严肃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不是和你谈学业或工作，而是告诉你，他马上就要有辣的辣椒时，你会是什么感觉？反正我听说这个段子时，是乐个不止。平田先生的幽默是抑制的，正像他大笑时笑得眯起眼睛，皱紧眉头，但声音却压在鼻腔里。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和三位先生刚熟悉便又分别，分别的一年也很快过去。其间我参加中唐文学会，再度见到三位先生，已是一回生两回熟的故人了。我这个人天性懒惰，说得好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事很少联络，也疏于问候。但对三位先生的记忆和印象却日深一日，正所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既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遂涉笔成文，聊寄暮云春树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