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年轮将要辗过20世纪。回望百年文坛，有众多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曾经伴随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值得我们铭记、回忆和品味。比如巴金、季羡林……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正如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巴金：把心交给读者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和被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巴金先生，自20年代初发表作品至去年3月发表最后一篇文章《怀念曹禺》，从事文学创作70余年，他的作品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触动了几代青年人的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上海作协的路正伟介绍说，老人身体十分虚弱，住在医院里，他的日常起居由护士照料，子女也都尽心尽职，女儿李小林每天上午都要到医院来看望父亲，儿子李小棠也常来看望。现在巴老身体状况很差，讲话也很微弱。
巴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但是特别慈祥，宽容待人，十分尊重别人的劳动，任何人在巴老眼里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他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人员相处很好，由于老人年纪大，静脉细，打点滴几次不能成功，老人忍受着，从没有任何怨言。无论谁对他的服务，他都记在心里，而且常感到过意不去。有一名曾经在巴老身边服务的退休职工，离开几年后回来看望巴老。在一起时他们都是称呼“老李老王”的，巴老没记住他的名字，又加上医生关照谢绝会客，所以护士把来人姓名报上来时，巴老一看不认识，就没有见。后来当他知道来人曾在他这里值过夜班，后悔了好几年，说：“我记忆力差了，人家来看我，都没能记住人家。”他请作协的同志帮助联系那个人，那人没找到，他倒把作协帮忙的同志的名字记住了，总是提起。后来路正伟通过公安局找到那人，终于使他们见面了。巴老当面向他致歉。那人后来又带着他的孙女去看望巴老，女孩还为巴老朗诵了她们的课文中巴老的文章《鸟的天堂》，巴老当场为她签名送书。
病情稍稍好转，巴老自己在床上做小幅度的伸展运动。他常看《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喜欢看国际要闻。他喜欢音乐，病房里时常响起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文革”给老人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的悲剧，巴老曾经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但是未被采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李小林问他要不要听，他点点头，以后就每天晚上坚持听。他很希望接受外界的信息，护理人员常给他读书读报。巴老晚年特别关心希望工程、文化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下岗人员以及灾区的民众，一遇到国家发生灾情，他就要求捐款捐物，家里人也很配合。
巴老十分珍爱书籍，书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晚年他陆续地把书捐给了上海图书馆、档案馆、作协资料室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上海图书馆题下了“散布生命，散布知识”。巴老始终想着读者，永远都不会忘记读者。他说“是读者养活了我”。为了对读者有所奉献，他顶住疾病，亲自给《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写跋，并且认真校对清样。他以历史的见证人和时代的良心写出的五卷《随想录》被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读者在他心目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勤奋地写作，一切都是为了读者，他要把自己的心交给读者。
臧克家：全家编“全集”
诗人臧克家戏称自己“有口不能讲话，有脚不能走路”，只好闭门谢客，安心在家养病。据他的女儿郑苏伊介绍，臧老不能参加任何活动；而且由于中气不足，也不能多说话。别人讲话他根本听不见，只能趴在他耳朵上大声地说。已病了三年的臧克家依然受着身体的困扰，斑毒、高血压……由于臧老爱激动，医生关照不让他会客，否则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近日，臧克家又起湿疹，浑身发痒，以致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每天都要多次擦药。
臧老每天在房间里活动，以前是每天绕八圈，现在由于身体的状况，只走一两圈；他视力不好，耳朵也听不见，大夫叮嘱他不能多用眼，所以他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是卧床、看报。臧老每天必看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一般是先看大标题，感兴趣的再用放大镜拿着看。他对国际国内新闻很感兴趣，更关心正在进行的奥运会，但他只能是远远地坐在电视机前，听保姆讲电视。
从去年开始，臧老在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文章后就没再动笔，常常是他口述，家人帮他整理。郑苏伊同时是臧老的助手，曾帮他编著过很多书，这一回，母亲、哥哥、嫂子也同时参与，全家动员编“全集”。在此之前出版的文集仅有6卷，不能完全涵盖臧老的创作概况。《臧克家全集》共12卷，包括诗歌、散文、小说、随笔、书信等，于今年年初开始编辑，计划明年出版。在编辑的过程中，郑苏伊感觉最困难的是信件，筛选、注释，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整理父亲的全集，郑苏伊颇多感慨：“我觉得搞文学创作确实不容易。父亲是农民出身，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反映人民疾苦，人民痛苦他也痛苦，人民快乐他也快乐。父亲坚持了70多年，一直是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作品内容比较丰富。”
季羡林：专注于学术研究
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季羡林先生的眼角膜又增厚了。据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季老除了视力不好，他的身体状况尚可。目前季老在北京郊区安心专注于学术研究，正主编一套中国佛教史，他自己还主笔其中的一本。季老并不希望别人打扰，打断他仅有的工作时间。除了非去不可的特殊活动（比如他主编的书要发行，学校安排什么活动），其他活动很少参加。他喜欢听二胡，但从不在这上面花费很多时间。他对于时间特别珍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工作。
季老的日常起居很有规律，每天4点半起床，6点钟用早餐，平时用餐以素食为主。午觉醒来后接待客人，累了就写点散文调剂一下。这样一个惜时如命的老学者，对于年轻人却有求必应。北大200多个青年社团，时而学海社，时而吠陀社，不断地邀请他参加一个个研讨会、座谈会，季先生总是尽量地满足他们。“不接触他们，就无法了解他们，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可以使自己不至于木讷，并保持一颗永远年轻的心。对年轻人我从不拒绝。”只要学生们需要，他都觉得是种乐趣，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也是他份内的事情，他认为孩子们是最可爱的。
谈到前段时间的散文侵权，季老很气愤，他其实跟出版社的人并不认识。他的家人说：“先生一生最恨损人利己，从不伤害别人，现在盗用先生的名义出版，先生一生气，什么主编呀、顾问呀，全都推了。”
除了京剧和二胡，季羡林先生每天的娱乐项目是《北京新闻》和《小八义》。他的几间工作室，每个工作室的书都是固定的，报纸必读的有《参考消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大公报》，他的阅读速度相当快。目前，共32卷本的《季羡林全集》，已出版24卷，后8卷正在整理之中。
林庚：如新诗一般的“少年精神”
幕色笼罩了北大燕南园的时候，我沿着林荫遮蔽的曲径，来到小路尽头的林庚家里。木质的门窗和地板透着古朴典雅。林老从书房走出来，面容清癯，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尽管还有着初秋的炎热，但他的衣扣却一丝不苟地扣着，令人联想到先生做学问的严谨。
在北大中文系为林庚先生九秩华诞举行庆祝会时，林先生送给来宾的礼物是刚出版的新著：《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和《空间的驰想》。他在答辞中潇洒地说：“我这两本书的出版，只想说明：我还在工作。”林先生的年龄与新诗的年龄相仿佛，他的一生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1934年，他的诗集《夜》、《春野的窗》出版，以写自由诗显露才华。1935年发表论文《诗的韵律》，“在追求韵律的声浪已因此路不通而消歇”的诗坛上，重新提倡创造新诗的“新的韵律”。此后他在几所大学任教授，钻研中国古典诗歌。
林先生年轻时喜好打球，至花甲之年，便改唱西洋歌曲作为锻炼。他每天要唱三个小时，居然把多年的哮喘病治好了。他说：“现在我每天只唱半个小时，一来我也就会唱那么多歌，二来我没那精神学新歌，老来回地唱没什么意思。”他每天浏览很多寄来的报刊杂志，也不能细看，但凡是文学的他都喜欢。关于目前诗歌处在低潮的现象，先生说，诗歌是艺术的语言，这就存在矛盾：既不能脱离生活语言，又要超越生活语言，它所突破的正是所依赖的。诗歌包括句式、语法、词汇，句式是基础，现在连基础都没建立起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写文言诗，还有旧诗刊物，就是因为有诗化的基础，最起码还有形式，目前诗坛上缺少的正是这些。在他看来，一种诗的新体裁的成熟一百年的时间当然不够。如果大家来研究诗的格律，更自觉地进行创造，定然会加快新诗成熟的历史进程。他认真地说：“新诗应该有‘少年精神’！”
闲暇时，林先生在幽静的燕南园里散步，也去未名湖畔走走。他耳背、患有白内障，看书很吃力。手也发颤，小字几乎难以成文。但是，当我听他旁征博引地谈起诗歌，我感到先生的年轻，正具备如新诗一般的“少年精神”。
施蛰存：率性而为
三十年代著名小说家施蛰存的创作曾被呼之为“新感觉派”，归入与刘呐鸥、穆时英并列的“海派”。但确实地说，他当时的作品称为“心理分析小说”更为恰当，代表作包括以都市为背景的《梅雨之夕》及以历史为背景的《将军底头》等。他曾评价自己的小说“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
施老今年95足岁，跟孙女及孙女婿生活在一起。据了解，施先生一直抽雪茄，烟瘾很大，早上起来时近十点，吃一只水鸡蛋，八枚红枣，他认为这是一天中最好的营养。他唯一的嗜好，是下午喝杯牛奶咖啡，加一块饼干当点心。本来还喜欢吃点肥肉，尤其是火腿皮烧酥，因为没有牙齿就很少吃了，他又从来不装假牙，牙坏了就拔掉了。今年夏天起，老人的身体差多了，大多数时间只能躺在床上，很少起床。
由于身体的缘故，施老很少接受外界的来访。老人情绪好时，会答应做某件事情，但若情绪不好，即使答应了也会拖很长时间。关于本报记者的采访，先是施老的儿媳接待，说施老正休息，一听就推掉了。隔了十分钟，又说给施老详细解释了一下，施老同意了，可以先写信过来。为着时间的紧迫，记者再次打电话，将传真发过去，他的孙女婿说：“不是我泼冷水，你得先做好准备，他答应过的事也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得尊重老人的意愿。”
冯亦代：为年轻人多做点事情
且相伴，在生命的暗夜里醉入破晓的梦。
不这么着，又怎么着？
这是黄宗英老人在记述和老伴冯亦代病中相携的《多彩的故事》结尾的话，假作的无奈里，透露出对生命的执著和相守的惬意。
周末的午后，我如约来到冯亦代、黄宗英夫妇的家里。书房小而凌乱，四处堆着打好包的书，书架上已有部分空出。黄老从电脑前站起身热情地迎接我。她正在整理冯老写的东西，电脑旁的稿纸上正写着我在电话里的问题：“答舒：关于黄——，关于冯——”，条分缕析地有些简答在上面，我不禁为老人的认真而感动。
冯老在看奥运会的现场直播，音量开得很低。曾七次脑梗塞的冯老刚刚恢复健康，尚有炎症，说话很费力气。黄宗英呢？“我到阴间去了3个月，又回来了。”她其实也正在为青年写作品读后随笔，并摘出日记之类，以备续写《冯亦代年表增编》。墙上的写字板上是黄老的字体：“二哥于9月6日开笔。”冯老现在终于又能开笔写字，正打算为巴荒编一本散文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独闯西藏阿里无人区的女画家巴荒出版的《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被冯老称为是“人间难得听到的交响乐”。黄老说：“每天早晚，冯老都处于抢救状态，因为脑梗塞，随时都可能猝死，我是接近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没人扶着不能走。依我的状况，医生说最好是躺着。昨天我拿着小板凳去楼下，坐在板凳上跟别人比划了两下太极拳，人总是要动一动的。我们的身体寄托在笔上，如果能动笔，身体怎么样不要紧。”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来不及做自己的事情，却在为一个生病的画家忙碌。黄宗英说：“如果冯老走得早，他的字我也不认得。冯老在为巴荒整理，我在为冯亦代整理，我自己的反而来不及整理了。”
“使自己正常、愉快地工作，这才是坚强。”冯亦代和黄宗英两位老人，决心要慢慢地淡出这个热闹的世界，为年轻人默默地做点事情。由三联书店等出版了《色彩集》、《水滴石穿》，冯亦代很感动。“人说久病故人稀。我们是久病故人‘惜’”。冯老每天都要浏览很多份报纸。黄老说：“我只能看3天以后的报纸，以为这样就不打架了，可他还要找回来。”关于有消息说黄宗英要写赵丹，黄老说：“我不会写赵丹，我只会写《快乐的阿丹》——写些快乐的东西，绝对不会写长篇，会有人写的。”
孙犁：病中惦记老朋友
以“荷花淀派”在文坛独树一帜的孙犁先生近年来身体状况欠佳。辗转打听到孙犁研究学会，常与孙犁接触的学会秘书长刘宗武向记者介绍了孙老的有关情况。五年前孙犁下楼散步偶感风寒，从此重卧病榻，病魔迫使孙犁完全中断了他的文学生涯。5月9日，他抄写完《理书四记》，发表于《天津日报》，此后，再未写一篇文章。
1997年春节，孙犁从自己独居的住所，由儿子接到家里养病。先时，他还能在室内走动、坐坐，逐渐地就长时间卧床静养，很少下地走动。再后，走路比较困难，下床吃饭、如厕亦需护理搀扶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刘宗武去了看不到孙犁，就和他的儿媳说说话，了解一下病情。有一次，她说：“爸爸常常想起战争年代的情景，有时突然就说‘打仗了’，‘快走快走’；或想起‘文革’中的遭遇，说有人赶他走，他自己就非要下楼，拦都拦不住，到了楼梯口，踌躇一阵，又踅回屋内。”出现了如“芸斋小说”写的那种幻觉现象。
迄今，孙犁的头脑清楚，记忆力也比较好。他不能写作了，不再读书看报，也从不谈及文学方面的事情。但他还是念念不忘文坛上的人和他读过的书。大概1996、1997年前后，他还把随时想到的人名、书名等等，写在单页纸上。刘宗武见到过几张大的、十几张小的，笔迹已经弯弯曲曲了，有的还可能是护理代笔。其中，他想到老战友曼晴、秦兆阳、徐光耀、康迈千；想到几位市党政领导；想到文学前辈闻一多、黎烈文、徐调孚、赵家璧；想到古人范仲淹、单雄信；想到同时代文人傅铎、舒群、彭子冈、林呐；想到中外艺术家郝寿臣、冼星海、李劫夫、贝多芬；想到古书《吕氏春秋》、《文心雕龙》；想到解放前的出版社“良友”；想到1949年进城前住过的小镇胜芳……以上，仅仅是他写在纸片上的一小部分。
这五年间，又是孙犁著作出版最旺盛的时期，出版了《孙犁自叙》《孙犁书话》、《孙犁小说全集》、《书衣文录》、《芸斋书简》、《耕堂劫后十种》等将近20本书。
今年4月中旬，刘宗武和《林业报》的段华去医院看望孙犁。早就听说孙犁春节以来康复得不错，到那儿一看果然。他的脸色红润，也胖一些了。他俩紧靠他的身边，突然，听到他发音不是那么清晰地说了一句话，他俩没听准，问了问他，才弄明白，他问《修辞学发凡》是谁作的，告诉了他；又问《文坛登龙术》是谁作的，再告诉他，他不说话了。刘宗武说：“对于他的发问，我们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