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
2005年是原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的百年诞辰纪念，《文汇读书周报》曾在“新书坊”上选刊了焦先生女儿回忆其父生前与石评梅的一段交往。原来我只知道石评梅曾与瞿菊农有过一段感情经历，从新发表的石评梅和焦菊隐的书信看，却原来焦菊隐也曾“崇拜梅姐简直到了爱她的地步”。一个“孤僻”的才女，曾经博得那么多才子的钟情，这也是“五四”之后风气薰习的结果。
石评梅、焦菊隐、瞿菊农等等，他们走上文学艺术道路是从邵飘萍所办的《京报》时期开始的。在《京报》众多的副刊和附刊中，有一个“文学周刊”，创刊于1924年12月，是由北京平民大学“星星文学社”和燕京大学“绿波社”共同编辑的，编辑人有张友鸾、于成泽、姜公伟、孙席珍、焦菊隐、周灵均、黄近青等，通信处即是“北京盔甲厂燕京大学第三院焦菊隐”。这张16开的小报每周六随《京报》附送，出至33期时转由北京“文学周刊社”编辑。
《文学周刊》的编辑焦菊隐后来是著名的戏剧家和翻译家，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者和艺术上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在他编辑刊物时，已经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后来他还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致力于中国戏曲研究及教学的改革。值得一说的还有鲁迅曾称之为“诗孩”的孙席珍，孙席珍是绍兴人，当时也是“绿波社”成员，此前他已经常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觉悟》等报刊发表诗歌。由于他年龄小，因此被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孙席珍也是石评梅的诗友，他们在北京相识，“情同姐弟”。那时他半工半读，白天在北大学习，晚上在《晨报副刊》工作，又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并参加编辑《文学周刊》。孙席珍后来是北方“左联”的成员，晚年在杭州大学任教。
《文学周刊》除了发表上述两个文学社团的作品外，还先后刊登过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如鲁迅的《诗歌之敌》便是孙席珍向鲁迅约的稿，此外如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王统照等的散文、诗歌、译作以及文学青年石评梅、王鲁彦、黎锦明、潘汉年、沈从文、赵景深、蹇先艾等的各类作品都为《文学周刊》增色不少。后来石评梅故去时，她手边还有许多文稿，“蔷薇社”的同人们把其中一些集为《涛语》、《祷告》出版，未整理好的以及散见于报章的诗文准备以后再加整理出版。
孙席珍也是石评梅的文学好友，石评梅先前的许多作品就是他推荐介绍刊出的。1924年，石评梅曾将其百余首诗交给他选编，孙席珍选定为《百花诗选》，可惜后来散佚了。此外，石评梅与陆晶清合著的《梅花小鹿》（取自两人的昵称），也是不见于世了。当时石评梅还有一些书信保留下来，其中一些也由《华严月刊》和《蔷薇周刊》零星刊载，可是她原来四大册的日记，却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
原来，石评梅的好友黄庐隐、瞿菊农等正准备集资经营“华严书店”，已经计划出版石评梅的日记。石评梅既有写日记的习惯，待其香消玉殒之后，大家都渴望能读到她披露内心真情又富于诗意的日记，“华严书店”也就是她的朋友为此适应“买方市场”的需要而创办的。然而后来因书店经济拮据竟告关门大吉，同时石评梅的山西家人也要求索回她的原稿。当时石评梅的遗书和遗作等都是由庐隐与石评梅在北京的亲属张恒寿暂管的，后来她的遗书由她的母舅李士美等决定捐给了石评梅生前所服务的师大附中，遗作则不知所踪。可惜《评梅日记》等关乎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新文学史的珍贵文献，就此渺无踪影。如今忽有其若干书信重见天日，自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