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文坛，堪称评论家兼出版家者，肯定少不了潘凯雄。
我以为潘凯雄是不扣不扣的出版家。认识的时候是1999年，他刚由《经济日报》社副刊部调任经济日报出版社任总编辑兼副社长，从那以后，他的“说畅销”“说传媒”等系列文章，解剖畅销书背后的秘密，分析市场营销的规律，客观冷静，又有对出版业的思考和忧虑：什么是责任与使命？什么是真正优秀的出版人？今天的国有出版如何面对民营书业以及外资的竞争与挑战？……他直面并试图寻找答案，参与见证并书写着出版的变革，他的记录是中国出版业发展轨迹的一份生动鲜活的档案，而不仅仅是“留此存照”。
2003年潘凯雄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无论是出差还是开会。他没有领导的架子，很容易就和媒体朋友打成一片。尤其每到年底，人文社会组织媒体朋友小聚，既通报重点选题，也彼此放松地“嗨”一番。在这些场合，潘凯雄每次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社里一年的好书，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总觉得，他很像是舞台的导演，同时兼任场务，信心十足地亲手拉开华丽神秘的大幕，把一年的好戏徐徐呈现出来。他亲自策划《哈利·波特与凤凰社》首印百万册的营销，显示了宏观掌控的魄力及对市场具有充满把握的信心；又把一部部名家之作盛装推出，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枚枚石子，引起连绵不断的话题。
再往后，潘凯雄调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工作，被安排分管上市、数字化和财务等工作，和当年的记者朋友就基本“失联”了。我不知道他这个热爱文学和出版的人整天和那些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打交道会是什么感受，只是听说他在既定时间内终于将集团所属的出版板块成功地登陆上交所，集团的融合发展也做得收放自如、有声有色。一次偶遇时问及这些：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些都是集团头儿主导，我只不过是在执行而已。最终我还是会回归自己熟悉并喜欢的领域。”
他是温和的，又是雄辩的；他是宽容的，又是犀利的。我陆续看到潘凯雄在报刊发表的文章，《梁凤仪何以走红》，批评梁凤仪财经加言情的小说如何肤浅；《不读书凭什么说话》，质疑那些还没等图书出版就拿标题恶意炒作的轻狂。他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一边处理日常事务，一边告诫自己“在其位谋其政”，一边又挡不住创作的冲动，先后写下了《终审杂记》和《“双面人”手记》，文字间透出他对文学和出版的挚爱，以及专业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对于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他是体贴的、理解的，坦诚友善，却不掩饰对作品的真实观点，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慷慨之心做公正之事；对于出版和整个产业链，他带着深刻的思考和理性的剖析，对那些时尚而热闹的现象，他也是言辞恳切，冷静直言，洞若观火。我想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潘凯雄的“双面”完整地呈现出来了，他以出版人与评论者的双重身份指出：目前业内对出版规律的研究与实务脱节，研究者缺少实践经验，实践者缺少对典型案例的归纳与总结，出版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带来的相关弊端，数字化的是与非……这些文章现在看，依然有其指导意义和价值。
他是一个有情怀的出版人。我想，他还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坚持、信守、温良恭俭让，这些老一代评论家、出版家的风范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同时，他又因深谙出版的内在规则，不失魄力和务实的精神。
其实，我对于潘凯雄作为评论家成就的认识，来自于《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看完这部厚重的著作，才知道潘凯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评论家。在那些火红的日子里，潘凯雄和贺绍俊合作，批评过莫言的《红蝗》“毫无节制”，也指出张宇的作品过于“疲软”，那些文章虽犀利尖锐，却又友善平和。因此这一切都不影响他们和批评对象之间照样称兄道弟的友情依旧，彼此间还以此开着善意的玩笑。那是多么美好而令人怀念的日子啊，在高度契合的文化氛围中交流，时时爆发出思想碰撞的火花。
只是，那时候的潘凯雄年轻却是包容的，而后来的潘凯雄，变得老辣而深沉了。我常在《文汇报》上看到他的“第三只眼”专栏，此说法来历有趣，也很偶然。因为在从事文学出版之前，潘凯雄的阅读之“眼”基本上是“专业评论”之眼，亦可归集为“纯文学”一类；但从事出版实务之后，以这单一之“眼”来判断，原以为不错的作品其市场反应却有不及预期之时，而另外一些经验又不时在提醒他：还真有一些既“曲高”又“和众”的作品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流行着。而那些“曲高”的作品之所以能“和众”，除少数确有文学外的因素，绝大多数还是文学内的缘由，说到底也还是作者“写什么”与“如何写”的问题。
潘凯雄解释的理由仍是那么不容置疑。他说：“这样残酷的现实逼得我不得不强烈而深刻地反省自己原来那所谓的‘专业评论’之眼而开启‘第三只眼’。”
毫无疑问，我喜欢他的“第三只眼”，因为这些文章坦率真诚富有情趣，总能带给我很多启发。眼下，“第三只眼”已结集出版为《坦率》（上海文艺出版社），像以往想听到他在会场上的慷慨陈词、真知灼见一样，我对此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