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赴法留学，2007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2010年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任教至今，汲喆离开中国已经21年了。虽然人在国外，但他和国内的师友仍保持密切联系。不过，由于他的多数著作是以西文发表，所以国内的学界同行，尤其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往往是通过他的译著了解他的。2016年12月他曾担任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根据该院网页上的介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汉传佛教与社会变迁、宗教教育、宗教全球化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过去20年间，他透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中国大陆佛教重建的动力、过程与后果，并主持了多个有关当代汉传佛教的国际研究项目。2014年，他以对当代中国大陆佛教及政教关系的研究被选为法国大学院（IUF）青年院士（membre ju⁃nior）。近著有《宗教、现代性与时间性：当代禅宗的社会学》（法文，CNRS，2016），主编或合编有《现代中国的宗教、教育与政治》（英法文，PUV，2011）、《得道与成圣：现代中国宗教权威的建构》（英文，Oxford，2016）、《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两次复兴》（中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译著包括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重要作品，如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合译）、莫斯的《礼物》、涂尔干与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等。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礼物》和《原始分类》以及上述信息中未曾提及的涂尔干的一篇长文《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出版，其中前三本在版权到期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被收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而这也是此次我采访他的因由所在。因为疫情的缘故，汲喆已有近两年没有回国，采访那天是北京时间的下午，巴黎时间则是在早上，他安排好手头的事情，我们开始通过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访谈。
最早接触学术翻译时，汲喆还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本科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非常器重他的老师给他一篇英文文章让他翻译。尽管“非常上心”，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反复斟酌每个词、每个句子，但他对最终的结果还是很不满意，这篇译文最终也并未发表。彼时，如今的北京大学教授、同系师兄渠敬东已转至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再后来，渠敬东考入中国社科院读博士，本科毕业也来到北京的汲喆和他又再度相逢，并且由此开启了他的学术翻译生涯。
“那时候渠老师开始约我翻一些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作品。我是从校对他的译稿开始的，通过这个过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渠老师的译文非常精彩，对照原文，可以体会到他如何恰到好处地将原文以信达雅的方式展现出来。翻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外语水平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些思路和技巧，特别是处理中文的技巧，比如对句子的拆分与重新整合、对词语的选择，要做到既能充分表达原作者的语义，又能够兼顾中文跟外文之间的不同之处。”
后来，他们合作翻译了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翻译过程中，俩人互相校对对方的译文，有过很多讨论，于汲喆而言，这同时也是“非常愉快的学习过程”。他说自己于翻译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做好翻译当然要掌握基本的外语能力，然后去下苦功，但是光凭这些还不够，还要有一个向其他译者学习的过程。他建议年轻的译者，动手翻译之前，先在相关的学术领域找一个公认的优秀译本，然后中西文对照悉心解读，这对学会用两种语言表达同样的所指有极大的帮助。一旦领会到了两种语言的各自特点和贯通之妙，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精准地把握内容，而这就是态度和时间的问题了。此时，但有疑问便不能放过，须尽全力推究到底。1990年代时还没有电子词典，全部要靠手查，由于勤于查索，他在两年间翻烂了两本大部头的词典。做翻译工作时，案头必然是堆满各类专名词典、同义词词典和其他中西文工具书，以便随时查询、推敲、确认。回忆早年的翻译生涯，汲喆用八个字来概括翻译的艰辛——每积寸文，必流寸血。他说：“好的翻译必然要付出心血，而付出心血也不见得有好的翻译，它绝对不比书写简单。”
在汲喆看来，优秀的译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专业知识扎实，不能仅仅停留于在字面意义上读懂原文，而是要能理解文本（尤其是经典著作）背后的整个学术传统。第二，汉语水平好，消化原文之后再用顺畅的中文表述出来，这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译本的质量较差，其原因并不见得是译者没有看懂原文，而是译者的中文能力不高。第三，外语好。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要求。学术翻译的关键，是译者要兼具专业和外语的优势，现在很多地方找外语系的学生来翻译他们并不熟悉的专业作品，这是相当冒险的。“补充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翻译一定要有人校对，找一位至少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让另一双眼睛来检视文本。自己再认真，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阅读习惯，很多问题往往就滑过去了。”他感到幸运的是，在最初开始从事翻译时，就能与渠敬东有亲密无间的合作，而后《礼物》一书的校者陈瑞桦，也同样是义兼师兄的良友。汲喆指出，如果校对是认真有效的，那么译作就不单是译者与作者对话的成果，同时也是译者与校者（或合译者）对话的成果；翻译也不单是跨时空、跨语言的交流，而是一次真实、直接的社会协作。当然，无论校对还是合译，因为涉及到修改和重写，有时难免会产生一些分歧，这时候就要基于相互信任做出灵活调整。他说，“在法语中有一种说法：‘翻译即背叛’（Traduire，c’esttrahir）。这是说翻译难以完全体现作者的原意。然而，如果我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话，那么它恰恰要求的是真诚：对自己真诚，对原作者真诚，对合作者真诚。这样，即便最终对原文有所背叛，那也是真诚的背叛。”
这些年，他也审读过一些年轻译者的译稿，发现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译者往往未能以和原文同样品质的中文充分地展示出作者的意图。具体到翻译的技术层面，“首先是选词的问题，译者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才能知道哪些词是不能滑过去的，他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哪怕有时候可能会稍微拗口一点，但这个词必须要这样说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它能索引到的观念和问题。第二，句子一定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要求，虽然通常译者都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也具备基本的汉语能力，但事实上等到文本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文的构成方式跟中文很不一样，会造成一些语法上的困境，也使中文的问题变得格外突出。这时就得反复阅读、校改，直到顺畅而止。第三，要理解文章的内在气质，因为每个作者不一样，每个时代的文风也不一样，这就需要译者对作品和作者有全面的把握，才能把特定的语言风格展现出来。”
和当下出版繁荣多元的景象不同，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学领域学界能读到的译本相当有限，他跟随渠敬东等人翻译涂尔干和莫斯作品，初衷就是为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些基本文献。如今，早年的这些翻译作品也为他和国内同行及学子们创造了交流的契机。
在法国这些年，汲喆自感“如鱼得水”。2010年，他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任教。这所拥有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高校，是享有极高国际声誉的专门研究西欧以外语言与文明的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教授近百种语言，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文献学、经济学、艺术、传媒等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汲喆所在的中国研究系是该学院最大的四个教学单位之一（其他三大系为日语系、阿拉伯语系和俄语系），他本人主要教授有关中国宗教和中国社会方面的课程。“法国学生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宗教都很感兴趣。法国有非常悠久的汉学传统，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迁也吸引了很多法国年轻人。（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在法国有‘日本热’，90年代中期之后，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逐渐增加，选学中文的学生人数迅速增长。2010年前后，最多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中文系有一千多名学生，这个规模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汲喆的研究主题除了中国宗教和社会学理论（特别是涂尔干学派、莫斯学派）外，最近十年间他还着力研究法国早期经典汉学家如沙畹、葛兰言等人的作品。他陆续翻译了一些沙畹的作品，只是尚未出版。不过，他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创立了“法国汉学经典”译丛，一批具有法国教育背景的青年译者加盟其中，沙畹和葛兰言等人的重要作品的中译本不久便会相继面世。
除了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的教职，汲喆同时还兼任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CEIB）的主任。除校内的教学科研工作以外，他还花大量精力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会议、评审、编辑等活动，少有闲暇。这次约采访，因为他要去里昂开会，我们延后了一个多礼拜，而在采访结束的第二天，他又应邀去法国国立装饰艺术学院做一个关于中国佛教的讲座。所有这些，“都要花去很多精力。但这些事往往都关乎师友之情，不能不做。为人为己，存乎一心吧”。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